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为民

今年春节，去我哥家拜年，家中只有我哥一人，嫂子陈赫在新加坡，侄子李涛没有回家过年，我觉得有些奇怪，随口问我哥，李涛为什么没回家呢？他没有回答。

我哥在厨房里忙活了一小会儿，端了几个小菜到客厅的餐桌上，几杯酒下肚，我哥这才慢慢地跟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哥一家人去了广州打工，刚开始生活比较艰辛，全家住在广州顺德一带的廉租房里，那儿住的全是民工和包工头，我哥那时在顺德的一家建筑公司做图纸设计，每天乘大巴去建筑工地上班。

第一个元旦的傍晚，拿到工资后，我哥去了一家超市，给我嫂子陈赫和儿子李涛买了一些礼物和小玩具。结账的时候，排在我哥前面的一个黄头发女人，慌乱之中丢下了一个大纸袋，我哥捡起来递给她，她转过身接过纸袋，感激地冲我哥笑笑，点点头，她身上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哥闻着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觉着她有点似曾相识。

很巧，在回家的大巴车上我哥又闻到了那股味道，他和那个黄头发女人再次相遇。随意和她寒暄了几句得知，那个黄头发的女人叫张沛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做图书管理员，那阵子她的父亲中风住了医院，张沛云每天要坐大巴车去医院照顾父亲。

我哥告诉张沛云，我嫂子陈赫原本也在一家社区的诊所里当护士，不过现在辞了工作，在家陪孩子读书，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她可以照顾老人，还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了张沛云。张沛云用一双温柔的眼睛，很善解人意地冲我哥点点头，等大巴车到了站，两人各自微笑道别。

回到家，我哥聊起他的偶遇，我嫂子陈赫倒没在意，皱着眉头告诉我哥，他们住的地方比较乱，能换个环境就好了。邻居告诉说今天下午那个喜欢偷偷摸摸的混混儿马保柱，在家周围转悠，要小心点。

我哥微微叹了口气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前两天电气公司建筑设计师郝健问我愿不愿意去东莞协助一个桥墩的设计项目，时间是半年，可以拿到百分之四的设计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市区租房了。”

我嫂子眉头舒展开，“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不放心你们。”我哥微笑着说。

我哥最终去了东莞，我嫂子觉得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又回到那家社区诊所当护士，儿子李涛被托在了社区的“爱心幼儿园”。

转眼到了暑假，在廉租房附近有一个水塘，天天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那儿纳凉戏水，陈赫带着李涛经常去那儿玩，那天凑巧碰到了住在对面街区的郝健，陈赫以前去幼儿园接孩子时见过他。水塘里，体格健硕的郝健，双手托住自己儿子和陈赫的儿子在水塘里尽情地嬉笑，陈赫坐在水塘边的塑料椅子上，静静地望着不远处的水塘。

可谁也没有料到，马保柱也蹿进了水塘里，郝健就抱着李涛和自己的儿子爬上岸，将两个孩子送到一棵榆树下，让孩子们荡秋千。水塘里正欢声笑语的大人和孩子们看到马保柱，纷纷抱着孩子离开了。

郝健跳进水塘，游到马保柱跟前，比划着和他嘀咕了几句，马保柱不自在地又重新爬上水塘离开了。陈赫疑惑地看了一眼马保柱的背影，目光又回到了水塘，此时的郝健在水塘里挺胸收腹，时而踮脚，时而弯腰，时而又后踢腿，简直像是在水里跳起了舞蹈动作。

变天了，一阵过云雨哗啦啦地下起来，两个玩在一起的孩子玩兴正浓，不愿分开，陈赫就把两个孩子一起带回了家。郝健来接孩子时，玩累的孩子们已经吃过东西，疲惫地躺在床上睡着了。

郝健礼貌地和陈赫打了招呼，抱着熟睡的孩子往对面的街区跑去。这时陈赫感到一阵眩晕，她靠住门框站了一阵儿，然后慢慢地走近沙发，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好一会儿，陈赫渐渐地清醒过来，她想到郝健身上有一股气味，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又过了小半年，我哥从东莞回到家，还真赚到了一点设计费，于是一家人忙着搬家，还买了一辆二手车，往返于市区和建筑工地。新租的房子静谧幽雅，客厅的餐桌上蒙着一块手绣的白色绸布，上面是盛开的金黄雏菊，高大的落地玻璃窗上是手工钩织的白色窗帘，图案是粉红色的玫瑰花。

