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中的罪责、人性与启蒙

2023-04-15王霞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3年1期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朗读者》由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所写，讲述了米夏·伯格与汉娜·施密茨纠缠一生的爱、罪责与创伤的故事。小说中的汉娜·施密茨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挑选犹太妇女，将她们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还眼看着几百名犹太妇女被烧死。汉娜无疑是有罪的，那么，她是否是一个无情、残忍的恶魔？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当时纳粹德国的集体之恶中，每个个体成员是否要承担相应的罪责？汉娜由于无知而犯下的罪，是否情有可原？可以说，《朗读者》体现了本哈德·施林克对二战时期德国个体罪责与集体罪责的反思与探究。另外，朗读作为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对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成长起着怎样的作用，与启蒙有着怎样的关联？事实上，这种对于大屠杀的罪责问题的探究，不应只是德国人反思的问题。日文版《朗读者》的译者感叹说：“这是一篇让日本人羞愧欲死的艺术檄文。”[1]由此，文章将对《朗读者》所蕴涵的纳粹大屠杀中的罪责、人性、启蒙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

一、个体罪责与集体罪责

汉娜·施密茨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女看守，不仅负责挑选没有利用价值的女性，将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送死，还曾眼睁睁地看着几百名犹太妇女在教堂里被火烧死，却一直没有开门。无疑，汉娜是有罪的。在法庭上，法官问看守，当关押犹太人的教堂被烧毁时，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眼看着犹太人被烧死却无动于衷?汉娜的回答是不能开门，作为看守，职责就是看管好囚犯，不能让她们逃跑。如果开门，秩序会很混乱，于是选择看着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汉娜的回答透露着一种冰冷的漠然。在职责和生命之间，她选择了职责，并且认为理所当然，自己没有任何过错。那么，汉娜是否属于十恶不赦的恶魔？是否属于邪恶之人？本哈德·施林克曾在访谈中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2]事实上，汉娜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朗读者》的开始，米夏与汉娜的相遇就是因为汉娜帮助生病的米夏，可以看出汉娜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而非冷漠之人。两人在一起后，汉娜在听米夏朗读时，很专心，甚至动情。这些表明了汉娜本质上并非恶魔，而是一个内心敏感、细腻的女人。问题是，这样一个善良、敏感、柔软、细腻的女人，为何会对大屠杀、对鲜活的生命的死亡无动于衷，甚至亲手将这些生命送去死亡之旅？

按照汉娜自己的说法，她只是在忠于职责，做自己分内之事。汉娜之恶，与阿道夫·艾希曼之“平庸的恶”有相似之处。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纳粹党卫军头目艾希曼，并非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变态杀人狂，也不是一个恶魔形象，而是一个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普通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3]306艾希曼之所以能够成为纳粹大屠杀事件中的重大罪犯，原因在于缺乏思考能力。在《朗读者》中，汉娜不论是作为西门子工厂的员工，还是作为电车售票员，都显示其对于工作的认真、负责，两次工作都被升职。在她作为纳粹集中营的看守时，不可避免地也是忠于工作与上级的命令，不会去反思这个命令是否正确，是否应该执行。汉娜之所以加入党卫军，也并非主观上想作恶，而是出于文盲的羞耻感。她主动放弃了西门子工厂的升职，失去了工作，而纳粹能为她提供一个集中营看守的工作。可以看出，不论是纳粹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还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汉娜，主观上都是为了服从上级命令，对于社会、个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缺乏思考力。在当时的纳粹德国，像艾希曼和汉娜这样的德国人很多。不论是纳粹的高级领导人还是中下阶层的党卫军成员甚至普通德国市民，都以服从上级的命令、获得上级的肯定与升迁为荣。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纳粹制度运行的螺丝钉和零部件，不具备基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导致平庸之恶盛行。正如徐贲所指出的：“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4]59

在这样一种集体之恶中，每个个体成员是否要承担相应的罪责？在《朗读者》中，由于汉娜是个文盲，她担心别人发现，做了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因此，“汉娜不识字成为一个隐喻：她是一个愚昧的人，犯下的是‘无知之罪’”[5]321。那么，由于无知而犯下的罪，是否情有可原？汉娜之所以作恶，一方面是外部原因使然。整个社会的外部环境推动着她不自觉地跟从社会风气、服从上级权威命令。正如她在法庭审判时中反问法官时说的：“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6]115徐贲指出：“在讨论专制制度下的个人道德责任问题时，外因同内因一样重要。”[4]61就此来说，要避免个人的作恶行为，就要改善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减少作恶的机会。另一方面，汉娜作恶有其内在原因，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个人道德选择。在面对几百名犹太妇女即将被烧死的情况下，她可以选择开门，让犹太妇女们逃跑，也可以选择无动于衷地看着她们被烧死。汉娜选择了后者。既然确实由于她的原因造成了几百名犹太人的死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从我们这一代学生看来，犯罪本身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6]171。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尽管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个体只是官僚体系的零部件，但是，正是这些零部件使得官僚机器正常运转，一旦追究罪责，这些零部件都要回归为人的属性。不论是艾希曼，还是汉娜，以下判决都同样适用：“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3]297

