周甲辰

（湖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为六畜之首，寓意美好，是敦厚忠诚、勤劳刻苦、坚韧倔强、默默奉献的象征。古时祭祀、耕作与战争等大事一般都离不开牛，古代文人雅士经常描画与咏颂牛，而在鲁迅提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后，牛更是成为人们经常提及与赞颂的对象。从1960年2月到1969年7月，河南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历时10年，在特殊时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太行山绝壁上开造出人工天河红旗渠。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渠哗哗流淌的生命之水与幸福之水，更形成了了不起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它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牛的品格存在共通之处。

1 迈出牛步子

牛有一种珍贵的品格，那就是敦厚忠诚。它对华美的装饰与漂亮的称号不感兴趣，更不会沉湎于遥远虚幻的目标，但它会随时听从主人驱使，只要将一根木辕横上它粗糙的肩头，它就会负重前行，每一步都迈得稳重有力，每一步都会落在实处，无须任何承诺，主人的一声吆喝，眼前的一道鞭影都是对它最好的鞭策。鲁迅以“孺子牛”自喻，蕴含着他爱护后辈、服务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诚愿望。画家李可染以“师牛堂”命名画室，常以牛为创作对象，他在自己画作《渡牛图》上题词：“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不倦写之。”[1]这段题词很好表现了对牛宝贵品格的喜爱与崇尚，此后还曾反复出现在他以牛为对象的画作上。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2]林县历史上是个“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的干旱贫困山区，县志中常见“大旱”“绝收”“河井干涸”“地裂禾焦”等记载。自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514年中，该县因大旱绝收30多次，其中有5次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县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人畜饮水困难。1959年，该县又遭遇前所未有的干旱，庄稼几乎绝收。可以说，林县人民世世代代最缺的是水、最渴求的也是水。20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林县县委县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繁重非常。县委书记杨贵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经过认真分析，毅然决定建渠引水，这是他们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的结果，是他们传承与弘扬孺子牛品格的结果。

杨贵认为，“只有抓住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且带领群众一起奋斗，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智慧，才会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3]。在筹划与建设红旗渠过程中，他身先士卒，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并肩奋斗；工程正式开工前，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翻山越岭查找水源、勘探线路，研究方案，广泛听取方方面面意见，真正做到集中民众智慧，审慎决策。1960 年，林县县委决定推行“五同”工作法，要求全县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后来规范为“五结合工作制”并全面运用到红旗渠工程建设中。红旗渠工程建设过程中，县委县政府真诚为民，从点滴小事做起，各个工段都安排专人负责解决群众吃饭、住宿、看病等具体问题。工程指挥部要求民工劳逸结合，严禁夜间加班，并派专人夜间检查；工程竣工后，有效灌溉面积极大缓解了林县缺水难题。所有这些都说明红旗渠工程是解民忧、顺民意、得民心的工程，说明杨贵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具有牛忠诚为民的品格。

2 鼓足牛劲头

牛有蛮劲，耕田拉车从不惜力，在传统文化中是负重前行、实干苦干的象征。柳宗元形容牛：“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牛赋》）；王安石形容牛：“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其三》）；梅尧臣形容牛：“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其十》）。建设红旗渠充分体现了林县人民像牛一样舍命苦干的品格。工程难度之大，难题之多、任务之重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尚未开工建设者就须直面五大困难：一是缺钱少粮。工程动工时，全县只储备300万元现金，1.5万吨粮食；基建物资也很匮，连钢钎、镐头等简单工具都不够。二是人才匮乏。全县只有28名水利技术人员，最高学历仅为中专毕业生，大部分民工没有施工经验。三是水源较远。到漳河上游修坝引水，距离较远而且已越入山西境内。四是施工难度大，引水干渠须经过太行山绝壁，而且水源地海拔较低，渠道水流落差少。五是孤立无援。当时国家已临经济困难时期，工程建设得不到任何外界援助。可以说，启动这一浩大工程，林县人除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壮志以外，其他什么都缺。但是，他们却不等不靠，敢于迎难而上，以一身牛劲负重前行。

“红旗渠精神的落脚点是实干、是奋斗。”[4]工程启动后，杨贵和林县人民没有想过要回头，他们像倔牛一样勠力同心，笃定前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制，没有炸药自己造，没有工具自己做，没有技术干中学；住房不够，他们就崖洞安家，铺草枕石；粮食不足，就野菜当饭，餐风饮露；缺少机动车辆，就组织人员肩挑、车推。几年积累下来他们共自产水泥5 170 吨，占工程总用量的77.1%；自制炸药1 215 吨，占44.3%；自烧石灰14.5 万吨，占100%。可以说，工程推进的每1米都离不开林县人民的艰辛付出。浊漳河截流、青年洞开凿等关键工程，更是彰显了他们非同一般的苦干精神。为运送工程所需大量沙石，承担渠首截流任务的数千社员在羊肠小道上奔跑，一个月内平均每人穿破四双布鞋，磨烂六副垫肩。在浊漳河截流的最后关头，社员们不顾天气寒冷纷纷跳入水中，臂挽臂，肩并肩，硬是以血肉之躯对抗奔腾咆哮的河水。经过10年奋战，林县人民共投工5 611 万个，在太行山绝壁上以最原始的方式，人工一锤一凿硬生生削平1 250个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1座渡槽，完成土石方2 225万立方米，建造干渠70.6 千米，干渠、支渠和斗渠总长度超过1 520千米，同时完成了水库、塘堰等配套工程建设，他们所建造的人间天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周恩来总理当年曾说：“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应该去参观一下红旗渠。”[5]

