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佳

摘 要：文章对朝阳袁台子遗址西汉墓葬随葬品位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将随葬品根据用途分为六种类型，观察其在各时期的演进变化，并与同为县治的唐县高昌同时期墓葬进行对比，进一步总结随葬品位置摆放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发现袁台子遗址西汉墓葬室墓至西汉晚期才萌芽，室墓是墓葬宅第化的前提，该遗址西汉墓葬宅第化趋势较为滞后。

关键词：朝阳袁台子；随葬品；西汉墓葬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4.025

考古遗存中较为容易保存原始信息的为墓葬，若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对随葬品进行研究则可以更好地揭示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信息。现阶段学界对于汉代墓葬随葬品的研究不可胜举，研究方向包括类型学演变、组合特征、位置摆放等，范围涵盖全国各地。

1979年于辽宁朝阳袁台子遗址发掘了西周至十六国时期的遗址与墓葬①，该遗址地处北部边疆，出土“柳城”瓦当证明该地应为西汉幽州辽西郡柳城县治，也为西部督尉治所②，沟通东北地区与辽西走廊，地理位置重要。同时该遗址墓葬保存状况较为完整，发掘共分为四期，从西汉初期至西汉晚期，发展延续序列较为完整，为西汉墓葬随葬品位置研究提供了基础。报告中对汉墓四期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进行了梳理和断代分期，但缺少对随葬品位置摆放及墓主身份的详细研究，本文是补阙之作。

1 器物摆放位置分析

从观察器物位置摆放的纵向变化入手，即可考察一个墓群西汉时期的器物擺放位置所代表的葬制变化，尤其西汉时期是形成和发展汉制墓葬的重要时期，对袁台子遗址进行研究可观察该遗址汉制墓葬的发展进程。

黄晓芬曾在其研究中将随葬品分为礼乐器、生活实用品、威信仪仗用具、镇墓辟邪品、供献祭祀品、明器六大类③。本文根据其划分，结合袁台子西汉墓的实际情况将随葬品主要分为六类：仿铜陶礼器，为继承先秦时期礼制的随葬品，主要包括鼎、盒、壶④；生活实用陶器，如罐、盆、壶一类，皆为生活实用器具；工具类，可能与墓主身份性别有关，如铁、铁刀等；贵重器物类，墓主生前佩戴装饰，或与其生前喜好有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墓主身份、财力，根据是否为生前贴身携带分为两类，前者如项饰、带钩、指环、钱币等，后者如漆器、石砚等；殉牲类，为墓主准备的殉牲，如猪骨、牛骨一类的兽骨；陶制模型明器类，如陶灶。

1.1 随葬器物相对墓主位置统计

随葬品所服务的对象为墓主，故在研究位置摆放时应以墓主为中心。其中，根据贵重类器物是否可以随身携带或者其使用、装饰意义主体是人还是墓葬（或墓葬所反映的人类生活空间）将其分为两类，前者为贵重器物a类，如项链饰品、五铢钱等，后者为贵重器物b类，如石砚、漆器等。

由表1可以看出：

仿铜陶礼器位置相对集中，皆位于头厢或东边厢中，随葬此类器物的墓葬葬具至少为一棺一椁。

生活实用陶器位置根据时代、葬具不同存在不同情况。西汉初期皆位于头厢处，西汉早期放置位置开始复杂。葬具仅有一棺的，生活实用陶器存在位于棺内头部与棺外头部两种情况。葬具有椁的，生活实用陶器在墓室内存在头厢、边厢两种情况，墓室外填土也有少量出土。西汉中期皆位于东边厢，西汉晚期无葬具的，位于墓内西南角墓主左腿外侧，有棺有椁的皆位于棺内墓主头部或左侧东部处。

工具类器物西汉早期主要出土于棺外墓主头部处或填土中，西汉晚期出土位置包括填土、墓道与木椁之间、南部棺椁之间、墓主左腰部与右小腿外侧。

贵重器物a类相对于贵重器物b类一般较小。贵重器物a类出土位置主要包括墓主身旁、头厢、填土；贵重器物b类西汉早期出土自头厢或东边厢处，西汉晚期皆位于墓主身旁。

殉牲类随葬品在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期主要位于墓主头部附近，西汉晚期皆位于墓主左腿外侧，整体距离墓主较近。

陶制模型明器类器物仅一件，墓道出土。

1.2 器物摆放位置分析

仿铜陶礼器：其仿礼器与承接前代习俗的性质决定了其位置由前朝发展而来，后又在融入汉大一统中消失。仿铜陶礼器在袁台子西汉墓中仅出现在初期与早期，皆位于棺椁之间，具体位置为头厢与边厢。头厢因为空间相对较小放置较为集中，东边厢中放置较为松散。

