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亮，高怡宁，陈姝姝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成功举办了2008 年北京夏奥会和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以下简称北京夏冬奥运会），这在现代奥运史上是鲜有的。 为了成功举办好这2 届奥运会，我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给予了空前的支持， 而这也必将给中国体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国际奥委会早在2007 年就发布了《奥运会影响计划》， 该文件要求主办城市进行综合性横向研究，以衡量奥运会对举办国经济、社会、环境、体育及在社区发展方面的影响[1]。 随着奥运遗产逐渐成为新的政策议题，其研究“泛化”现象日趋严重[2]，特别是“奥运影响”与“奥运遗产”经常被混用。德国学者Preuss[3]认为“影响”是将这一变化与如果不开展这一活动本应出现的情况进行比较的结果。而就奥运遗产而言，各类文献的定义多种多样，一直未达成一致[4]。2018 年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奥运遗产方针》对奥运遗产进行了重新定义：奥运遗产是由愿景产生的结果， 它包含了所有因举办奥运会和体育赛事而对人民、城市、地区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产生或加速其发展的、可见和不可见的、长期的正面效益[5]。显然，根据奥委会的官方解释，奥运遗产是在遗产规划或愿景设定范围内考察奥运会的影响， 且是积极方面的， 而影响可以是积极方面， 也可以是消极方面。 Preuss 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区别：“遗产”也是“影响”，但只是那些由奥运会引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变化引起的影响， 而且这些影响都是奥运会之前设定的，特别是奥运遗产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6]。由此可见，相比“奥运遗产”，“奥运影响”更为宽泛，可以是计划的，也可能是计划外的，且并不严格受时空限制。 近十余年，国内学者围绕“奥运影响”和“奥运遗产”开展了诸多研究，但已有研究却鲜有分析我国举办的北京夏冬奥运会对国家体育政策的演变与变化特征的影响[7]，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则未能涵盖2017 年以后国家层面发布的奥运相关政策[8]，且未对与奥运会相关的政策演进历程和特征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选取2001 年（获得北京夏奥会申办权）至2021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阐述北京夏冬奥运会的影响与我国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历程和时代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 期望为提升我国奥运会的遗产利用效能和制定奥运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资料来源

本文的政策文件主要有2 个来源： 一是国家体育总局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汇编》；二是通过关键词检索国务院、 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部委（如财政部、教育部）在2001—2021 年颁发的所有体育政策文件。 通过2 种方法共收集145 份政策文件，从中挑选出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文件。在挑选和鉴定政策文本时， 以政策中是否有因奥运引起的政策变化为依据，比如政策文本中是否有“以北京2008/2022 年奥运会为主导”“在北京2008/2022 年奥运会激励下/ 影响下”“北京奥林匹克加速”或“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围绕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实际”“北京奥运遗产”等相关内容，最后挑选出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政策文本31 份（表1）。

表1 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文件列表（2001—2021 年）Table1 List of national sports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Beijing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2001-2021)

续表1

2.2 研究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首先，挑选所有符合研究对象的政策文本，分析不同时期体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厘清与奥运遗产相关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其次，进一步采取词频分析法， 对涉及奥运遗产相关的具体政策文本条目进行编码， 对奥运遗产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信息提取，统计分析政策文本中涉及“奥运”的词语词频情况；最后，分别从从政策主题、政策话语和政策导致变化的类别看北京夏冬奥运会遗产影响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

采用扎根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转译， 找出与奥运会相关核心概念类属。 首先， 进行开放式编码，对31 份政策文本进行序列编码，并根据文本的核心内容提取关键词频进行二次编码， 共得到奥运促进文化交流、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科技水平和兴奋剂检测技术等241 个一级编码。随后，对提取的一级编码进行重复内容的筛选、剔除，得到34 个二级编码；然后对34 个二级编码进行主轴编码， 最后确定冰雪运动（含冰雪旅游）、群众体育（含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18 个概念范畴/ 主题（图1）。

图1 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政策主题的频次分布Figur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hemes oriented by the Beijing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s

