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关系、共享审计与审计意见购买抑制

2023-04-11张瑛王悦

会计之友 2023年8期

张瑛王悦

【摘要】审计意见购买导致审计的独立性丧失，损害股东利益，增大了社会监管难度，影响资本市场效率。基于审计三方主体中存在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与成本收益分析，在各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推演认为若供应链关系的企业聘用相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会减少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舞弊，并且对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来实现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也具有抑制作用。选取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Logit模型验证存在供应链关系的上市公司若共享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会抑制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购买审计意见，此外，共享审计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和公司规模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对于抑制审计意见购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应链关系；共享审计；审计意见购买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8-0105-09

一、引言

198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购买审计意见界定为：“上市公司从其他审计师那里寻求会计处理结果的支持，以满足自身财务报表的需求，即使这种行为会降低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实践背景是美国的部分上市公司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不断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手段来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符合自身意愿的审计意见。此后，关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Lennox[1]首次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来估算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来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王李[2]认为上市公司会通过购买审计意见，是获得审计意见改善的直接动因，且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变更前会计年度的保留审计意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审计意见的购买是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为获取对自身有利的审计意见，通过非常规手段，与会计师事务所达成的合谋行为。审计意见购买会导致审计独立性下降，披露信息失真，损害相关者利益，提升社会监管难度，扭曲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因此，抑制审计意见购买是研究重点之一，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周兰等[3]从新闻传播学理论出发，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媒体报道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张建平等[4]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被巡视的上市国有企业，得出巡视监督会削弱企业变更审计师从而达到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并表明巡视程度越强，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性越强。梅波等[5]研究了反腐败行为对企业行为具有的影响，发现高强度反腐有利于弱化产权性质差异，揭示了反腐败行为能够抑制审计意见购买。黄俊荣等[6]对被监管机构稽查出违规行为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违规处罚可以有效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在审计市场中，具有特殊双边或多方关系的企业雇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现象比较常见，即“共享审计师”。Francis et al.[7]研究认为共享审计师具有很多优势，因为审计师可以利用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之间雇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来获得更多可靠性强的关联数据与审计证据，从而提高审计质量。杨清香等[8]认为共享审计师能够抑制财务重述，特别是审计师来自同一地理区域。鄢翔等[9]认为由于信息的共享效应与外溢效应，上市公司若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孙龙渊等[10]研究了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的供应链企业，证明了共享审计师的存在确实可以提升审计质量。王芸等[11]认为拥有持股关系的上市公司共享审计师会显著提高双方的审计质量。章铁生等[12]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传递强度越大，说明了供应链集中度是商业信用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董小红等[13]利用共享审计的“信息传递效应”得出了共享审计能够降低审计风险，同时也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并且，共享审计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阻止盈余操纵来提高公司价值。那么，共享审计对审计意见的购买是否有抑制作用？整理已有的文献，较少见到关于共享审计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共享审计在企业之间能够起到信息中介作用，可以通过关联企业的信息进一步深入了解、分析被审计企业信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抑制企业的财务重述和提升企业的价值。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应用于对更换审计师实现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

本文将基于关联企业，选择供应链关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和其供应商或者客户共享审计时是否能够有效抑制被审计企业购买审计意见行为，达到降低资本市场上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发生。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外部审计三方关系中存在着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是企业股东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其次是企业股东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外部审计机构之间的审计业务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两权分离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也导致了经营者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会导致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实际经营者或者管理层对本企业的战略实现、运营风险、财务资源等信息有着详细的掌握，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于股东而言，其掌握公司的信息远远不如管理层，由此会产生信息不均衡和信任风险，再加上双方的利益和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基于理性人假设，双方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不断地进行博弈活动。因此，基于“两权分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所有者有权了解受托责任情况，企业股东便邀请有胜任能力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企业实际经营者的受托责任情况进行确认。在被审计企业股东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其主要目的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经营与治理情况进行鉴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与管理层之间形成的审计与被审计的关系，两者之间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管理层对于外部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了解的信息较少，无法掌握对方采取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在没有较好地完成受托责任的情况下，或者希望夸大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便不能保证会计师事务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舞弊或者造假不会被发现。另一方面，对于会計师事务所而言，接受股东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与评价，这是审计师的职责。但是，管理层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有可能是支付审计费用，并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建立直接关系的责任人，在两者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优势地位，管理层很可能通过特殊手段，对审计工作进行阻碍，为得到符合管理层意愿的审计意见，便会出现审计意见的购买行为。

不论是被审计企业股东与被审计企业管理层，还是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博弈都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结合博弈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在外部审计过程中存在双重博弈，即被审计企业股东与被审计企业管理层，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这双重博弈。

（一）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在此博弈过程中，假定企业的股东目的是避免损失，而管理层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自身收益。

