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宗辉

《怀疑与学问》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的一篇小议论文，该文的写作缘于历史上的一场学术大讨论。上世纪20 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与多方学派的论辩中，顾颉刚写过一系列的篇什（含书信），如《论辩伪工作书》《伪书考》《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等，不管论辩的结果如何，作为过程性成果的《怀疑与学问》流传下来，它在启迪国人的怀疑精神，倡导求证唯实理念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文多次编入初中语文教材，给学生带来破除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成说的新空气。

在《怀疑与学问》这篇小文中，顾颉刚先生的语气是非常中允客观的，虽论怀疑，但是没有推翻前人思想的凌厉，也没有否定既有文化的倾向，这有别于他《古史辨》的风格。学界有人认为：《古史辨》诞生后，儒家那套圣王道统，就彻底被凌迟处死了，在宰杀封建儒家这头猪的这方面，顾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屠夫。但治学之道不能靠犀利，得讲方法，有态度，重过程。所以《怀疑与学问》作为议论怀疑之于治学重要性的文章，从内容上说，它强调逻辑和思辨，注意道理的铺陈、层次的累进；结构上，设置分论点支撑中心论点，构建成互倚互证的形式，严谨而周密。值得初学议论文者研究学习。

解读《怀疑与学问》，我们可以分别从题目分析、论点摆设、方法义理、层次安排、分论技巧、语言特色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猜想文题蕴涵的意义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通过题目有时可以窥探出文章的些许秘密。本文题目“怀疑与学问”揭示了议论的范围和内容，说明论述与“怀疑”有关，也涉及到了学问（治学之术），间接点明了怀疑与学问之间相随相伴的关系；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出，“怀疑与学问”是一个并列短语，并列短语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往往是平等的，没有主次、先后之分，但这个短语显然不是，因为考查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出端倪：设想怀疑是学问的什么？学问是怀疑的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基础，是手段，是因素；后者是指向，是目的，是结果。清晰了二者的关系，就可以隐约瞥见论点的轮廓：要做学问先要怀疑。

论点脱生于名言之妙。文章开头是两句名人名言，不曾点出自己的观点，但是作者的主张，就蕴含在名言之中。两句名言语义相近，若从深度上说，前句是一个语气较重的祈使句，体现了疑是学的前提；后句则由两个分句组成，第一分句是一个双重否定句，语气强烈，突出了学对疑的依赖性关联，第二分句也是祈使句，而这里的“须”又比上一名言的“要”语气强，语义重。所以二者之间形成递进关系，逐层深入地强调了怀疑的重要性。整合两个句子，作者的观点呼之欲出——治学要有怀疑精神。由名言衍生论点，而且让读者在探索中感知和提炼，以作者不亮明观点的“暧昧”引发读者的思考与洞见，是非常高妙的。而且名人名言又可以充当论据，本身可以自证其说，起到论点、论据的双重作用。

二、全方位论证方法的运用

《怀疑与学问》全文不到1100 字，可谓短小；但在论证方法上，却非常全面，可谓“精悍”。课文以名言开启全篇，而且两句名言并排，增强气势与说服力，属于引用论证，它使论述带有权威性。第三段中“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这里联系了二三十年代国家的真实形势列举实例，方便读者结合个人体验而接受，显然是举例论证。其作用是使得道理论述得更具体明确，增强文章说服力。紧接着“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也是这样”的情况，说明它是比照上文的实际例子而展开论述的，这种基于已知事物（或事例）与跟它有某些相同特点的事物（或事例）进行比较类推从而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是类比论证。它揭示出后者事物（例）具有后者事物（例）同样的性质，具有道理推演的逻辑性，增强了说服力。除以上三种论证方法外，文章还有一种论证方法，“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句中前半部分是正面论述，后半部分是反面论述，属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它使作者的观点更深刻、更全面、更有说服力。至于文中的道理论证就非常普遍了，无需赘述。甚至隐约出现了比喻论证的影子——不打折扣地承认，折扣是商业术语，不打折扣就是一种比方，使论述生动化，日常化，通俗化。论证是论点与论据之间的纽带与桥梁，综合地、多方位地使用论证方法，并重点采取引用名言、列举实例的方法，从而也充足地展示了论据材料，并能够更好地融汇贯通论点和论据，使文章说理透彻，论证紧密，让人信服。