2.3 分析框架

借鉴Preuss 鉴别大型赛事影响导致变化分类的理论分析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类别。该理论将赛事影响导致的发展或变化分为4 类。其中，A 类指不是因为赛事本身（如奥运会）而发生的发展变化；B 类指在没有大型赛事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发展变化， 但由于该赛事的举办可能加速影响预先计划的发展；C 类是指赛事所需要的发展，但不是举办城市或地区长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D 类则是“重复使用的影响”，指那些用于不同用途的赛事活动所需的开发项目或计划 （只需很少或不需要额外增加成本）[9]。 借鉴这种分类方法，将主要分析和比较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内容类别。

3 研究结果

3.1 北京夏冬奥运会与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历程的特征

对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历程的划分主要有3 个依据： 一是与奥运会相关的重大事件， 如北京夏奥会成功举办或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二是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国家重要体育政策的颁布； 三是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体育政策制定的特征，如政策中与奥运相关的内容表述。

3.1.1 北京夏奥会促进体育功能价值逐渐扩大（2001—2008 年）

2001 年北京获得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此后7 年我国进入了奥运会筹备期， 奥运会也成为这一时期体育政策的热门议题。 在北京获得夏奥会举办权的第二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0]。随后，国家体育总局明确新时期国家体育工作的任务是 “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筹备和举办北京夏奥会），迎接挑战，加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 并借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11]。而这一目标和战略决策也在这一时期重要标志性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进行了充分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是继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 之后再次在中央层面颁布的体育政策文件。上一次颁布的背景是中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并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四，而这一次则是在历史性取得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后。更为重要的是，体育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定位表述也在这份文件中发生了明显变化。分析这份政策的文本，发现体育在中国社会中的价值由原来的“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 国家的荣誉和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友谊及国防力量”[12]转变为“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1]。 此外，北京夏奥会申办成功也促使体育在中国社会的功能发生变化。对社会而言，体育的功能主要指体育对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效能[13]。 有学者[1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功能经历了从政治功能为主到侧重经济功能， 再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演变过程。 分析这个时期与奥运相关的体育政策文本发现，国家政策在定位“体育的功能”时明显开始与世界接轨。 比如，在表述上从之前的“通过奥运会提升竞技水平和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转变为 “为用奥林匹克宗旨激励和教育中国年轻一代提供难得的机会”“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15]。 显然，国家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积极扩大体育（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功能在我国社会的影响。 而这一变化同样出现在《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这一份政策文件中。 该文件指出，“奥运会的举办将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和新的动力”， 而体育事业则被赋予了“发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独特作用。 ”[16]由此可见，面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希望通过举办北京夏奥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唤起国人对体育功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而且期望奥运会能使中国体育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这也因此成为新世纪后我国体育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

3.1.2 北京夏奥会助力体育强国战略的开启（2009—2014 年）

北京夏奥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体育整体发展的转折点， 促成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战略的开启，也为中国体育留下一笔宝贵的奥运遗产。事实上，在北京夏奥会之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对奥运会后的中国体育走向有着共同的期许：“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大众体育上”[17]，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不等于体育强国,中国仍在追赶体育强国的路上[18]。2008 年9 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战略目标[19]。 2009 年，在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之际胡锦涛同志又一次强调 “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2 次重要讲话也被学者们广泛认为是中国确定“向体育强国迈进”战略的正式开启[20]。从这2 次讲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北京夏奥会的成功举办，有力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促成了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的开启；第二，“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是我国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路径[21]。 显然，这一表述既是对新世纪“体育功能”扩大的延续，也为我国体育强国之路指出方向。 中国的体育政策对如何实现体育强国内涵表述基本是抽象、概括性的，且缺乏系统性的论述。直到2014 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 中才对体育强国有了明确的内涵表述。刘鹏认为，我国实现体育强国主要通过4 个方面： 不断拓展群众体育的广度和深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追求；优化结构， 增强后劲， 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夯实基础，改革创新，努力提高“三大球”水平；创新思路，完善政策，进一步加快体育产业发展[22]。至此， 北京奥运会促进体育强国的启动阶段和官方表述基本完成。

3.1.3 北京冬奥会推动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价值升级（2015—2021 年）

重视体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自“十五”期间就被放在国家政策的重要位置，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挥申办和举办奥运会以实现体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被逐步升级。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 年）将体育对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设定为 “坚持促进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对外交往中的综合功能和独特作用”[23]。 随着《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国家政策层面对体育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高期许和要求。 “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服务社会民生、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特别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体育被要求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4]。