那么，年轻一代德国人如何看待、评价父辈的这种罪责？在米夏看来，汉娜是一个坚强、有魅力的女性，年龄上像他的母亲，肉体上是情人关系，情感上有割舍不去的爱。从年龄来说，米夏和汉娜是两代人。因此，《朗读者》中所反映的二战期间德国的罪责问题，不仅关系到作为第一代亲历者的德国人的罪责，还关系到作为第二代的年轻人对于父辈罪责的看法。本哈德·施林克指出，米夏正是出于对汉娜的爱，才卷入到汉娜的罪责中。“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2]2-3也就是说，《朗读者》所探究的是后代人如何平衡自己对于父辈的爱与父辈的罪恶问题。对于米夏来说，一方面，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忘却、割舍自己与汉娜之间的情感纽带；另一方面，他又很难面对和评价汉娜作为纳粹看守的罪责。汉娜是纳粹，米夏陷入对汉娜的爱中，也就连带着有了罪感，即爱上一个纳粹罪犯。“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6]136。可以说，米夏代表了二战后德国的第二代年轻人，他们爱自己的父辈、家人、老师，这些人有可能在二战期间扮演着纳粹帮凶的角色。就此来说，《朗读者》探究的问题是“后代人可以如何在不割舍个人对父辈亲情的情况下，对父辈参与造成的集体灾难记忆保持应有的记忆并作出应有的道德评价和反思”[5]322。

米夏由于对汉娜的情感，使他对汉娜的罪责抱有一份同情理解，尤其在他发现汉娜是一个文盲之后。“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尽力去理解她；不去理解她，就等于第二次背叛了她”[6]158。对于米夏来说，他的难题在于，既想要设身处地地理解汉娜的罪行，又要对其进行道德谴责。但事实是，理解与谴责很难同时进行。那么，这里的理解是否意味着米夏原谅汉娜的所作所为？汉娜在监狱中学会读写之后，曾给米夏写过一些书信，渴望和米夏进行交流。但是，米夏从未回复过汉娜，拒绝和她交流。在小说的最后，汉娜即将被释放出狱，米夏和汉娜在监狱里见面。米夏问汉娜是否会想起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拒绝和汉娜有更多的身体和情感交流。这些都表明，米夏尽管在情感上理解汉娜作为一个无知的文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充当纳粹的帮手，但是在道德上他还是无法原谅她的所作所为。米夏的两难处境代表了当时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于父辈罪责的复杂情感，无法在爱与道德评判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德国公民，米夏没有直接参与纳粹大屠杀，对于纳粹大屠杀不承担直接罪责。正如刘文瑾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良知在善恶判断问题上都是自由的，都要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负责，不存在父债子偿的问题。“灵魂与灵魂之间不存在株连关系，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灵魂负责，每个人都将独自面对终极审判”[7]。

二、朗读与启蒙

在米夏和汉娜的关系中，朗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两人相识不久还是汉娜被监禁以后，朗读都是两人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中介。另外，汉娜在做集中营看守期间，专门挑选年轻、体弱的女孩为她朗读。问题是，不论是集中营中被挑选的女孩，还是二战后被挑选的米夏，汉娜为什么要选择让他们为自己朗读？对于汉娜这样一个集中营的看守来说，她的罪恶与朗读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当汉娜在监狱中度过20年即将刑满释放时，她为何选择了自杀？她的自杀是否与朗读有关？可以说，朗读贯穿了《朗读者》的始终。

朗读是贯穿《朗读者》的一条核心线索。在米夏和汉娜两人发展为情人关系以后，朗读成为他们情爱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娜主动要求米夏为自己朗读。米夏也由被动的朗读转变为喜欢、享受朗读，两人一起沉浸在朗读带来的精神愉悦中。汉娜为何如此迷恋朗读，并主动要求米夏为自己朗读？随着小说的推进，我们逐渐了解到，汉娜是一个文盲，对于书本有着强烈的渴求。二战期间，汉娜曾经是一个小集中营里的看守，负责挑选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女工，将她们从小集中营送去奥斯维辛。汉娜挑选的方法与其他看守不同，她挑选那些年轻、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晚上去给她朗读，第二天再将她们送去奥斯维辛。不论是少年米夏，还是集中营中被挑选的女孩子，他们的朗读行为都是被动的。由于他们被汉娜选中，被汉娜要求朗读，才进行朗读。他们的朗读并没有改变汉娜的思想与行为。汉娜也没有思考过自己对于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米夏是否犯有罪过，更意识不到自己有罪。汉娜思想的转变是从法庭审判开始的。在法庭上，我们得知，汉娜之所以加入党卫军，并非因为其本性邪恶，而仅仅是她听说集中营在招聘看守，可以为她提供一份工作。此前，她是西门子工厂的员工，刚刚升职，却主动辞职。原因在于，不想被别人发现她是一个文盲。正是出于对文盲身份的羞耻感与自卑感，汉娜放弃了西门子公司的升迁机会，放弃了二战后她作为电车售票员的升迁机会，甚至放弃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羞耻感是主体对自我的强烈意识，具有掩盖自身的特性，其根本便是遮蔽和隐藏”[1]。为了不暴露其文盲的身份，在法庭要求她写字来核对笔迹时，她承认报告是她写的，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的几个看守被判处有期徒刑。可以看出，对于汉娜来说，工作、升职甚至生命、自由，都远远比不上她心中对于文盲的羞耻感。