生活实用陶器：生活实用陶器西汉初期至西汉早期主要位于墓主头部附近，譬如头厢、东边厢近头部。也存在于填土中出土的现象，仅一例，可能该陶器与随葬于墓主头部附近的陶器意义不一样，墓主头部附近的陶器可能为供墓主在阴间使用，而填土中出土的陶器可能与下葬仪式有关。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出土于东边厢的陶器不再仅仅围绕墓主头部附近，开始出现在墓主足部、腿部或分散在南北两端。以上证明袁台子地区西汉中晚期墓葬生活实用陶器主要放置在墓主左侧。生活实用陶器根据实际用途可大致分为贮藏器与其他类型：贮藏器主要包括壶、罐等；其他类型主要包括豆、钵、盆、盘等。两类器物因用途不同，在墓葬中位置略有不同。头厢中由于空间较小，区分不明显；东边厢中空间较大，部分墓葬存在区分，贮藏器主要集中在北部，其他类型相较于贮藏器则略微靠南，有一定间距。

工具类：出土自墓主身旁的工具类器物可能与墓主生前联系较为紧密；出土自棺外头部、棺椁之间的工具类器物，或与墓主生前无前者紧密，或为习俗；出土自填土的工具类器物可能与下葬仪式有关。

贵重器物类：下有两小类，为贵重器物a类与贵重器物b类。贵重器物a类在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期出土位置存在两种情况：一种与墓主关系紧密，位于墓主身侧；另一种位于填土中。贵重器物a类在西汉晚期出土位置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新增墓道、棺椁之间、墓底。贵重器物b类在西汉早期主要出自边厢与头厢；西汉晚期则位于棺内墓主身旁，其位置与西汉早期位置相似，位于墓主头部上侧与右足外侧、足部下端。贵重器物a类有单独与其他种类器物同出的现象，但是贵重器物b类与贵重器物a类伴出，并无贵重器物b类器物单独与其他种类器物出土的现象。

殉牲类：西汉初期至西汉早期在墓主葬具为一棺一椁中位于头厢、东边厢中，葬具仅为一棺时位于棺外头部处；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皆位于墓主左侧棺内东部。此类器物出土较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袁台子殉牲由原先墓主头部、左侧两种随葬位置逐渐集中于墓主左侧。

陶制模型明器类：仅西汉晚期出土一例，位于墓道。

2 与唐县高昌汉墓进行对比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高昌于2006年发掘一批汉墓，以西汉墓为主⑤。西汉时期唐县属冀州刺史部中山国唐县治所，与袁台子遗址相比，二者同为县治，皆发现西汉墓群，時间连续，可作为对比进行研究。

高昌汉墓中由于西汉初期墓葬与西汉早期墓葬较为接近，难以区分，所以发掘者将西汉时期墓葬分为三段，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和西汉晚期⑥。

高昌汉墓西汉早期墓葬随葬品种类与袁台子遗址西汉墓类似，包括仿铜陶礼器类、生活实用类、工具类、贵重器物类、殉牲类，动物俑、人俑为袁台子所没有。除贵重器物外，各类器物的位置以头厢为主，贵重类器物主要位于棺内墓主人身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钱币主要用途为口琀，而袁台子西汉墓中尚未流行以钱币作为口琀。高昌汉墓填土中也有出土铁臿的现象。高昌汉墓中头厢外无固定的边厢，如东边厢、西边厢，这一点与袁台子不同。殉牲仅一列，为羊头骨，同时为屈肢葬，此墓葬墓主或与普通汉人不同。袁台子西汉墓中殉牲主要为猪头骨与牛肋骨，整个西汉时期皆有出现。此时期高昌汉墓随葬品数量明显多于袁台子西汉墓。

高昌汉墓中未被盗扰的西汉中期墓葬数量较少，随葬品种类仅有生活实用类与贵重器物类，前者皆位于棺外头部附近，后者皆位于棺内墓主身旁。相较于袁台子西汉墓，该时期高昌汉墓中生活实用类器物位置已经统一，袁台子西汉墓此时期还存在头厢与东边厢两种情况。高昌汉墓中有一墓葬墓主未成年，无葬具，除此之外随葬品与成人一致。