三、层次鲜明的论证思路

文章开头以名言点题并作为论点，之后根据实际说明做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它们的来源则包括亲见和传说，拘于现实情况，亲验实据往往就远远不够，所以离不开间接材料——传说，从而为怀疑张本。第四段是要我们对传说的话要怀疑，第五段则要我们对一本书，一种学问要怀疑。传说的话一般具有片段式的、不规整的属性；一本书，一种学问则往往成熟的、系统的、经过增删修订的东西。所以对传说的话质疑容易，而对书及学问质疑会不习惯。两段之间就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关系，产生层次的递进。文章还把怀疑看做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及“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的基本条件”，辨伪去妄就是甄别旧学说，去除伪知识的意思，它有打破传统、否定故学的倾向，所以重在对旧世界、旧秩序的颠覆，即所谓的消极方面。而因怀疑而辩论，进而评论、修正，最终才会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这一过程是建设新学说、获取新进展、启迪新发明的，凸显了建设性及创造性，正是积极方面的体现。由打破到建设、由除旧到布新，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升，所以二者也构成了由低阶到高阶的累进，丰富了文章的层次错落感。并对怀疑精神在做学问过程中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

1.分点论述合力支撑的论证结构。为了确证中心论点的真实、可信，作者把中心论点——治学要有怀疑精神设为两个分论点，第一分论点提出，怀疑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它归结了第三、四、五段的内容，依文章次序分别论证：可疑者范围广——传说、书、学问；善疑者常追问——何人？何时？何以？能疑者有主见——怀疑、思考、辨别；敢疑者不迷信——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此体现怀疑对已有学说甄别和扬弃的作用。怀疑者是在一边推敲旧学之误一边汲取既有之功，其实虽曰消极，也有主动的、正面的、进取的功效。第二个分论点则指出（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的基本条件。从本质上说，它是建立在第一个分论点基础之上的，因为该论点的关键词是建设与启迪，涵盖的积极面成分包括：发展、修正、完善、创新、进步，都是立足于既有学说的。其中作者阐述了两条怀疑贯穿的脉络线索，其一，怀疑——发问——问题——解答——发展，这是怀疑对单一问题或小范围知识产生促进的路径；其二，怀疑——辩论——评判——修正——完善，这是怀疑对系统的、整体的、俗成的学说网络的修缮与升级，所以说，大小学问（说）的发展都有怀疑的功劳。综合分论点一与二，学旧离不开怀疑，否则就容易学到伪文化、假学说；创新也离不开怀疑，因为不怀疑就会被动，就将停滞。通过两个分论点的支撑，中心论点成为显然的正见。

2.精准的语言构筑严密的逻辑。本文语言准确及注意分寸地表达，有力地构筑了文章端谨的论述逻辑。像“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语言似乎很绝对，但仔细推敲，我们发现，“不论”体现的是怀疑的范围对象，应该一概而论，不可厚此薄彼，同时也鼓励读者要有敢于怀疑的勇气，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让那本书“成为自己的书”，怀疑的出发点与目的不是吹毛求疵，更不是为了推翻那本书，所以疑者无罪，但疑无妨。另外像“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常常”一词的使用就非常有准确，这个频率词表示了应不断地对事物、学说持怀疑态度，而不是偶然或三分钟热度，持续地、不间断地怀疑才将促进学问的发展。本文正是因严密、准确、概括的语言，才使得论证紧扣中心，不出破绽，而又斩截明快，行文简约的。

文章写作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没有哪篇文章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像本文似乎也显露出一点瑕疵，如文章末段有一句话，“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接着举了戴震的例子，而这个例子只叙述了戴震是如何怀疑的，却没有交代戴震基于怀疑发问而最终产生了怎样的著述，鼎新了哪方面的理论，而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的。所以只论证了怎样怀疑，没有论述“锻炼”的结果，产生了不周延的情况。袁媛老师对这个例证也有质疑，她认为：戴震建设何新学说？文中未予交代，仅仅写到他幼年读书善疑多问，这还只是停留在怀疑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的更高境界。当然，这只代表了少数初中教师的见解，算不得文章的硬伤。

《怀疑与学问》成篇至今已有百年之久，曾经为解除封建思想束缚和学界权威垄断做出了较大贡献。今天，它仍在教给读者做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善于思想的人，人格独立的人，它的精神营养哺育了和正在哺育着一代代的中华学子。

教育到底想寻找什么？教育不是要寻找一路上遇到的小花小草——虽然这一切也都是美好的，而是要寻找那些确定不变的价值。

“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其实就是教育的大道，就是教育要寻找的确定不变的价值。

教育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这是爱因斯坦1930 年在《我的世界观》中说的——“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就是让一个人通过教育提升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与社会对话，与自我对话，小花小草小虫小鱼……世界万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对话对象。如果你是法布尔，便与昆虫对话；如果你是牛顿，便与宇宙对话；如果你是凡·高，便与田野和向日葵对话……不同的人只是使用不同的语言，牛顿用的是物理的数学的语言，凡·高用的是绘画的语言，贝多芬用的是音乐的语言。最常用的语言当然是不同民族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法布尔的《昆虫记》是法语写的，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用英语完成的，通过翻译，汉语世界的人照样可以分享他们的发现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只有一种语言。

——傅国涌 《中国教育报》2023 年01 月13 日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