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雪薇

摘 要：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同时，也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不同地区不同民系的传统村落因文化差异而造就了建筑的相异性。文章以增城地区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筑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对该地区的乡土建筑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有更深入的认知。

关键词：建筑人类学；传统村落；乡土建筑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4.030

0 引言

在当今盛行现代主义建筑之风以及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我国传统建筑体系中最富有生活氣息与人文精神的乡土建筑逐渐消失，乡土建筑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没有被正确地认识，大量的传统村落乡村建筑被破坏。而乡土建筑对于认识与研究一个民系或者一个族群的内在深层次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建筑人类学研究代表性学者常青教授在《建筑学的人类学视野》一文中以建筑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视角为切入点，可诠释建筑作为制度、场景、习俗以及感知对象的人类学属性与演变过程。①建筑人类学以其交叉研究视角在研究乡土建筑时，是从微观的建筑形态本身拓展于宏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该研究视角不仅对实体物质空间形态进行可观的研究，更对影响实体物质空间形态形成与演变的深层次文化因素有所挖掘。

增城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广州东部，东接博罗，北连龙门，西携从化，西南邻广州萝岗、黄埔两区，南隔东江与东莞相望，在文化上处于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交汇处，民风民俗兼有相互融合的特点。据《增城县志》记载，增城主要村落大多是广府人在宋元时期建立的，由于明末清初时期朝代更替、社会动荡以及山贼横行，大量客家人迁入增城地区，由此奠定了增城客家人的分布格局。增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多为清代或者清代以后民国时期所建，种类繁多，主要有生活建筑、宗教建筑以及防御建筑等，这些建筑承载了岭南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以及大量社会文化内涵，因此本文将乡土建筑结合村落相关环境、行为活动以及礼俗文化等内容展开研究，以期对增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文化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1 建筑人类学与乡土建筑

1.1 建筑人类学

建筑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体现与时代精神的镜子，总以直观形象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建筑人类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西方建筑理论界，从属于建筑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重在于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后随着各国对于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其逐渐渗透于不同学科研究中，从而对建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实质层面来看，建筑人类学是一种强调在特定环境下，对建筑现象的习俗背景和文化意涵进行观察、体验和分析的视角与方法，它试图从人类学内部考察建筑如何塑造人与形态，如何维系和解析社会关系。②建筑人类学注重研究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内容，其中包含人类的宗教信仰、礼俗活动以及思想观念等，这些内容构成了建筑的社会文化背景，并通过建筑的外观形态、功能布局和结构装饰等展现出来。

1.2 乡土建筑

关于乡土建筑的定义与内涵，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解释与界定，Paul Oliver在《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中提出关于“乡土建筑”的特征性，如本土的、传统的、民间的、乡村的等，这些限定性词语对乡土建筑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

建筑师Camilla Ghisleni把乡土建筑定义为一种利用所在地域的本土性材料与自然资源进行建造的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传统建筑，因此这类建筑与周边的环境始终紧密联系，并深受周围环境的特定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所影响，正是因为乡土建筑强调尊重本土性，所以乡土建筑在当代建筑的实践中被重新审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筑不仅是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具有特定思想观念的人，建筑与环境是一体且不可分割的，因而本文所倾向于研究的“乡土建筑”既包含建筑单体，也包含聚落层面。

1.3 建筑人类学对于乡土建筑研究的意义

在以往对于乡土建筑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多以建筑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生态学、设计学、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加以探究，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为建筑学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与诠释途径。人们对于乡土建筑的认识与探讨，若仅从传统意义上分析其建筑功能或者形态，那便忽略了乡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意义。乡土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形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信息的载体，而人类学所关注的正是其现象背后的规律与结构。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都具备一定的地域性与历史性，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不断交融，乡土建筑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它代表了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特性并且成了强化族群和地理位置之间联系的一种工具，增强了他们对于所居住区域的归属感。

通过建筑人类学的交叉研究视角，能够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乡土建筑物质空间形态的影响，对承载当地生活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的乡土建筑也有更深刻的认知。

2 建筑人类学视域下乡土建筑研究要素

2.1 建筑与环境认知

认知建筑所处环境于建筑人类学视角研究传统村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整体环境的直观认知。每个民族、家族都有各自固有的环境观念，传统村落的生成与演变反映了村落营建者结合所处环境、利用特定的环境理念构筑人居环境的过程，传统村落中人群的集聚方式呈现出同质的秩序化与区域化，因此在村落形式上表现为民居营造的共同选择，从而使同质性在乡土传统村落环境中得以强化。