假定股东可选的策略有：（1）信任管理层完成了受托责任。因此，出于信任不需要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监督成本即为0，监督效果也为0，若管理层造假或者舞弊，无法发现并做出相应的惩罚。（2）怀疑管理层未完成受托责任。此时，股东要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管理层进行监管，这必然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也就是股东的监督成本C监管。若发现管理层存在舞弊，对其做出金额为P的惩罚，以此作为对股东的补偿。股东会将罚金P设置为大于监管成本C监管，即P>C监管。

假定管理层可选的策略为：（1）不舞弊。此时，管理层可获得正常经营带来的自身收益Y；（2）舞弊。管理层需为舞弊或造假付出相应的成本或费用，设定为C舞弊，舞弊可获得正常管理收益之外带来的额外收益Y舞弊。管理层会将Y舞弊设置为高于C舞弊，即Y舞弊>C舞弊，同时，假定管理层的舞弊收益Y舞弊同时也是股东的损失。

从表1可以看出，假设股东足够信任管理层，此时，管理层可能会选择舞弊，舞弊行为会对股东的利益产生损害；然而股东在怀疑管理层的情况下，不论管理层是否舞弊，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会花费一定的成本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根据理性人假设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会将惩罚水平定在P≥Y舞弊+C监管的水平上，从而起到降低自身损失的作用。管理層舞弊取决于Y舞弊≥C舞弊+P，若Y舞弊<C舞弊+P则不舞弊。

（二）企业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博弈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的有胜任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受企业股东委托，对被审计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鉴定。同时，作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和对成本的补偿，被审计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基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前提假设，两者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并不一致。当事务所开展初步业务活动时，双方的博弈正式开始。为便于分析，在此博弈中，假定会计师事务所的目的是收取审计费用获取收益且避免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害，而管理层的目的仍旧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自身收益。

假定会计师事务所可选的策略为：（1）简略审计。此时，会计师事务所的收益为R，在此条件下基于对被审计企业的信任或者成本收益原则，实施简单的审计程序，发现被审计企业舞弊的可能性为0，监督成本相比于详尽审计可以记为0，无法发现被审计方的舞弊行为。（2）详尽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要付出比简略审计更多的成本，为了便于比较，高于简略审计之上的成本为识别出舞弊的成本（C识别）。假设会计师事务所在实施详尽审计时可能会识别出被审计方的舞弊行为，而为了避免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被审计方必会选择与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舞弊，支付额外的费用以达到出具符合管理层意愿的审计意见（C购买），但是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联合舞弊时，必然会承担相应的潜在风险，一旦合谋被暴露，事务所要承担相应的监管机构处罚P。

假定管理层可选的策略为：（1）不舞弊。此时，管理层可获得正常经营带来的自身收益Y；（2）舞弊。管理层需为舞弊或造假付出相应的成本为C舞弊，同时可获得正常经营收益之外的舞弊带来的自身收益Y舞弊，还可能付出与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舞弊的支出成本C购买。管理层一般会将Y舞弊设置为高于C舞弊，即Y舞弊>C舞弊，同时，假定管理层的舞弊成本C舞弊同时也是会计师事务所识别舞弊的成本。

因而从表2可以看出，假设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简略审计，此时，完全不能识别出管理层是否有舞弊行为；然而在详尽审计时，不论管理层是否舞弊，会计师事务所都会花费一部分成本进行舞弊识别。若Y舞弊≥C舞弊+C购买，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会选择花费C购买，尝试与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舞弊。当C购买＞P风险，会计师事务所会接受合谋。反之，若C购买≤P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则不接受合谋。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合谋时，管理层认为得到支持会计处理的审计意见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大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便可以获得支持的审计意见成本，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从而达到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就会产生。

（三）供应链企业共享审计对博弈结果的影响

一般来说，会计师事务所只能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其是否舞弊，以及与其合谋的风险和收益。基于供应链关系的企业之间，若同时聘用了相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能从其供应链企业了解到被审计企业更多的业务、经营、财务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提高审计证据的充分性与审计质量；同时，还能够增加会计师事务所发现其舞弊的可能性，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因此，被审计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企业若与其聘用了相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博弈发生改变，见表3。

在共享审计的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搜集的成本会降低，减少了识别被审计企业管理层舞弊行为的成本C识别，提升了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完全识别出舞弊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也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预估的P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若Y舞弊≥C舞弊+C购买，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会选择进行与会计师事务所合谋，且C购买＞P风险，会计师事务所会接受合谋；但此时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更详细地了解合谋的风险，认为合谋之后损失会更大，进而引起P风险增加，P风险＞C购买，从而拒绝与被审计企业管理层的合谋。

