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科

常听人说：“正在读闲书”，或者“买了几本闲书”。不知他们为什么这么称呼，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闲书”的标准是什么。“闲书”大概一是指通俗的书，二是指次要的书，三是指为了打发时间或求得内心愉悦的书（有空闲时间可看，为了获得闲情可看）。在我看来，有些书之所以被称为或者认为是“闲书”，与这些书本身的性质以及社会、读者自身的需要直接相关。

先说书的性质。就性质来说，“闲书”一般指通俗读物，如20世纪前期的《礼拜六》《良友》杂志，或今天的《知音》《读者》以及一些散文、随笔、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之类。与“闲书”相对的是各种专业书刊，这些书刊或有高深的理论，或含艰深的知识。相应地，读者阅读时也需要付出不同的心力，以不同的姿态应对。读通俗的读物，如枕边书之类，可卧可坐，皆可引发人的闲情；读专业书刊，则要正襟危坐，如临大敌，考验的是人的脑力和耐力。1921年第八卷第七期《学生》杂志中，曾有人以“软性读物”与“硬性读物”来指称这两类书：“所谓硬性的读物，我是指说那一种需要读者相当的思索工夫研究能力和耐心的书报而言。反之，所谓软性的读物，是指那一种不必要读者如何的耐心和思索力，只是随读随解，且能立刻发生快感的书报而言。”1925年，茅盾比较了这两种读物的接受情况，他说：“一般人对于其他出版物的迎拒已可概见。即以文学书而论，如果你去调查一下各种文学书的销数，便知道小品文随笔创作小说等销得最多，其次是诗集和翻译小说，又其次是戏曲等等，至于文学原理的书和什么文学史，简直销得极少。从销售的数目字里，分明表示现在读文学书的人们也喜欢软性的读物，不喜欢硬性的。”他又说不能认为硬的就比软的好，但是如果全体国民的阅读趋向软性，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是民族精神颓废的表现，因为这说明人们“没有勇气来企图繁剧艰重的事业了”！

再说社会、读者的需要。社会如果需要某一类书，或者说精英阶层、上流社会认为某一类书重要，那么这类书无论其性质是软还是硬，都常被视为经典，反之则被认为是闲书。大家读《红楼梦》，发现书中贾宝玉说自己“喜好些杂书”，他所说的“杂书”指的是《庄子》和《西厢》之类。其实，要弄懂《庄子》的思想并不容易，要知晓《西厢》的作法也非易事，也就是说，这两本书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算是“硬性读物”了，那么为什么还被视为闲书呢？显然，是因为《庄子》里有许多寓言和神话，这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正统思想格格不入，其中“无为”“无用”的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情怀背道而驰，而《西厢》更是被认为充斥着“淫词邪语”的艳曲。当时，被视为经典的是用于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等圣贤经传。随着传统教育的转型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庄子》被视为哲学经典，而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西厢》也被视为文学经典。就读者个人的需要来说，如果因为研究的需要而阅读某一类书，那么这类书无论是硬性的还是软性的，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闲书。举个例子，假如你要研究《故事会》几十年来叙述风格的演变，或者研究自古以来武侠小说的结构模式，那么这些书即便再怎么通俗，对你来说，也不是次要的或者是用来打发时间的“闲书”，并且你也不能随意读之，而是要集中精力、咀嚼研索。同样的道理，有时候即便是一些硬性的学术书，也因为你不太需要而成为“闲书”。如我在北京读书三年，我的导师郑国民先生没有开过什么专业“必读书目”，而是推荐我读余英时、冯友兰和陈平原的著作。大概在导师看来，这三位著名学者虽然研究历史但学问做得很活。很可惜的是，在读书期间，我并没有系统、认真地阅读这三位先生的书，当时以为这些书与我研究的语文教学论没什么关系，是对我的研究来说没什么用的“闲书”。毕业之后，有余暇再读，发现他们书中的研究方法对我来说不是无用而是有大用。

古人追求“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刺激。我更喜欢“午后推窗读闲书”的情致。治学读书，能说什么书是闲书呢？可是人到中年后，还有什么书不可以当成闲书来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