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国

余绪缨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余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我第一次见到余老师是在厦门南普陀寺外的街道上。这个街道当时“烟火气”比较浓，有书店和其他一些賣纪念品的小店，是厦大师生经常逛的一条小街。

1998年5月8日我参加了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许1998年就是上天对自己的磨炼和考验，所有艰难困苦都叠加在一起来，我豁出去了，决定必须去搏一把，不管结果如何。1998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也是充满机遇的一年，是我学术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不能不让我终生难忘。

最近线上听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刘红薇会长（原财政部部长助理）给央企总会计师们讲，有的时候人真要享受过程，不要太看重结果。想想这些切身经历，还真是这样的，感同身受。

在离厦门大学1998年5月8号博士生考试还有仅仅半个月左右，我离开武汉，为了节省时间，咬咬牙，买了飞机票直接飞到了厦门大学，通过广东商学院同事，认识和联系了当时在武汉理工大学工作，同时在厦门大学读博士的石本仁教授，当时他正在武汉家中写博士论文，他在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宿舍铺位正空着，我就借用了他的铺位，这个铺位的下方住着本仁教授同班同门博士同学谢德仁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当时谢德仁教授在写博士论文。他当时在厦门大学研究生中很有名，硕士阶段就在《经济研究》发表了论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优论文。跟男神一样的同学同居一室，共同学习，现在想来，哪简直就是上苍的特别恩典，是多么荣幸和难得的缘分。至今，我和德仁教授还是经常联系的好朋友，虽然当初他对我是否能考上博士研究生的分析没少“打击”我。的确，我的基础相对来讲，太薄弱了。当时考博士的竞争对手同学太强了。但再失败一次，也不算什么了，万一考不上，就继续回去广商当老师。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想起来，这个切身的体验和感受，真正通过实践体验记住后，是受益终身的。按时参加了考试，英文也过关了，超过了3分；专业课不错，余老师给我的分还挺高的。考试的结果是后来才知道的。当考完后，我想要感恩谢德仁教授，请他去外面吃个饭，感谢他半个月来的陪伴和指导。本来也想请本仁，可惜他当时一直在武汉。也许是缘分，我们两人刚走出去厦门大学几步，在街上就碰见了余老师，德仁与余老师本就认识，我只是在书上见过余老师，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初次见面，余老师很和蔼，感觉他很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曾经在长春税务学院读过硕士，也工作过，询问我也很仔细，感觉很亲切。见到余老师，我很高兴，也很忐忑不安。考完后，我就回广州了。后来的面试，余老师也是亲自参加的，这是我第二次见余老师。得益于我已经有企业8年的工作经历和实践体验，自己感觉我回答余老师的问题还可以。然后，回去等了很长时间，而且听说其他考生已经基本录取了，但我没有任何消息，自己估计也没太大希望了，回去安心工作吧！后来，我通过长春税务学院的于长春教授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担任副院长的曲晓辉教授，我们也是吉林财贸学院（长春税务学院的前身）的校友，曲老师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和博导。我记得，当时我是带着非常惶恐和忐忑的心情去拜见曲老师的，就是想咨询一下情况。但曲老师非常好，给了我鼓励、信心和希望。她告诉我，我的成绩，包括总成绩和英语成绩，单科专业成绩都达到要求了。根据我当时成绩的排名，正好录取了我前面的考生，到我就没有指标了，非常遗憾。也告诉我，目前（当时）我们国家会计教师队伍的学历普遍还不高，有博士学位的会计教师非常稀缺，国务院学位办正在考虑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增加指标。后来，果然，1998年，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国家学位办给增加的5%博士生招生指标，正好会计学科增加两个指标，给了葛家澍老师一个，给了余绪缨老师一个，我就这样被录取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如愿以偿，心里非常感谢的厚爱，感谢一路帮助我、鼓励我、鞭策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家人。如果按照现在一些学校看出身（要985或者211高校本科和硕士毕业）的不太公平（公平最重要的是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做法，我是万万无法读上厦门大学博士的，更万万读不上全国名导师的博士，更加万万成不了余绪缨老师的学生。从此，我的人生，特别是学术人生就翻开了柳暗花明般的崭新的一页。

