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 云

2020年7月，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史家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当年即获得豆瓣“年度外国文学（非小说）No.1”的殊荣，其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这也难怪，此书探讨的问题，如底层出身青年的成长困境，学校文化体制对平民阶层孩子隐蔽的压迫，教育是实现阶层跨越的途径却又无时不在强化阶层固化等，在中国同样普遍存在。相信不少读者单看豆瓣关于此书的推荐语——“著名知识分子如何与原生阶层和解？不再将问题归咎于家人与心理创伤而在教育制度、阶级差异中反思社会对人的塑造”，就会产生强烈的阅读渴望。

不过，《回归故里》能获得这么多读者的青睐，在网上引发那么多共鸣，还与其独特的写作方法有关。福柯、布尔迪厄等法国思想大师早就揭示社会生活诸领域（性别、性向、种族、文化、教育等）背后隐秘的权力结构，但他们的著作太过精深，表述上枯涩难懂，大部分普通读者被排除在专业壁垒之外，而埃里蓬此书既是以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法写就的个人自传，也是“以私人经验为基础所书写的历史和理论作品”，其特点在于关注私人经验，同时在深入挖掘个人经验和记忆中链接他人的经验、关注他人的痛苦。《回归故里》兼具动人的文学气质与深刻的理论视野，对普通读者而言，是一部容易入手又能激起深思的作品。

埃里蓬出身于法国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幸运地通过接受教育实现了阶层跨越，成为知名学者，以善于“革新学术景观”闻名学界。自20几岁离家求学后，埃里蓬就选择“暴力地”脱离自己的原生阶层，几十年里没有再回去，甚至连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原因所在，是他与原生阶层之间深深的隔阂，回到早已脱离的工人阶级世界让他感到难堪、尴尬、手足无措；以及对“性规则”的反抗，他在十几岁时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而当时的平民阶层对性少数普遍持不宽容态度。除了母亲，他没办法也不想再面对其他亲人。初读此书，觉得埃里蓬过于自私、冷漠，但在细读之后，对他的选择多了一份理解，尽管对其某些做法无法认同。

埃里蓬的父母均出身于社会底层。许多世代以来，这个阶层的人总是过早地结婚、生育，在繁重的工作和无望的婚姻中重复父辈悲哀的生活，一成不变如同宿命。埃里蓬的童年是在见证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的，两人吵架时经常大喊大叫，大声摔门，往地上扔东西，“除了用最恶毒、最伤人的话语攻击对方，他们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到头来，对另一半的厌恶成为一种生活模式，渗透至他们共同生活的时时处处。对于一个孩子而言，长期的家庭暴力氛围自然是令人痛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之所以想要摆脱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日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

每个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艰辛劳作之后，埃里蓬的父亲都要到小酒馆寻欢作乐，且常常夜不归宿，通过向外纵乐来排遣生活和婚姻双重失败带来的绝望感。类似的陋习在当时的男性工人阶级中屡见不鲜，甚至可说是一种“阶级习惯”。多年以后，埃里蓬依然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消失两三天之后醉醺醺地回到家里，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身边能够拿到的瓶子，狠狠地扔到对面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此事成为埃里蓬一生难以抹去的创伤。

底层民众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即生育上缺少计划和节制。埃里蓬的父母二十来岁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了不让本已贫穷的状况变得更糟糕，母亲不得不多次堕胎。他们只能求助于没有资质的非法堕胎机构。“我记得有一天，父母前往一个巴黎郊区的小镇——奥尔日河畔的瑞维西，准备出行时，全家都被一股悲凉的气氛所笼罩，上路以后，母亲脸上写满焦虑，父亲沉默不语。到达巴黎后，他们把哥哥和我留在外祖母家里。几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母亲对外祖母低声嘟囔了几句，说一切顺利。哥哥和我当时还很小，但奇怪的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段叙述极其平静，但读来令人不寒而栗。后来埃里蓬的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孩子，分别比他小8岁和14岁。

