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英杰 张歌 姜研

【摘 要】 企业价值创造会受到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影响。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以及管理会计应用作为正式制度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都具有正向影响；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二者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研究结论为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能否促进企业价值创造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 儒家文化； 管理会计应用； 企业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8-0064-10

一、引言

2016年，财政部印发《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并陆续发布《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引发管理会计应用热潮，作为现代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会计在企业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使用的管理会计工具多发源于西方国家，受限于欧美文化影响，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情境构建的工具方法范式。North[1]认为，任何企业的行为决策都会受到制度环境影响，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隐性的非正式约束影响着企业行为，管理会计要重视人的悟性和文化影响[2]。本文立足我国文化情境，将儒家文化、管理会计应用与企业价值创造三者结合起来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原因如下：第一，中华文明孕育了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主体，奠定了中华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成为我国民众“日用而不知”的伦理思想[3]，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管理会计作为企业创造价值并持续维护其价值的重要工具，正在被企业广泛采用。管理会计的核心功能是企业的信息支持系统与管理控制系统，并通过上述两个重要的属性共同作用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4]。第三，作为具有实践应用性特征的管理会计，在运用西方管理方法的同时，必须考虑我国文化情境因素，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历史档案数据度量儒家文化，并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管理会计应用水平度量指标，实证检验儒家文化、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促进作用；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促进作用；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两者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即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能够共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了管理会计的文化制度属性，丰富了管理会计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研究。第二，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角度研究了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分析了两者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交互效应。第三，拓展了管理会计研究的方法，采用“种子词+Word2Vec相似词扩充”的文本分析方法衡量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相较于调查问卷和层次分析法等传统衡量方式更为客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历史流变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积淀了“先义后利”“和合共赢”等具有独特民族标识的儒家文化，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建立共商共享关系，同时“以民为本”“克己修身”等儒家规范有助于高层管理者和员工勤勉尽职，形成内心自我控制，推动企业价值的提升。管理者价值观对企业价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5]。具体分析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企业层面来看，儒家文化崇尚的“和合共赢”等思想，影响着企业处理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价值取向，内在驱动着企业创造价值的行为。生发孕育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及其农耕生活方式沉淀了和合共赢文化，“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一方面，“和合共赢”蕴涵的融通互惠而非唯我独尊的价值理念，会引导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贵和尚中”（《礼记·中庸》）、“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等留同存异、互利共赢的价值判断，影响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建立共商共享关系，共同为实现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等目标进行密切合作。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拓宽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看法来促进创新[6]，“和合共赢”文化引导企业处理外部关系时，从博弈竞争转化为共赢的正和博弈，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和合共赢”蕴涵的包容信任而非严苛限制的理念引导企业处理内部关系时，发挥员工作用促使企业内部团结一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以人为本和精诚合作的价值取向会促使企业形成合作的组织氛围，企业不仅是谋求经济利益的组织，更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情感集合体。和合文化可以提高团队合作深度，有助于营造团结合作的氛围[7]，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激发全体员工创新热情促进创新[8]。崇尚“和合共赢”文化的企业通过建立外部合作共赢关系和增强内部员工凝聚力，有效地整合价值链和内部资源，通过外部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内部员工能力的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创造能力。

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儒家文化崇尚的“克己修身”等思想，影响着企业全体成员恪尽职守意识的形成，使每个人都有更高的内在自觉性去创造企业价值。“克己修身”作为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要义，主张通过“克己”自律实现不被外物所左右的达观，“以道制欲”（《荀子·乐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淮南子·原道训》），通过“修身”来实现君子的厚实仁义，“修身端行”（《荀子·宥坐》）、“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修其身而天下平”（《吕氏春秋·季春纪》），通过克己修身的“正信律己”实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一方面，“克己修身”文化引导着高层管理者勤勉尽职，通过严于律己引领企业进行科学决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高层管理者通过“吾日三省吾身”的克己修身形成对不良行为的自我监控[9]；儒家“克己修身”的价值观能够强化管理者的自律意识，降低代理成本，緩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10]；儒家“克己修身”的价值观促使管理者的自律机制形成，提高管理者的自我约束力，从而减少企业违规行为[11]；另一方面，“克己修身”文化引导着员工恪尽职守，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不“懈怠惰失”（《管子·宙合》）、不敷衍轻率的“简其业”“堕其业”（《韩非子·主道》）。当企业所有成员内心建立起价值规范，按照自身角色定位厘清并履行自我责任与义务，通过内心秩序应然之道尽职守约，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自然就会提升。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员工的个人行为，为企业创造价值提供良好的组织管理条件[12]。可见，倡导儒家文化的企业，员工行为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促使员工从利己走向利他，更好地融入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从而提升企业价值的创造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H1：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