3 秉持牛脾气

牛平常性情温顺，就算是小孩子也可以骑着它到处走。但牛的脾气又很倔，一旦发作起来，一大群壮汉也都拉不住，而且即便被顶得头破血流也不肯轻易罢休。也正因为如此，牛不仅能忍辱负重，更能始终如一，它认定了道路往往就会一往无前，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所谓“牛脾气”“倔牛”等，都是中国人经常用到的词语。红旗渠工程任务重、投入少、战线长、施工难。当年杨贵提出建设这一工程时，班子成员惊讶者有之、感叹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不少人善意劝告他三思而后行。但是，杨贵有自己的牛脾气，已认定的东西决不轻易改变。他说：“大家放心，出了问题我一人负责。”红旗渠开工一个多月后，杨贵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施工存在问题：工程全面铺开战线过长，资源和能力分散，后勤保障困难，建设质量得不到保证。为此，杨贵全面否定原有方案，调整施工组织，集中力量分段、分期实施。但是这需要重新调整人力物力，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杨贵凭借自己的牛脾气，力排众议，主动承认原有方案错误，同时承担方案调整责任，使得工程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红旗渠建设过程远不是顺风顺水的，它一直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与反对。施工初期，就有人举报称：“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杨贵的牛脾气再次凸显。他曾说，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只认准一条，老老实实工作就行了。“老老实实工作”是牛的品格，也是杨贵认准的死理。红旗渠工程实施10年，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牛的倔劲与担当。红旗渠工程实行区段承包责任制，每项工程竣工验收后，负责承建的公社、大队要在渠道或建筑物旁边立一块小石碑。杨贵说：“这块小石碑既是建渠民工功绩的记载，也是红旗渠水久性的质量标志。30年内渠道出了问题，当初谁负责修建还要由谁负责重修。”[6]因为以倔牛的精神追求工程质量，也因为始终如一的负责与担当，虽然当时施工条件较为落后，但是工程质量却堪称样板。

4 凸显牛风格

“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也是牛的基本品格。柳宗元曾这样形容牛奉献的一生：“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牛赋》）；王安石评价牛：“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刘叉评价牛：“渴饮颍水流，饿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竭。”（《代牛言》）南宋李纲也说：“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鲁迅形容自己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他还说自己“甘为孺子牛”。一个“甘”字，充分表现了他心甘情愿、真心实意为后人、为大众服务的品格。

据统计，林县50万民众有30万人直接参与了红旗渠工程建设。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像牛一样默默奉献。工具短缺，他们从自己家里带来铁铲、锄头和小推车，他们还带来了鞋和手套等，私物公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在工地上忍饥挨饿是常事，领导常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1960年2月至8月，民工每日补助粮食1千克，干部补助0.75千克；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补助粮食0.6千克，干部补助0.4千克，由于填不饱肚皮，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但仍然奋战在工地上。时任工程总指挥马有金为填饱肚子而猛灌盐水，县委书记杨贵有一次竟饿晕在工地上。10年奋战，林县人民的付出是巨大的，先后有81人牺牲在工地上，年龄最大的60 岁，最小的17 岁。还有256人重伤致残，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很多人身上留下了无法消褪的疤痕。林县党员干部，从县委县政府领导到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一直战斗在工程前沿阵地，工地上先后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除险队队长任羊成身上勒着麻绳在悬崖上凌空排险，门牙被飞石击中脱落，他硬是用身上带的钳子把三颗门牙拔下继续排险；妇女营长李改云在出现塌方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救别人自己被碎石埋住，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神炮手常银虎，腰系绳索，在崖壁上点炮爆破，排除瞎炮，随时准备光荣牺牲。这些人既是林县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 865万元，这对于一个贫困县而言，无疑称得上巨资。但是整个工程经费使用十分严格，翻开当年红旗渠工程账本，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粮食和资金补助严格按照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建设过程虽长达10 年，但全程没有一次请客送礼，没有一个干部挪用修渠物资，没有一例贪污受贿。住地再艰苦，也没有人动用修渠的钱盖房子；工作再繁重，也没有干部照顾自己的家人亲友。管理者精打细算，从不浪费1分钱，还总是努力通过修旧利废，一物多用节省资金，形成了有名的“老抠精神”。可以说，红旗渠工程既是铭刻奉献精神的丰碑，也是凸显清廉品格的美景。

“天下之山，莫大于太行。”800里太行巍峨壮美、凌虚抗势，被誉为“中国脊梁”。生活在太行山的先辈们很早就孕育出了“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太行山精神。林县地处太行山地区，这里及临近的土地还培育了焦裕禄、谷文昌等一大批堪称时代楷模的优秀共产党员。“红旗渠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7]，同时也是太行山优秀地域文化的产物。它与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谷文昌精神等一脉相承，而且也必将跟这些精神一样载入史册，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