显然，这是一个如泥沼般使人陷溺的底层世界。而弥漫于这个阶层的同性恋歧视文化也无时无刻不使埃里蓬感到恐惧、痛苦、耻辱、羞愧。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他“逃离”的决心。但如果埃里蓬一直坚持他的“逃离”，本书也就不会诞生。埃里蓬在父亲死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他和母亲翻看自己和兄弟们童年、少年时的照片，惊讶地发现，那些最个人化的生活空间、社会关系，都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们曾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和形态，是我们体内最深层的真相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埃里蓬一直视父亲为憎恶同性恋心理与文化的代表，从母亲口中，他得知父亲早已接受其同性恋身份，甚至愿意为此而与那些评头论足的村民大打出手。他了解了父母在工厂流水线上挥洒汗水，或在雇主家中遭受羞辱的经历，而那个时候，他正在学校沉浸于贝克特、杜拉斯、萨特和波伏娃的著作而心灵激荡。他猛然意识到，父子之间从未有过坦诚、平等的沟通，责任有很大部分在他身上。对原生阶层的羞耻感，导致许多和解的机会被有意无意地错失了。

在对过去的追忆中，埃里蓬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应该为他浑噩的一生负责的，不是个人责任，而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它造成了贫穷和粗鄙的代际传递。底层阶级和特权阶级的生活经历，使埃里蓬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阶层分隔造成的撕裂，对工人阶级被压迫、被损害的生存处境也有了更真实的理解。他意识到，不能仅仅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来看待底层生活给自己造成的创伤，而应该采用反思性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悠悠岁月重新浮现，埃里蓬要做的，就是在重述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揭示社会结构的压迫机制和再生产机制。矛头所指，则是教育。

在法国，一位工人家庭的孩子典型的成长路径，是在接受中学教育之前就开始厌倦学校生活，然后自动选择辍学，在少数选项中选择自己的职业。埃里蓬的哥哥十几岁就成为一名屠夫的学徒，然后早早地结婚生子，沿袭其父辈的生活模式。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中指出：“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少。”事实是，别说高等教育，他们连通过“公办高中”的申请都非常困难。法国的中学教育是为资产阶级家庭孩子量身打造的，平民阶层出身的孩子大多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也不可能对艺术审美活动感兴趣，对于上学他们只会感到无聊和隔阂。

底层出身的孩子想要进入上层社会，自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必须努力克服阶级“习惯”，自律地安排学习生活，大量地阅读，强迫自己去培养艺术鉴赏力；必须改掉平民阶层和地方的口音，重新学习说话的的方式，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让言辞更得体、更优雅。在学校，他们还要时刻承受资产阶级学生、教师审视的眼光。高雅音乐是鉴定一个人文化修养的“最狡猾也是最残忍的测试”：“老师会不停地让学生试听乐曲片段，当出身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忘情地跟唱时，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则私下互相讲些傻乎乎的笑话，或者忍不住放声说话。”音乐使一个人“暴露自己与‘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感抑或是生疏感”，平民阶层学生面对这个高高在上的文化门槛，感受到的是隔阂，无力，耻辱，甚至是厌恶。

在埃里蓬看来，教育作为获取“文化资本”、通向体面生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本身就蕴藏着隐蔽而残酷的不平等和歧视。学校文化秩序变成一种淘汰机制，把平民阶层的孩子筛选掉，并营造出是他们自由选择了出局的假象。教育即使不是特意设计的，至少也达到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即使是具有自由人文主义情怀的教师，面对这套体制也很难改变什么。

作为平民阶层学生，埃里蓬不得不以远超资产阶级学生的努力，来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这个再教育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来自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的鄙视，而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发现自己与原生家庭之间已格格不入。他不断在两个世界、两种身份之间辗转，最终身心俱疲，只能选择脱离家庭。他磕磕碰碰地接受完高中教育，而后进入大学，却因社会身份而无法获得博士学位，仅取得硕士学位。若非机缘巧合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解放报》，结识了布尔迪厄、福柯等文化名人，埃里蓬未必就能实现阶层跨越。

在法国，真正界定、区分阶层的标准是“文化”，而非经济。法国的中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育。波兰诗人米沃什在流亡法国的十年中，“穷得就像教堂里的耗子”，可即便如此，他的两个孩子依旧可以毫无阻碍地上公立高中，因为他精通好几门语言，且与他交往的多为当时顶级的文化名人，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之下，文化修养超过了普通的资产阶级孩子。而平民阶层即使经济条件大为改观，依然属于底层，埃里蓬的家人、亲戚便是如此。在此我们看到文化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反思、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压迫机制的一部分。埃里蓬没有简单地排斥文化，而是选择了文化中“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

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中说，“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在《回归故里》中，埃里蓬多次提及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同样出身平民阶层的埃尔诺在青年时期读到布尔迪厄的《继承人》，遂决定要“书写在自己阶级身份提升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耻”，也就是“为自己作为‘被统治者’的社会身份雪耻”。沉入自己的记忆，“为自己的出身雪耻”，也是埃里蓬写作《回归故里》的目的。