（二）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管理会计通过运用工具方法，参与单位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活动并提供有用信息，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以持续创造价值为核心，促进单位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主要通过内嵌于组织管理活动中的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共同发挥作用来实现企业创造价值[13]。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上述两个功能来分析管理会计如何促进企业的价值创造。

一方面，管理会计作为信息支持系统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创造。管理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提供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有助于企业高质量的管理决策，从而实现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管理会计是企业通用、客观、透明的精细化价值驱动因素分析与决策的信息平台[14]。高质量的管理会计信息有助于企业高质量的管理决策[15]。换言之，管理会计为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提供信息支持，打开了企业内部具体价值创造活动的“黑箱”，探明企业如何实现价值创造活动的过程，从企业研发到售后管理的整个流程中，管理会计都可以通过收集和处理信息来降低企业各项活动的不确定性，使得每项活动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16]。

另一方面，管理会计作为管理控制系统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创造。管理会计是通过对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对组织行动进行细化规划等控制功能来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具体通过如投融资管理、成本管理、营运管理及风险管理等工具方法的运用来规划和控制企业活动，从而促进企业实现精細化管理、优化企业管理系统，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管理会计通过控制系统助力企业更合理地分配资源，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管理会计控制通过包括支持竞争战略的实施、提高对竞争的响应速度、便于采用世界级制造实践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等来提升企业价值[17]；在组织创新过程中企业面临巨大的资源分配压力，管理会计可以帮助管理层有效地完成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18]。管理会计可以根据企业需要及时灵活地调整资源，使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动态的配置与优化，助力企业效益提升[19]。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

（三）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交互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形成隐形的规范机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正式制度依靠明确的规定，通过正式约束功能的发挥影响着企业行为。正式制度的显性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的隐性约束互相补充能够有效弥补单一制度的不足。Burgelman[20]指出单纯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具有缺陷，二者相互补充才能发挥制度优势。基于此，本文认为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两者相互补充可以弥补自身缺陷，共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正式制度的管理会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作为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的不足。儒家文化通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步形成，不易发生激变，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单靠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隐形的柔性控制，不具备刚性的约束力，控制效果相对不明显，一定程度上难以完全有效应对内外部复杂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而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强制性特征使企业在面对内外部竞争时，可根据环境变化发挥出极强的约束力。当具有柔性特征的儒家文化和刚性控制的管理会计工具相结合，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发挥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效果。管理会计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匹配关系具有互补效应，非正式控制对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

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作为正式制度管理会计的不足。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管理会计应用只提供了一个意愿性制度供给，初始实施时可能会与企业原有制度产生一定冲突，儒家文化的隐形调节机制可以降低管理会计应用的不确定性，减少管理会计工具方法执行的风险。管理会计工具如业绩评价方法实施过程中因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等可能导致制度摩擦，在企业中若仅依靠管理会计等进行控制，正式制度刚性控制的特征会导致高额的成本，“克己修身”等儒家文化建立的内心秩序可以有效地约束员工的不道德行为，推动管理会计正式控制的实施。文化是能够塑造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22]，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尚不完善，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23]。可见，结合儒家文化的柔性管理，可以有效降低管理会计的执行成本，提高管理活动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与西方倡导“原罪论”的外部约束型控制不同，崇尚“己控”和“内求”的儒家文化以非强制性形式，与管理会计正式控制的显性约束有效融合，通过隐性方式产生强大的内驱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管理会计正式控制的实施，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3。