我哥告诉陈赫，餐桌的桌布是那个叫张沛云的女人送的，陈赫开玩笑地说：“看样子你和那个张沛云走得还蛮近的嘛。”我哥说：“张沛云的丈夫就是郝健。”陈赫听了一怔。闹了半天，他们竟然是熟人。我哥笑眯眯地回应，郝健原先是地产商，后来破产了，才搬到廉租房小区，曾经在他家里见到了他的太太张沛云，这个女人很贤惠，原先在大学里学的是美术摄影，而郝健学的是建筑专业，我们在南方打工，又在人家的地盘上生存，就得放下身段多结交这些朋友。

搬到市区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哥和陈赫相拥在一起，躺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睡得很沉很香，我哥早上醒来，推了一下陈赫，揉了一下眼眶，有点迷糊，“我做了个梦，夜里好像有人去了李涛的房间。”

陈赫浑身一抖，快速跑到李涛的房间，单人床上被褥凌乱，孩子不见了。陈赫缓缓地蹲了下来，双手紧抱膝盖，头埋在自己的胸口，又是一阵眩晕。

报警后，我哥开车来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张沛云，对于我哥的到来，张沛云像早有准备，领着他乘电梯爬到教学楼顶的天台，望着四周鳞次栉比的摩天楼群，我哥说：“我儿子不见了，我和爱人在这儿没有任何朋友，你能不能和你丈夫帮帮我们？”

张沛云脸色变了一下，没有接话，而是说：“郝健去了医院，我父亲得了脑瘤，需要立即动手术，医疗保险公司没有给我父亲续保，因为我们有两年没有交医疗保险费了。”

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望着傍晚前的楼群，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光晕波浪一样紧紧地裹挟着他，他仿佛又闻到了淡淡的香味，只觉得脚下踩着的全是棉花，身子摇来晃去，此时，他只有一个想法，赶紧离开张沛云，去找儿子。

没料到张沛云却恳请我哥开车送她去脑科医院。

路上我哥掏出一张银行卡塞进张沛云的手里，告诉她这张卡里只有两千块钱，你们是当地人，多少能托到一些关系，不管是白道黑道，总能打探到一些消息，我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我哥的语气很诚恳，面孔依旧冷静克制。张沛云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我们需要很多钱。”她用手比划了一下：“你们一家人为什么不去新加坡打工呢？你的大舅哥不是在那儿做生意吗？他的生意应该做得很不错吧？”我哥惊讶地张开嘴：“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张沛云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在脑科医院附近，我哥停下车，张沛云跳下车，头也不回地匆匆往脑科医院走去。

回到家，陈赫简直是疯了，蓬头垢面，揪住我哥，声嘶力竭地乱喊乱叫，“儿子！我要儿子！”我哥紧紧抱住她，将她扶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他自己则浑身颤抖，大脑一片空白，抬起头，白炽灯管频繁地呲呲声，让他一阵心悸。忽然有人敲门，门口隐隐绰绰看到一个人，嘴里操着一口潮汕话，向我哥比划了半天，我哥听得懵懵懂懂，有句话听清楚了，他让我哥找时间去他家里，接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哥，借着客厅里的光，那个家伙头顶有点亮。

回到客厅，陈赫嘶哑地质问是什么人，我哥摇摇头，顺手将纸条扔在餐桌上。

陈赫神经质地从桌上一把抓起那张纸条，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了半天摇摇头，伸手又递给我哥，纸条上看着沟沟壑壑、枝枝蔓蔓，但我哥是看图纸的出身，看明白画的都是地下的管道和路径。他微微愣了一下，转过脸，双手扶住陈赫：“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儿子，你要给我时间。”

按照地址我哥开车先来到原先住的廉租房小区，找到的竟是郝健住的那幢廉租房。敲开门，开门的果然是郝健，他微笑着拍了拍我哥的肩膀，客厅乱糟糟的，整个客厅像一个废旧家电修理铺。郝健从破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递给我哥一瓶，仰起脸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他喘息了一会儿：“今天是我51 岁的生日，我还没死，我负债三百万元，而我依然生活得很好，有太太，有儿子，我希望明年我的生日，我会还清所有的债务。”我哥有些迷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还在建筑公司干呢？还当我的老板？”