高昌汉墓西汉晚期出现砖室墓、砖石混筑墓葬，贵重类器物主要位于棺内墓主身旁，其余器物位置较为统一，皆位于棺外墓主头部处。袁台子汉墓此时期随葬品位置以棺内为主。

就整个西汉时期而言，唐县高昌汉墓中的随葬品丰富度要明显高于袁台子西汉墓，这也从侧面印证，同为县治，唐县经济相对柳城县发达。动物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代表墓主的财力，而相比于袁台子遗址直接殉牲，高昌似乎明器化程度更深。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唐县高昌西汉墓随葬品摆放位置是趋同发展，可称为绝对趋同，可随身携带的贵重器物位置发展为棺内墓主身旁，其余随葬品皆位于棺外墓主头部附近，混合放置，并无具体区分，并未出现宅第化的苗头。同时，模型明器此时也未出现，模型明器指代意义更为明确，未出现也可从侧面证明该墓葬群宅第化趋势尚无苗头。而袁台子西汉墓随葬品摆放位置存在趋同倾向，可称为相对趋同，随葬品在棺外位置的主要有头厢与东边厢两种情况，西汉晚期进入棺内，相对墓主位置与头厢、东边厢一致，出现模型明器且位于墓道，宅第化趋势苗头显现。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台子西汉墓随葬品出土位置主要包括棺内墓主身旁、棺外墓主头部或左侧处、填土中，西汉晚期墓道中少有出土。西汉初期仿铜陶礼器、生活实用类器物放置并无明显界限，皆放于一起，东边厢放置物品相对于头厢分散，可能与东边厢空间相对大有关。殉牲类器物也与仿铜陶礼器放置在一起，贵重器物a类位于墓主身旁。西汉早期生活实用类器物与殉牲类器物放置在一起，存在少量工具类、贵重器物a类与生活实用类、殉牲类器物放置在一起的情况，存在填土中葬入工具类铁、贵重器物a类铜带钩的葬俗，头厢中生活实用类器物放置似按大小顺序排列，为左小右大（相对墓主），不存在器物大小接近的现象。西汉中期生活实用类器物放置顺序较前期发生变化，头厢与东边厢呈中间大、两头小排列。殉牲类器物依然与生活实用类器物同出，此时期贵重器物a类仅出土五铢钱，出土位置存在两种情况，一类是与生活实用类、殉牲类器物同出在一处，一类是出土自墓主腰部。西汉晚期合葬墓出现，葬具形式差异进一步扩大，既存在无葬具的墓葬，也存在一棺一椁或石椁木棺的墓葬。出土工具类器物的墓葬数量相对增加，此时期各类随葬品向棺内转移，与墓主联系更为紧密，贵重器物a类出土位置较为丰富，出现模型明器类器物。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出土于墓室口的钱币可能具有镇墓辟邪的寓意。贵重器物a类与贵重器物b类伴出的现象可能与二者皆为揭示死者财力有关，贵重器物a类相较于贵重器物b类较容易获取，故其较为广泛，贵重器物b类不易获得则是对死者财富的进一步指向。不同时期六类器物并不会全部出现在一座墓葬中，一座墓葬同时出土两种器物较为稳定，以生活实用类、贵重类为主，贵重类中又以贵重器物a类为主，最多同时出现三种类型的器物，组合为生活实用类、贵重类、殉牲类和工具类、贵重类、模型明器类，皆为西汉晚期出现。

墓葬宅第化发展趋势离不开墓葬向室墓的转变，直至西汉晚期，袁台子西汉墓才出现少量个别室墓，没有室墓的发展基础，墓葬宅第化的趋势也就止步于土坑墓。此种现象可能与地理、经济、思想有关。地理上该地区地处边疆，与中原地区相隔较远，与中原地区交流并接受影响较为有限；经济上发展滞后，大批民众没有财力建设宅第化墓葬；边疆地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边缘化现象；思想上继承本地区燕文化中“迂腐守旧消极的轻率性格”⑦。综上所述，袁台子西汉墓随葬品位置摆放未呈现出宅第化背景下的摆放趋势，但是也存在因与墓主关系远近的不同体现出来的摆放位置不同的现象。

高昌汉墓中西汉晚期砖室墓数量增多，同时经济明显较袁台子遗址发达，而同时期袁台子遗址砖室墓出现，两地宅第化趋势不甚明显，从侧面反映出此趋势并不为各地单独产生发展出来，而是从一地产生，辐射发展的，西汉时期的接受程度也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太大关联。而且各地接受发展时间略有不同，室墓为宅第化趋势的前提，但是室墓出现后墓葬宅第化并不同时伴之产生。

注释

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②王绵厚.秦汉东北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51-52.

③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203-227.

④铜礼器相似或纹饰与礼器纹饰接近的器物本文将其算入仿铜陶礼器，否则为生活实用陶器。

⑤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唐县高昌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⑥二者进行比较时将袁台子西汉墓中的西汉初期一起并入西汉早期。

⑦冯石岗，许文婷.燕文化二元特征探索[J].社会科学论坛，2016（12）：18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