我把我的考博经历写出来，首先主要是怀念和感谢余老师！感念余老师公正、正直的高贵品德！这也是我初识余老师的经过，我考博以前没有厦门大学学习经历，更没有985或者211高校学习经历。以前也从没有去过厦门，也从没有见过余老师（除了在书上）。我先后读过电气自动化、工业经济管理、会计学三个专业，干过8年电气工程的企业技术工作，读了3年全日制硕士，当了2年多广东商学院的会计老师。生性愚钝、资质平平。没有余老师公正、正直的品格，我想我到厦门大学跟余老师的读博梦想是很难实现的。我写这篇纪念余老师的随笔，如果对今天的年轻学子们有丁点的启发和帮助，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其次，余绪缨老师严谨细致的学风让我印象深刻，并时时深刻影响着我。有两件事情我记忆很深。一是我的博士论文初稿2001年6月初出来后，我到厦门大学去送给余老师看，余老师当时已将近80岁高龄，但仍然孜孜不倦，一字不漏地帮我修改，大概一个礼拜，我去厦门当面聆听余老师的修改意见，看到余老师的批注，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记得在余老师建议下，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删掉了两章。余老师还特别给我提到JUST-IN-TIME这个英文术语要翻译成为“适时制”，而不是“及时制”，说为了这个，他曾经在国际会议场合与一些学者辩论，最后同行同意了他的看法。的确，”适时制”的翻译更加适合“满意准则”，更准确。还有一件具体事情，就是当时我和另一位博士同门同学同住厦门大学研究生凌云楼404，这位同学当时是余老师的科研助理，他经常把余老师写的教材和论文书稿及有关余老师交代的信件等拿回来协助校对，邮寄处理。因同处一室，我也时而参与。看到余老师对教材和文章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严谨治学态度，我们都深受感染。我印象深刻的是，余老师当时担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的专家评审工作，写的评审意见实事求是、详细、非常客观和中肯。其中看到1998年，余老师给中南财大张龙平教授晋升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评语。张龙平教授当年32岁左右，但成果非常丰富，余老师写的评审意见也非常好。余老师没有因为龙平教授太年轻就搞论资排辈，而是客观公正地支持年轻后辈的进步和成长。余老师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真理，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余老师严谨细致的学风对我影响很大，也让我受益终身。

再次，余绪缨老师非常关心、关爱学生。有两件具体事情，一是我2002—2004年參加中央“博士服务团”挂职内蒙古期间，有幸与余绪缨老师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孙宝厚师兄在内蒙古工作，因为都是外派挂职干部，也常有机会见面。但孙宝厚师兄当时到内蒙古后先挂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正厅级），后挂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助理。我是中央博士服务团挂职干部，先挂职内蒙古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后挂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挂职期间，我有的时候打电话，给余老师汇报一下工作。余老师很关心我的成长，还嘱咐孙师兄多关心帮助我，让我深受感动。第二件事情，是我挂职回到原单位中山大学后，深感自己学术上的落后。想出国进修，其中中山大学有一个机会，是去美国UIUC需要知名教授的推荐信，想到余老师曾经访问过UIUC，并且是这个学校国际会计发展研究中心知名学术刊物《国际会计学刊》的全球编辑政策部成员，就想请余老师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余老师知道后，非常支持，两三天就亲笔给我写成一篇客观公正、热情洋溢的英文手写推荐信，并吩咐刘俊如师妹（当时担任余老师科研助手）发给我。虽然最后我没有被选拔上，但余老师对我学术上真切的关心帮助和提携之情，至今仍令我难忘。这封推荐信原件现保存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博物馆里（应郭道扬老师邀请，我捐赠出来），但我保留了全文的电子版本。

最后，余老师热爱生活，对人坦荡、真诚，开朗，具有高雅、丰富的生活情趣。我刚入余老师门下后，虽然是在职攻读博士，但我是通过非常艰苦的努力才换来的机会，非常珍惜，我在厦门大学读博期间全日制学习了近两年，只有第三年回到广州边上课，边写博士论文。记忆很深的是，一次余老师在芙蓉湖边的“科学艺术中心”一个讲学厅做报告，余老师谈笑风生、引经据典、诗情画意，讲得非常生动，当时座位不够坐，走廊里面，窗户外都站满了学生。我是得到消息专程坐了一晚上的大巴，从广州赶到厦大去听的。讲座结束，老师同学们都意犹未尽，很多老师同学陪余老师走了很久，我这个后学都近不了老师身边，不过，我是真切感受到了余老师的魅力。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每逢回到厦大，就去余老师在敬贤楼的家去看望老师，并与老师聊天。有一次，我说，您年纪大了，多出去走走，也去我们广州走走。余老师说，“生命在于运动不假，但关键是脑子的运动”，余老师80高龄后，仍每天看英文电视节目，读书，写文章，笔耕不辍。

2022年春节期间，我写了两篇关于余老师学术思想的文章，也参与了胡玉明师兄组织的余老师文集的编辑工作和余绪缨传记的审稿工作，时常翻读余老师的诗文。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我明显意识到，我还未能登其堂奥。我虽进取有心，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更增加了对老师的怀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余老师与我父亲同年。1998年我失去了生身父亲，但却得到了人生和学术的导师。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余老师对我是有大恩的。我也时常提醒和勉励自己，不要忘记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学会忘记你曾经帮助的人。专就余绪缨老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和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把学问做好，把学生培养好，就是对余老师师恩最好的报答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