H3：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且该交互效应为互补效应，即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能够共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行业公司样本、ST上市公司样本、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得到30 018个样本观测值。为克服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数据来源如下：儒家文化用明清进士数据来衡量，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数据库）；管理会计应用的文本数据来源于WinGo财经文本数据平台；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儒家文化

借鉴潘越等[3]的研究，选取明清进士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学子步入仕途最重要的渠道，而儒家经典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此，一个地区的进士人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潘爱玲等[24]也认为进士数量可以较好地衡量儒家文化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外生性条件。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中心，半径200公里范围内的明清进士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儒家文化变量（ConJs200）。

2.管理会计应用水平

在以往研究中多采用调查问卷或层次分析法对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进行度量[25-28]，但受到被调查者个人特征、对调查问题认知有限及样本数量受限等因素影响，以及分析过程中夹杂着大量主观定性判断、各指标权重难以确定等因素影响，上述两种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文本分析法作为一种新兴研究方法为会计领域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视角[29]。相较于调查问卷及层次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可对上市公司披露的文本信息等历史档案数据进行客观深入挖掘，一定程度上排除主观干扰，且能够获得更大的研究样本，从而确保较高的估计精度。因此，采用文本分析法度量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

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是公司财务报告文本信息披露的“灵魂”和财务报告中非财务信息的精华[21，30]，其中蕴含了大量与管理会计相关的信息。除MD&A部分外，公司年报其他部分同样也蕴含着管理会计信息，如年报中的公司治理部分披露了企业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因此，为避免遗漏管理会计信息，选取包含MD&A等内容的上市公司年报全文作为分析对象。

借鉴胡楠等[31]、Qiu et al.[32]的研究，采用“种子词+

Word2Vec相似词扩充”方法构建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词集，利用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词汇总词频在年报文本總词数中的占比来衡量企业的管理会计应用水平，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确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种子词。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不仅体现为企业多个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还体现为企业管理会计活动的水平，因此，本文从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和管理会计活动两个维度来综合度量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具体而言，在充分阅读《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以及34项《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和上市公司年报的基础上，根据管理会计工具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管理会计活动，将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和管理会计活动细分为战略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营运管理、投融资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7个维度，经过与专家反复探讨，确定各个维度的种子词汇，最终得到包括73个种子词汇的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种子词集。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种子词集如表1所示。

其次，对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种子词进行Word2Vec相似词扩充。多个语义相近的相似词往往可以表达同一概念或事物，因此需要对种子词进行相似词扩充。在确定了种子词汇后，使用WinGo财经文本数据平台的深度学习相似词工具，计算每个种子词与其他词语之间的相似度大小，该相似度越大，则说明这两个词的语义越相近、句法越相似。本文选取每个种子词相似度最高的前10个词作为相似词，在此基础上删除重复的词汇以及与管理会计无关的词汇，得到包含282个词汇的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词集。

最后，计算管理会计应用水平指标。在文本分析领域，词频是度量概念的常见方式[33]。计算年报中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词集的词汇总词频占年报文本总词数的比例，乘以100后得到管理会计应用水平（MA）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越高。

3.企业价值创造

借鉴杜兴强等[34]、易玄等[35]、仝自强等[36]的研究，综合考虑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总资产EVA率（EVAOA）来度量企业价值创造。总资产收益率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和管理能力。EVA在衡量整体与各层级价值目标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衡量价值方面更具综合性和准确性[37]。

4.控制变量

借鉴仝自强等[36]、杜兴强等[38]、唐勇军等[39]的研究，控制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公司成长性（Growth）、产权性质（State）、公司上市年限（Ag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比例（Indep）。借鉴Du[40]、古志辉[10]的研究，控制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地区高等教育水平（University）。此外，还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固定效应，并对回归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

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H1—H3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EVi，t=α0+α1ConJs200i，t+αj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1）

EVi，t=β0+β1MAi，t+βj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2）

EVi，t=γ0+γ1ConJs200i，t+γ2MAi，t+γ3 ConJs200i，t×MAi，t+γjControli，t+∑Year+∑Industry+εi，t （3）