尽管中国和法国的国情有许多差异，但《回归故里》作为一种参照，对我们清晰地理解中国问题不无启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关于阶层固化、阶层流动、贫穷代际传递的讨论同样非常热闹。就在《回归故里》出版的同年5月，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创建，短短两个月，成员就涨到8万以上。小组简介与发帖内容显示，这是一个“985”“211”高校学子或毕业生分享失学失业故事、讨论如何脱困的平台。这些成员大多来自乡镇或三线城市以下的小县城，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擅长刷题应试，在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考入中国名校。然而，自进入大学之后，由于家庭社会资源的匮乏、视野的狭隘和社交能力的薄弱，他们在学业、生活和就业上深深地感受到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之间的差距，并在“同侪压力”下深受打击，因而以“小镇做题家”自嘲，部分人甚至自称“five（废物）”。不少评论者以“自身不够努力”“沉溺于学霸人设”来嘲讽、指责这些青年的无力感。如果借鉴埃里蓬的分析视角，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无力与无助，不只是个体性的问题，背后更有着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换言之，这首先是集体性困境而非个人问题。今天的舆论、学界对于“阶级”讳莫如深，不仅我们不谈“阶级”，据埃里蓬所言，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普遍也抛弃了“阶级”概念。然而，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而自动消失，当下，我们尤其需要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视角。

社会学学者项飙曾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认为：“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不管有钱没钱的人，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看的娱乐节目、享受的这套象征体系、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认知，跟其他阶层有很强的同构性。他们不会根据自己在物质生产系统里的位置给自己确定一个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跟着大众消费的潮流走的。”（《失语的“社会人”，和疫情下的社会边界》）以前，我对这种文化状况很失望，但读完《回归故里》，我倾向于认为，文化的“凋敝”似乎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中国社会幸而还没有发展到以文化来界定阶层的程度，阶层划分依旧以经济条件为主要标准，高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仍旧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若像法国那样，高雅文化成了阶层分隔的森严壁垒，普通家庭的孩子将难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此的文化，看似温文尔雅，内里实则是冷酷的压迫。

《回归故里》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反思性社会学著作，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其视野仍略显狭隘。不妨比较一下美国社会学者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在此书中，安妮特·拉鲁讨论了社会阶层如何通过家庭教养方式和成长环境强有力地塑造了孩子的性情、行为和思维方式：中产阶级家庭一般会采取协作培养的模式，如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和技能，为孩子精心安排多种休闲活动，从小培养孩子理性分析、协商讨论的能力，训练孩子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带领孩子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等；而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充足的时间教养孩子，一般采取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孩子经常与小伙伴待在一起，对自己长长的闲暇时光拥有控制权，也更懂得与他人真诚地交往，尽管他们很少质疑或挑战父母的指令，社交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但他们活得“更像孩子”。安妮特·拉鲁最具启发性的思考在于指出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主导性奖惩机制之间的亲疏关系。协作培养模式并不比成就自然成长模式高明，两种模式实际上各有千秋，但协作培养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推举标准”更为契合，更有助于孩子发展在未来的“工薪世界”中具有突出优势的各种技能（演讲才能、协商讨论能力、掌握几门艺术特长等）。从不同阶层衍生出来的不同的育儿方式，造就了实际上的不平等。这种批评视角是埃里蓬所缺乏的，他自始至终都认同高级文化所确立的奖惩原则，在认同它的同时愤怒地指责它把大多数底层民众排斥在外。彻底地“为我们的出身雪耻”，要求我们去质疑这套奖惩原则和淘汰机制。

作为曾经的“985废物”（也许如今仍是？），我想，每一个通过高等教育从乡村或都市底层走出来的青年，都可以认真读读《回归故里》和《不平等的童年》，借鉴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眼光，重审自己经历的困难、疑惑和痛苦，从而获得更好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能力。

埃里蓬说，我们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叙述，总是被社会和政治理解的框架所重构。如果由我来重述童年，我会说，能在一个田园广阔、白鸟悠悠的地方长大，实在是一种幸运。当你在田野狂奔，一群又一群的白鹭受到惊吓，纷纷在身边飞起，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不会明白那种感觉，它会让你终其一生都追求率性和自由。这种个人经验和记忆，比之高雅文化，更适合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捍卫个人的独立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