那么，供应链关系企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可以实现购买审计意见？一方面，与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解约，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寻找与谈判成本上升，提高了企业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基于同行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注册会计师怀疑的职业道德要求，也会引起变更后会计师事务所的警惕心理，提高其风险防范意识。综合收益、成本和风险，供应链关系企业共享审计，会减少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舞弊，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意见购买。

因此，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供应链关系企业共享审计会抑制被审计企业管理层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

三、实证检验设计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选择Logit模型，实证检验供应链关系企业之间共享审计（SHARE）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的影响，该模型很是契合文中对数据分析的条件，能够恰当验证上文的假设。构建的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企业共享审计后会弱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具体模型为模型1，预测γ1的数值为负。

OP=γ0+γ1SHAREm，n+γ2Um，n+ε （1）

其中，OP为被审计企业管理层是否成功实现审计意见购买，SHARE表示供应链关系企业是否共享审计师；γ0是常数项，γ1，γ2是变量系数，ε是随机扰动项；控制变量为公司特征（Um，n）。

2.变量定义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购买（OP）。借鉴Lennox[1]提出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选择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测算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体方法如下：

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上市公司m在n期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Zm，n）的可能性：

模型2中，Zm，n为上市公司本期获取审计意见的类型，若被审计企业获取的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Sm，n为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会计师事务所更换行为，当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更换时，取值为1，否则为0；α0是常数项，α1—α5为变量系数，表示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变化的方向和幅度，ε是随机扰动项。控制变量选取公司特征（Um，n）。

其次，根据模型2拟合出各变量系数（αX）可以算出公司m在n期估计的审计意见（m，n），如模型3。

根据模型4计算更换审计师与不更换审计师两种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根据模型5可以计算企业在更换与不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的差值，用OP表示，即表示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若pr（m，nSm，n=1）<pr（m，nSm，n=0），表示企业续聘原会计师事务所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几率大于更换后，那么，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更有利，以此来达到审计意见购买。

最后，对模型6进行回归，当β1＜0时，则表明企业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因此预测β1的数值为负。

其中，S为被审计企业管理层是否进行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OP为被审计企业管理层是否成功实现审计意见购买。

（2）解释变量：共享审计（SHARE）。参考孙龙渊等[10]的研究方法，搜集上市公司与其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判断其是否与供应商或者客户同期雇佣了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它们之间确实雇佣了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则SHARE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审计风险、供应链关系等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当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不符合管理层的期望时，管理层很可能会有粉饰报表的想法，从而产生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企业财务状况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选择四个变量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用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规模（SIZE）、用财务杠杆（LEV）代表公司的财务风险和偿债能力、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用经营现金流（CF）表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风险。

另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通常情况下，大型事务所会发布公正的审计意见，以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这意味着发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会有所提高。同时，对于企业连续聘期时间较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会因为其在启动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获得“准租”，而接受企业的合谋，迎合客户的需求，丧失审计的“独立性”。因此，选择事务所规模（BIG4）和事务所任期（TERM）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控制变量定义见表4。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選择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了一定的筛选。首先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ST和？觹ST企业，这类企业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将同一控股人控制的企业共享审计的样本剔除。其次，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未将审计信息缺失、未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客户，控制变量信息缺失的企业纳入样本，基于以上数据搜集与整理过程，共获得749个观测值。

数据均通过国泰安（CSMAR）财务报表、财务指标分析、会计信息质量、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审计研究、供应链研究等数据库整理获得。使用Stata 16软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统计处理软件为Excel、SPSS、Stata 1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5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能够看出，在上市公司共享审计的样本数据中：会计师事务所变更（S）的均值为0.0868，约8.68%的企业变更过会计师事务所，说明大多数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和会计师事务所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审计意见（Q）和前一期审计意见（Q-1）的均值分别为0.0374、0.0387，说明在被审计企业中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数量较少；根据本文计算得出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的均值为-0.0011，表明不更换审计师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大于更换审计师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即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会选择更换审计师以获取标准的审计意见，实现审计意见购买；共享审计（SHARE）的均值为0.0988，即有9.88%的企业与供应链企业进行了共享审计，说明A股市场选择共享审计的企业较少；事务所规模（BIG4）的均值为0.0294，表明雇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企业数量比例不高，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较多，企业选择空间较大；事务所任期（TERM）的均值为7.136，表明上市公司更换会计事务所的频率约7年一次，其中最小值为0，说明一部分企业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最大值为27，说明有一部分企业长期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看出在事务所在上市公司任期时间方面差距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6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从表中数据来看，共享审计（SHARE）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的相关系数-0.04，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共享审计会抑制被审计企业管理层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相关分析的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此外，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下，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保证了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共享审计与审计意见购买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7列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共享审计（SHARE）的系数为负值，且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证明供应链关系企业的共享审计抑制了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而实现审计意见的购买，假设得到实证验证。这说明当被审计企业与供应链共享审计时，会减少被审计企业与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效应”能够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企业的业务和风险有更精准的把握，从而弱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规模与审计意见购买具有正向关系。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公司规模越大，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后，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深远，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的预期收益、公司的声誉，甚至面临较高的整改成本以及商业信用融资的不确定风险。事务所规模（BIG4）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一方面，它承担了更高的诉讼成本和维护公司声誉的成本，一旦审计失败，损失将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其具有较高的信誉、议价能力和社会地位，几乎不需要迎合客户需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而违背职业道德，会更加爱护自身的“羽毛”。财务杠杆（LEV）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总资产收益率（ROA）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经营现金流（CF）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经营风险等都牵制着企业是否进行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在企业各方面情况都良好时，自身财务报表不需要粉饰，不存在舞弊，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很低，此时管理层几乎不会选择去实施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事务所任期（TERM）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假设审计事务所的任期越长，就越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流程、运营体系、内部控制体系、适用的会计政策等，以便能够运用有效的审计程序来识别财务报告中的错报和漏报，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反过来看，上市公司也更有可能购买标准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另外对于在同一家企业连续任期时间较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会因为其在启动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获得“准租”，而接受企业的收买。