在探讨研究建筑时应从现象回归于环境本质，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细分研究：第一，传统村落形成与发展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社会组织因素、宗法与礼制因素等；第二，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构成、演化与内涵，不同功能空间的划分与空间组织规律；第三，传统村落建筑空间与人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空间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

2.2 建筑与场所精神

在建筑学领域，“场所”指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的结合体，反映了在特定的地点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及环境特征等。因此它不是物质上的形体，而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容纳精神、情感与记忆的“容器”。挪威著名历史学家、建筑师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提出“场所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场所精神”是人内心主观意识空间与客观存在空间的融合，相对于场所，场所精神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即人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场所氛围，对场所萌生出的归属感或认同感。③

对于理解传统村落的场所精神而言，则需要把握一个村落的文化性格，文化能够将既有的“力量”转换为场所的意义，经由文化，人得以在事实上扎根，同时透过建筑，人赋予意义以具体的表现，集结建筑物并形象化和象征化其生活形式成为一个整体。场所精神作为建筑人类学视角下重要因素之一，本质上是对于空间的感性知觉，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设计中由建筑的物理形式唤起人们精神情感上的共鸣，建筑是“表达生活情景”空间的“具现”，具备传达精神层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建筑空间场所精神的塑造需要建筑与当地文化的充分融合，才能赋予建筑灵魂，以体现人文与历史文脉特色。

2.3 建筑与礼俗文化

礼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礼”就是规章制度，用于规范人的行为；而“俗”通常指的是我们所说的风俗。风俗是一个地区或者民族和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与民众习惯的合称，主要在民间传承，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又因其地域性的不同以及民族的不同有所差异，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礼俗文化，了解一个地区或者民族的传统礼俗及其演变，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重要部分。

传统村落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通常与举行仪式和活动的建筑场所有关。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祭祀活动，都需要相应的环境要素作为支撑，因而传统村落中某些环境的建筑内在含义需要经由相应的礼俗文化来表达，只有深入探究过去的礼俗文化，对其进行人类学的调研与分析，才能真正把握与理解建筑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反而言之，人们建造建筑时，在建筑装饰结构或者空间规划布局上会追求一定的礼制要求及象征意义。

3 增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研究

增城地区作为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过渡区域，呈现出不同文化建筑类型，北部地区如派潭镇偏向于客家文化，而南部地区如新塘镇则更接近广府文化。对于增城地区乡土建筑的研究，以往研究学者多从物质形态特征方面进行分析，而本文主要从建筑人类学的角度对其乡土建筑进行探讨，分析增城地区乡土建筑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增城地区乡土建筑的产生背景包含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制，反映了社会文化内涵，体现出广客交融的特点。

3.1 儒家思想与建筑环境

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与建筑环境不仅包含了物质层面的具体形态，同时承载了文化层面的相关信息。在建筑环境观上，儒家“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则表现为强化和突出建筑与环境的整一和合以及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结构的群体性、集中性、秩序性、教化性，注重建筑环境的人伦道德与审美文化内涵的表达。④增城地区的传统乡土建筑环境，无论是客家文化还是广府文化地区，都体现出儒家“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增城地区广府民居聚落形态主要有规整的梳式布局与自由式的水乡格局。例如，中新镇坑贝古村整体格局背山面水，村落选址背靠龙山风水林，村前挖月塘、筑胸墙和晒谷场，所有建筑面向村前的月塘，平面呈长方形棋盘状布局。这类传统村落的格局选取通常有其相应的文化缘由，我国南方地区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认为枕山、环水、面屏是最理想的人居自然环境，所以自然审美通常以自然环境、山水景观所指意象及取向构建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达了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与和谐。选择和创造传统聚落的外部環境，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尊重自然的内在法则，适当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以创造美丽的绿色生态环境。

广府文化地区乡土建筑一般由“一院一组”的单元组合而成，而客家文化地区乡土建筑的聚落形态主要是核心体与围合体。增城派潭镇石屋村布局严谨，较好地保留了传统客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客家围屋村，该村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四合院式布局，背靠龙山风水林，村前有禾坪和月塘。客家村落大多依山而建且聚族而居，因地制宜地建立自身的栖居之地，这些传统客家村落的建筑形态自身的体量性与向心性，与自然环境空间取得了一定的共生与平衡。