这种羞耻感，促使汉娜渴望知识，渴望读书，渴望听别人为她朗读；通过朗读的途径，完成了她最终的人性觉醒。在监狱中，当汉娜收到米夏录制的朗读磁带时，充满幸福感地听着米夏的朗读录音。后来，汉娜由被动地听朗读，萌发出主动学习读书、写字的意识，到监狱图书馆中借书，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自学，还能够给米夏写简单的书信。汉娜通过书本的启蒙，寻找到了精神家园，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意识到自己曾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送去死亡的道路。汉娜在狱中度过18年后，即将提前刑满释放，见到了米夏。尽管米夏为即将出狱的汉娜安排好了工作、住处，但是汉娜却自杀了。陈家琪认为，汉娜因为朗读、学习写字，而对自己所犯的罪有了自我意识，唤醒了她的爱、同情与思考的能力。“因为她识字了，因为她读了那么多书，知道了纳粹帝国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所以，她不愿意活着面对世人，只好委托迈克把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捐献给当年监牢里的幸存者”[8]。

朗读召唤了汉娜内心深处沉睡的道德和良知，让她的人性觉醒。她已经不再是纳粹大屠杀时代集中营里毫无思想、不会思考的女看守，也不是法庭上仅仅因为文盲的羞耻感而认罪受罚的罪犯，而是一个能够反思过去所作所为并且勇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具有清醒自我意识的人。在面临道德抉择时，她选择了以死亡来面对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自杀则是早已注定的。在夜夜与死者的交谈中，她自觉坦然，相比之下，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现实中，她除了无所适从之外，还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她愿意选择属于自己的永久的安宁和坦然，然后尽自己的余力为自己赎罪”[9]。汉娜的罪过，不仅在于挑选集中营的女孩子为她朗读，并将她们送去奥斯维辛；不仅在于她作为看守，没有为教堂中的犹太人开门，致使她们死于火灾；还在于她作为一个比米夏大21岁的成年女性，引诱少年米夏，并造成他一生的创伤。不可否认，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汉娜对米夏不仅是情欲，还有感情甚或爱情。但是，当面对自己的文盲身份即将暴露的情况时，汉娜选择的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不告而别。对于少年米夏来说，他付出的却是纯真的爱情、信赖以及一生的创伤。尽管他与汉娜的相见只持续了一个夏季，但是，他的一生都生活在由汉娜所造成的创伤中无法走出。比如他婚姻的不幸、离婚，无法与另外的女人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汉娜正是意识到了自己对犹太人、对米夏的罪过，才选择了自杀。

朗读不仅对于汉娜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对于米夏的成长、成熟也有重要意义。米夏在被动为汉娜朗读时，还是一个身体柔弱的懵懂少年。他因为黄疸发病而呕吐，被汉娜照顾时，竟然哭了起来。软弱、懵懂的孩子般的米夏因为和汉娜的情爱关系而获得一种成长，他不断地吸收着来自汉娜的情爱及为汉娜朗读的养料。而朗读又是米夏与汉娜情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程序和象征。当八年以后的米夏在法庭上再见到沦为被告的汉娜时，他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及为汉娜朗读的经历，终于明白了汉娜为何要求他朗读。米夏在法庭上总是盯着汉娜看，但他却羞于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仅汉娜具有羞耻感，米夏也陷入一种深刻的羞耻感之中。如果说汉娜应该为作为纳粹集中营的看守而感到羞耻，那么，米夏也为爱上一个纳粹而羞耻。米夏知道汉娜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却没有勇气去揭示这个秘密，使得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米夏也陷入自责、内疚之中。当汉娜入狱，米夏主动录制了朗读磁带，有意识地为汉娜朗读。朗读让他们双方能够跨越空间，进行一种深层的精神上的交流。相比于汉娜通过听朗读而获得的启蒙与人性救赎，米夏也在日复一日的朗读中获得了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汉娜自杀之后，米夏为完成她的遗愿，将她的钱交给幸存者的女儿，并且第一次主动坦白承认了他和汉娜的关系。这表明米夏在朗读与反思中能够正视自己与汉娜的关系，正视汉娜的罪责以及由于自己爱汉娜而带来的罪责，实现了精神上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