2.基于产权性质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产权性质后，将样本分组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并针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中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出，对国有控股企业来讲，共享审计（SHARE）与审计意见购买（OP）之间的系数为负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对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讲，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通过组间检验。说明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共享审计占比较高，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作用较强。

对比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变量数据，可以看出，相较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公司规模（SIZE）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任期时间（TERM）长，国有控股企业选择“四大”（BIG4）进行审计的可能性更高，主要是基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业务繁多，并且对其审计具有更高的强制性和法治性，也更愿意聘请高专业性、独立性的“四大”進行审计，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基于国有控股企业是由国家出资控制的独特性质，其在资金、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更有利于共享审计的发展。

3.基于公司规模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公司规模大小对共享审计的影响后，将样本分组为公司规模大与公司规模小，其划分依据是该企业的公司规模是否大于样本均值，若大于则分类为公司规模大，否则为公司规模小。其次，根据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中列（3）和列（4）所示。可以得出，公司规模大的企业，共享审计（SHARE）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供应链企业传递的信息越多，共享审计发挥的作用越明显，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而对公司规模小的企业，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分组回归通过组间检验。

通过对比公司规模大和公司规模小企业的控制变量数据，可以看出，公司规模大的企业其会计师事务所任期时间（TERM）长，且选择“四大”（BIG4）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可能性越高。这是由于公司规模越大，其更愿意选择在审计行业具有高权威性的“四大”（BIG4）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且更愿意与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保持稳定的合作，主要是基于不断更换新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较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也说明了公司规模的大小会对共享审计和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由于共享审计企业与非共享审计企业可能存在选择偏差，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测试。根据模型1，采用邻近匹配（15）获得匹配的样本数据，把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带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表中共享审计（SHARE）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上文的主回归结果相符，即表明研究模型设计合理，且结果稳健，证明模型设计受到内生性的威胁较低。

2.改变回归模型

通过替代回归分析模型，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第二次稳健性检验。根据上文的变量定义，运用OLS多元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重新回归，检验共享审计（SHARE）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OP）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同时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主回归结果相符，再次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社会审计是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于企业内受托责任完成情况进行的再确认与评价。结合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可判断其中存在着双重博弈，一是被审计企业股东与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博弈，二是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博弈。基于成本与收益分析，供应链关系的企业共享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信息传递效应，降低审计风险，且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实现审计意见购买，会使得企业一方面与新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使新会计师事务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实现一定程度上抑制审计意见的购买。因而提出：基于“信息传递”效应与交易成本节约，供应链关系企业共享审计会抑制被审计企业管理层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通过选择2013—2020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实现审计意见的购买，且供应链关系企业共享审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过更换会计师实现审计意见的购买。

审计意见的购买不仅直接导致审计独立性的丧失，使得审计质量减损，社会监管难度增大，还会损害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最终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供应链关系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审计意见购买，对于抑制审计意见购买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1）构建会计师事务所内对关联企业的信息共享。挖掘关联企业的相关数据，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与运用水平，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敏感度。（2）加大道德风险的违约成本。审计意见购买指的是企业利用一些手段要求审计师根据自身的意愿出具审计报告，应当加大企业道德风险的违约成本，将企业舞弊成本与舞弊暴露后的惩罚制定在较高的水平，增加威慑力，从主体上抑制审计意见购买。（3）注重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审计意见购买可以看作是被审计企业管理层与会计事务所的合谋，是一种联合舞弊，将审计风险发生带来的负面声誉损失算入会计事务所的损益当中，权衡出售审计意见一旦暴露对于会计事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施上抑制审计意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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