郝健又喝了一口啤酒，用了十二分的努力把嘴里的话咽了下去：“兄弟，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搞过房地产开发，这家建筑公司原来也是我下面的分公司，顺德那一片家电公司的所有的厂房和廉价公寓的装修，原来都是我公司做的，后来我玩期货弄得一无所有，这家公司我还有百分之一的股份，我希望这个建筑公司是我未来翻身的一个转折点。”

郝健双眼通红，此刻他的爱人张沛云轻轻走进了客厅，她显得凄迷哀婉，胸脯起伏，甚至柔弱。张沛云看到我哥，并没有感到惊讶，我哥显得也很坦然，他沉重地对郝健说：“我的儿子失踪了，我已经报警了，你们是我的朋友，能帮帮忙吗？”

张沛云眼睛极不自然地望着我哥，半天没有吭气。我哥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郝健：“你认识那个叫马保柱的家伙吗？秃顶，瘦瘦的个条，颧骨凸出，他去了我家，告诉我你们曾经是合伙人，开过地产公司。”

“这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郝健略微显得有点尴尬，不过瞬间恢复了常态。

站在一旁的张沛云面色苍白，有些愧疚地对我哥说：“李大哥，我的父亲住院需要钱。”她瞥了一眼身边的丈夫郝健。

我哥没有吭气，他有些警觉，因为他又闻到一股奇怪的香味，那个气味犹如他在超市初次遇见张沛云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一样，他站起身，不动声色地将一张小纸条丢在餐厅的桌上，上面写着他的新地址和联系方式，然后走出了郝健的家。

第二天凌晨，我哥和陈赫在家里接到了张沛云的电话，她的声音充满了惊恐，她语无伦次地说：“抱歉，李大哥，你的儿子一直在爱心幼儿园，是郝健干的，请不要再报警了，以后我再向你解释，可以吗？”电话的那端是一阵忙音。我哥和陈赫面面相觑，陈赫疯了一样抱住我哥，说不清是惊喜还是恐惧。幼儿园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我哥和陈赫开车飞驰到那儿，李涛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正酣。

第二天上午，我哥去了小区派出所，撤销了报警登记，然后开车去了图书馆找到张沛云，见面后，张沛云又带着我哥去了脑科医院。

他俩见到了主治大夫，简单寒暄之后，主治大夫缓慢地打开话题——我们新研发的这款药，专门攻击大脑中枢神经附近的癌细胞，对其他细胞没有损害，毒副作用小，但是它没有大量投入到临床使用中，所以很贵。主治大夫意味深长地上下打量了我哥一眼，耸耸肩膀，离开了病房。张沛云眼眶红了，和我哥走出医院来到一家咖啡馆。

“所有的费用需要二十万元。”张沛云像是自语道。

“所以你们绑架我儿子，找我们要钱。”

张沛云低下头，这一切都是郝健干的，当初你住的廉租房和我住的廉租房只隔一条街，仅仅几十米的距离，你知道，我丈夫是搞建筑设计的，我们家里堆的摄影仪、测图仪、测距仪，甚至还有摄像头，都对着你们家的落地玻璃窗口，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白色餐桌绸布吗，里面缝着一个窃听器。张沛云的脸涨得通红。

我哥端着咖啡的手抖了半天，慢慢才恢复了常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郝健做期货生意，被人骗了，亏了血本，他了解到你们家在新加坡做的产业很大，就动了敲诈你们念头，所以打起李涛的主意。”张沛云犹豫了片刻，断断续续地说，还记得那个马保柱吗？他为我丈夫欠下的债务曾经坐过牢，这次他们又联手了。我丈夫为了不连累我要和我离婚，但我不愿意，郝健是个好人，都是我们的错，李大哥，请你原谅我们。”张沛云眼圈红了。