3.2 宗法礼制与建筑形态

宗法礼制是经由社会交往活动结缔而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宗法礼制对传统村落建筑形态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广泛的，不同地区的建筑形态受到不同的制度文化影响，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我们从传统村落民居建筑中的空间位序与布局要素中可以了解到建筑形态与宗法礼制之间的联系。

传统聚落的规划布局中，多以“尊”“宗”等宗法理念，建立以祠堂为核心的祭祖活动空间，用祖宗崇拜的血缘教化来增强情感凝聚力，以同姓同宗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合院住宅来组建家族共同的活动空间。⑤在增城客家文化地区的传统村落中，宗法观念较为强烈，核心主体通常是一个礼制空间且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如祭祀祖先的祠堂。围合体用于居住生活，中心的祠堂与环绕周围用于居住的廊屋是社会道德和家庭秩序的象征。专为供奉祖先而建的祠堂位于中心，代表着至高无上和永恒；用于居住的住宅建在祠堂的周围，显示出对祖先的敬畏与崇拜。正果镇竹林村与派潭镇河大塘村均为增城客家语系村落，两者不同的是，正果镇竹林村是方形（枕式围屋），而派潭镇河大塘村是圆形（围龙屋），两者村内祠堂均位于中轴线上，为五间三进，在建筑的规格、形制以及装饰等方面都十分讲究。客家系建筑一般常用土坯作为墙身材料，但在祠堂建造上则用青砖砌筑，以充分凸显出祠堂的主导地位。

增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礼制文化除了通过建筑形制来体现，也常有采用匾额、对联及取材于历史传记、民间故事或有吉祥寓意的花、草、动物形象的石雕、木雕、砖雕等来表现人伦常理。精美的建筑装饰在增城广府文化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上较为常见，以耕读传家、桃园结义等内容来表现浓厚的建筑文化内涵，且进一步传达了礼乐相济的宗法观念。

3.3 信仰崇拜与建筑装饰

增城地处岭南之地，先秦时代的南越人在此生活十分艰难险恶，科学技术落后，面对自然的力量毫无抵抗力，于是他们便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之心，从而能保佑村落风调雨顺，祈祷降福免灾。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村落中人们对于神灵、图腾崇拜的遗风逐渐流传下来，人们通过对神灵的信仰与膜拜来获得精神的慰藉，如增城民间流传至今的何仙姑诞、牛仔佛诞、洪圣诞等，都是祈求平安如意的增城民众所祭拜的对象。

在对神灵的信仰与崇拜的影响下，传统村落的建筑装饰也蕴含着趋吉避凶的涵义，人们通过在建筑装饰中构建精神文化信仰，以求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增城传统村落建筑装饰的神灵崇拜一般体现在墙檐、屋脊、梁架等部位上的雕刻，龙和鳌鱼是出现在增城传统村落建筑装饰上较多的神兽，尤其是增城广府文化地区的宗祠建筑。位于荔城街城丰村曹村社的陈氏宗祠，头门正脊脊背饰有牡丹花纹、博古纹、琉璃鳌鱼、果盘、鸟兽等图案。鳌鱼是海上的神兽，相对于靠近沿海的村落，人们会通过它以祈求风调雨顺、出海平安。有些村落的民居建筑会在山墙顶端的檐处雕刻蝙蝠图案，因为“蝠”与“福”同音，所以一只飞翔的蝙蝠通常寓意着“福从天降”“福运到来”的涵义。

另外，增城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墙体上经常能看到用于阻挡煞气的“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是远古人类对灵石崇拜的遗俗，旧时立于宅门外或者直对家门巷子两端的小石碑，是民间的驱邪方法之一。增城瓜岭村的新基区一巷1号民宅的入口左边墙体上就镶嵌有一块刻有“石敢当”的小石板，村内后期新建的民宅依然保有这样的习惯，以避开他们所认为的鬼神或者煞气。

4 结语

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作为“行为的容器”，满足着人们不同的行為需求，以此造就了村落与建筑的多样性。建筑人类学为乡土建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建筑成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包含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内涵。增城地区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由于其具有特殊且复杂的地域文化系统逐渐被许多研究学者所关注，通过对增城地区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再认识，梳理出乡土建筑物质形态表征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对于增城地区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保护与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常青.建筑学的人类学视野[J].建筑师，2008（6）：95-101.

②维克托·布克利.建筑人类学[M].潘曦，李耕，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③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④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93.

⑤王爱风，李伟巍.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传承与再造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