模型3中，为降低多重共线性影响，对ConJs200与MA进行中心化（Center）处理后再相乘生成交互项ConJs200×MA。如果H1成立，则模型1中系数α1显著为正，即儒家文化越浓厚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越强；如果H2成立，则模型2中系数β1显著为正，即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越高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越强；如果H3成立，则模型3中系数γ3显著为正，即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能够共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模型中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ROA和EVAOA的均值分别为0.043和0.006，标准差分别为0.064和0.062，表明不同样本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差距较大；ConJs200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479，均值为7.900，表明不同样本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MA的最小值为0.318，最大值为1.829，均值为0.713，表明不同样本之间管理会计应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4报告了主要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ConJs200与ROA和EVAOA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80和0.071，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初步支持了H1；MA与ROA和EVAOA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32和0.133，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初步支持了H2。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5报告了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5中，列（1）与列（2）报告了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回归结果，ConJs200的系数分别为0.0009和0.0008，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企业价值创造越强，即儒家文化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创造，H1得到验证；列（3）与列（4）报告了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回归结果，MA的系数分别为0.0233和0.0243，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越高，企业价值创造越强，即管理会计应用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创造，H2得到验证；列（5）与列（6）报告了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ConJs200×MA的系数分别为0.0033和0.0026，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存在互补效应，即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能够共同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创造，H3得到验证。

（四）内生性检验

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尤其作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的儒家经典在儒家文化的传承中不可或缺。明清时期共有19个官办书局，在当时这些官办书局承担了超过80%的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41]。距离官办印刷局较近的地区的人们相对更容易获取书籍，学习儒家经典的人更多，社会的儒家文化浓度更强，因此距离古代官办书局的远近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此外，距离古代官办书局的远近与现代企业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较弱，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基于上述分析，借鉴Chen et al.[42]、潘越等[3]、邓国营等[43]的研究，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到古代官办书局的最短距离取自然对数（Shuju）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表6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6中，列（1）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Shuju的系数为-0.6865，且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距离印刷局较远的地方，由于较难获取书籍，因而进士人数更少，儒家文化强度较弱。此外，第一阶段回归中的F统计值远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2）与列（3）报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ConJs200的系数分别为0.0014和0.0013，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五）稳健性检验

1.企业价值创造的替代变量

除ROA等会计价值指标外，学者们常采用托宾Q等市场价值指标来衡量企业价值，因此，选取托宾Q作为替代变量。此外，还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EVA率作为替代变量。

2.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

（1）借鉴潘越等[3]的研究，为了避免地理距离影响，改变指标计算半径，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10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的明清进士数量作为替代变量。

（2）借鉴金智等[44]的研究，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的孔庙数量作为替代变量。

（3）借鉴徐细雄等[8]的研究，选取上市公司注冊地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儒家书院数量作为替代变量。

3.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替代变量

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是管理会计信息的集中体现，因此，以年报中MD&A部分作为分析对象重新度量管理会计应用水平指标作为替代变量。

4.考虑地区因素的影响

（1）剔除位于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的企业。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地区可能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受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影响较深，为了避免少数民族地区样本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借鉴潘越等[3]、潘爱玲等[24]的研究，剔除位于上述4个省份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2）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根据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控制地区固定效应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结论比较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历史档案数据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儒家文化与管理会计应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存在互补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在学术方面丰富了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在应用价值上根植我国文化情境开展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应用研究，为发挥两者在提升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历久弥新的文化体系，对我国甚至全世界都产生着深刻影响。为提升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企业管理者需要提升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将优秀的儒家文化嵌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传统文化传承和践行，发挥儒家文化的隐性作用，通过文化引导和激发员工行为，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促进企业价值创造。

第二，随着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计需要从财务会计转型到管理会计，发挥管理会计作为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运用全面预算管理、业绩考评系统、目标成本管理等工具方法，参与到企业规划、决策、控制及评价等经营活动，为企业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保障，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坚定文化自信的环境下，需要发挥儒家文化和管理会计两者的共同作用来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基于我国文化情境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运用管理会计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儒家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隐性约束和管理会计正式制度的显性约束之间互相补充，才能有效弥补单一制度的缺陷，两者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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