我哥站起身，冷冷地离开咖啡馆。

他又开车去了原先住的地方，七拐八拐，问了半天，终于找到马保柱的家，站在马保柱家的楼梯口，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敲了敲门，开门的正是马保柱，我哥忽然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味。马保柱像早有预料似的，示意我哥进客厅，自己走到客厅的一侧，伸出一只脚，将靠墙的两块地板轻轻踩了一下，地板翘起，地板下面是空的，幽暗阴森，凉飕飕的冷风扑面而来。我哥跟着马保柱，从地板下面的木楼梯下到一个很深的类似下水道的地方，又左拐右拐，走进另外一间地下室，终于看到了另一番情景，昏黄的灯光下，那儿琳琅满目的名牌酒瓶、名烟包装盒以及一袋袋刺鼻的香料和一堆小山一样高的烟丝，我哥恍然间进入了地下工厂。

马保柱摊开双手，带着歉意的目光望着我哥说，郝健的公司倒闭后，他欠下了债务需要偿还，所以我们就开始弄一些假烟假酒，我是他的助手。

“我儿子是不是闻了这个气味才昏睡的？”马保柱犹豫片刻，点点头。“我们做的这些买卖没挣多少钱，郝健就出了这个歪点子，原本计划把孩子藏在我这里，但我没这么干，我从里面刚出来，不想再进去，所以又把孩子交给了张沛云。”

“为什么？”我哥目光如炬。

“张沛云是我的表姐，她不希望你们一家受到伤害。”马保柱微弓着腰，努力挤出一个笑，她和郝健做了一笔交易，只要把李涛还给你们，她就同意离婚。

事情结束了。我哥依旧每天开车去建筑工地忙他的事业，他不光待在设计室里，有时候还挽起袖子招呼工人把地基上的淤泥清空，好让挖掘机和推土机开进施工现场，但那天强烈的阳光挡住了我哥的视线，他站在推土机旁，凝视着工地上的升降机，迎面一团泥土扑面从挖土机的铁铲里倾盆而下，雨点般砸向我哥，我哥瞬间被埋了半个身子。送到附近的医院，还好是软组织受伤，没有骨折，醒来后半个身子动弹不得，陈赫守着我哥惶惶然，我哥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面露微笑，虚弱地握住陈赫的手，“要不我们去新加坡打工吧，回到你哥那儿去。”陈赫嘴唇颤抖，点点头。

郝健和张沛云来看望我哥，承诺所有的医疗费用都由建筑公司承担，我哥勉强挤出一个疲惫的笑容，用眼神示意郝健凑近，两人低语了几句，郝健神色骤变。只有张沛云目光温柔地望着我哥，眼神含着愧疚和不安，陈赫一直冷眼，没有搭理他们夫妻俩，直到他们离开，我哥又重新露出笑容，但是那个笑容很坚定。

陈赫不擅长于掩饰情绪，痛苦和愤怒爬满了脸，她没好气地问我哥，刚才和郝健都讲了些什么？我哥忍住疼痛和疲惫，轻声地说了一句：“你等着吧，我要以牙还牙。”我哥让陈赫打电话将马保柱叫到医院的病房，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个秃头的耳边平和友善地低语了几句，马保柱脸上流露出恐惧，环顾了一下病房的四周，目光闪烁着一阵绝望和茫然，他愕然地望着我哥，像不认识似的和我哥打了个招呼，扭头就走了。

没过几天，我哥在病房的电视机前看到了一组镜头，郝健站在市区的一座大桥上纵身一跃，周围都是打着跳灯的警车。我哥的嘴角飘过了一丝笑意。

陈赫不理解，问我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哥风轻云淡地向她解释，他只是警告了那两个家伙，儿子失踪后，他买了一支录音笔，分别录下了他和张沛云、郝健以及马保柱对话，指控他俩制作贩卖假烟假酒，本来是想吓唬一下他俩，给一些赔偿费用，大家就私了了，没料到郝健太脆弱了。说完他低下头，似乎还有些愧意。

张沛云成了一个寡妇，一个独身的女人，她依然住在顺德的廉租房小区，每天依然坐着大巴去学校图书馆。

既然要离开广州，我哥瞒着陈赫找到了张沛云，向她告别。傍晚两人沿着珠江大桥慢慢地散步，远处星光点点，五彩斑斓，像电影里看到的景色一样。

张沛云微笑的眼睛带着光，她客气又礼貌地问：“李大哥，以后我们还能再联系吗？”我哥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温暖：“我和爱人准备等孩子在新加坡读完了高中后再回老家芜湖。”

张沛云慢慢低下头，有些歉意地说：“都怪我们，让你们的家庭经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摸了一下胸口，似乎想把心中那团杂乱的情绪给抹掉。

我哥似乎被珠江的景色迷住了，喃喃地说：“改革开放真好，这十几年广州变化太快了。”突然，张沛云探起身子要翻过桥的栏杆，我哥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双手一把抱住女人的身体，温柔地说：“别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张沛云脸色苍白，她的额头碰到了栏杆上，在流血，整个人瘫软在我哥的怀里。事后，张沛云被就近送进了一家医院。

不久，我哥一家去了新加坡，我哥在一个印尼人开的变压器公司任高管，时常会到东南亚采购民用住宅变压器和五金产品，偶尔也去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有一回去了广州，等一切忙停顿下来后，他去了广州外国语学院，漫无边际地在校园里转悠，图书馆还是原来的样子，他的心里空荡荡的，感觉自己在等什么人。

他忍不住又联系了张沛云，再次见面时，张沛云又领着我哥乘电梯上了教学楼顶的天台，一切还和从前差不多，正午的阳光白得耀眼，一群水鸟扇着翅膀沿着不远处的河面飞过，荡起阵阵涟漪。我哥有些感慨地转身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你也一样，依然还是那么年轻。”

张沛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面孔转向远处的楼群，我哥凝视着她细长的脖颈，粉白，洁净，穿着柠檬色的套装，脑海里闪着一个叫梅丽尔·斯特里普的演员的面孔，他心里莫名地一动。

张沛云指着顺德的方向说：“马保柱做假烟假酒，被化学品污染得了重病，回农村老家了，我儿子得了一种古怪的病，有时候想，这是不是报应啊。”张沛云的脸色有点阴沉，此刻一连串五彩缤纷的气球环绕着大楼在天空中四处惬意地飘浮着。一阵沉默后，张沛云又告诉我哥，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的新任丈夫也在外国语学校当老师，欢迎我哥有空去她家里做客。

中午在学校的餐厅里吃了自助餐，下午天空飘起了细雨，他俩又来到了那个曾经去过的咖啡馆，张沛云的眼神里含着母性的温柔和平静，她喃喃地告诉我哥，希望今后能够经常见到他。张沛云那时已经怀孕了，不时地干呕，不过面孔还是那么清秀，沉静。

我哥轻轻地搀扶着她的胳膊，去了那年过元旦偶然遇见的那个小超市，中秋节要到了，我哥买了几盒月饼和一束花送给了张沛云。分别时，张沛云有些吃力地走进了大巴车站，冲我哥挥了挥手，我哥有些不自然地跟在她的身后，又一班大巴车到站了，张沛云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我哥忽然像意识到什么，大跨步地冲进车站，钻进正准备关上的车门，车窗外，风在吹着，大巴穿梭在城市的景色里，到处都是一幢幢的摩天大楼，楼群里的灯光零零星星地亮着，我哥睁大眼睛，那些灯光在他眼中被无限放大，车上人流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我哥一边往前面的车厢挪动脚步，眼睛四处搜寻，终于看到张沛云的身影，她坐在椅子里，头靠在车窗上，她望着窗外，一轮圆月明亮得出奇，低低地悬挂在天空，月亮跟着大巴车穿梭在蜿蜒徘徊的城市的树林、大桥和楼群之中。

张沛云偶尔回头，她隐约地看到了我哥的身影，没有犹豫，她艰难地站起身，有些吃力地朝着我哥的方向挪动脚步，两人自然地相拥到一起，我哥觉得她显得孤单而无助，张沛云温柔地盯着他，仿佛她的目光能剔掉它的皮肉和骨骼，直接探入他的内心深处。她的头发在月光中飘散开来，四周仿佛安静得都凝固了。

我哥努力地靠近她，似乎又闻到了一股香味，不过那是茉莉花的气味。他还想搂紧她，张沛云忽然抓住了他的手，他想挣脱，却被抓得更紧，我哥的手指从中慢慢地抽出来，拇指，食指，无名指，继而是食指和中指，我哥替她捋了捋蓬乱的头发，刚要说点什么，犹如幻觉，张沛云不见了，他环顾四下，身边只剩下昏昏欲睡的面孔，窗外飞速地闪过亮着有些晃眼的路灯，以及天空挂着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