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与奥运会相关的重要体育政策最多。 表1 显示，在31 份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国家体育政策中，2015—2021 年期间有21 个，占67.7%。此外，在政策文本的表述中，北京夏冬奥运会（特别是北京冬奥会）也从早期被期望实现体育促进扩大体育消费的目标，逐渐升级为助力体育促进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多元价值升级和城市区域发展等更具体的现实目标。 比如，《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2006 年） 指出，“2001 年北京赢得第29 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对“活跃体育消费，促进体育市场发育和体育产业规模发展”的重要作用[25]。 而2015年北京获得2022 年第24 届冬奥会主办权后， 中央政府希望通过举办冬奥运会促使体育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仅再次把体育放置在国家政策和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上， 而且也赋予了体育多元的价值诉求。

3.2 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

3.2.1 从政策主题看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

政策的主题分析可以帮助了解政策文本的主旨与目的， 通过分析体育政策中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北京夏冬奥运会在不同时期对体育政策影响的侧重点。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对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31 份政策文本的相关内容进行逐级编码和核心主题的提取， 经过二次编码后共鉴定出18 个不同政策主题。图1 显示的主题在政策中出现的频次是有差异的。 受奥运影响最显著排位前4 的主题依次是 “冰雪运动 （含冰雪旅游）”（21 次），“群众体育 （含全民健身）”（16 次），“竞技体育”（11 次），“绿色（低碳、生态）奥运理念”（10 次），“区域协同发展”（9 次）。 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体育政策变化的主题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冰雪运动（含冰雪旅游）”在2015 年后迅速成为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政策的热点主题，其在政策中出现的全部频次均发生在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备期（2015—2021 年）。 特别是，2018 年2 月至2021 年12 月， 不到4 年的时间内国家层面颁布了12 项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高级别”的体育政策,占相关政策的38.7%（表1），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冰雪产业的发展。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3）》,虽然受新冠病毒以及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2016 年以来我国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人均消费规模呈现V 型发展特征[26]，但2021—2022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达到3.44 亿，冰雪休闲旅游收入达到了4 740 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7]。

第二，“群众体育（含全民健身）”在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主题中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在北京夏奥会举办之前， 国家政策对群众体育的关注点虽然很多，但政府的实际投入相对较少[28]。相比而言， 无论在政治上的关注， 还是财政上的实际投入，国家都将竞技体育作为战略投入的重点[29]。北京夏奥会不仅扩大了我国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战略升级。为纪念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国务院将每年8 月8 日定为“全民健身日”,倡导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30]。 在2014 年10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全民健身被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 年北京获得冬奥会主办权之后， 全民健身主题在国家政策中的位置则更为突显。在北京申办冬奥的过程中，政府和北京冬奥申委向国际社会承诺北京冬奥会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随后，国家相继颁布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关于以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巩固拓展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战略成果，并通过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极大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设施的建设，全面提升了冰雪运动在我国的普及程度和冰雪产业的发展水平[31]。

第三，另一个突出的政策主题是“绿色（低碳、生态）奥运理念”。 虽然该主题出现的频次并不是最多,但却贯穿了北京夏冬奥运会的相关政策。 北京夏奥会提出“绿色奥运”的办奥理念。 事实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城市的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将环境作为评估申办城市能否达到要求的关键性因素[32]。 为了实现“绿色奥运”理念，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措施以改善北京城区的环境，比如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建立市场化的优质能源供应体系等[33]。 北京冬奥会则不仅延续了“绿色奥运”的理念，而且拓展为全面落实“绿色办奥”+“双碳”目标的办赛理念。从北京夏奥会的“绿色奥运”到北京冬奥会的“绿色”的办奥理念，其背后是中国坚定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绿色、低碳”理念则是其重要内容，并对冬奥会的办赛理念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为落实以上理念，北京冬奥组委和京张两地政府从赛事举办地建设清洁电力的生产、运输与应用，到冬奥会火炬燃料使用氢能，都完美地演绎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而北京夏冬奥组委践行“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的理念，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使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第四， 相比北京夏奥会筹备期，“体育区域协同发展” 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间相关政策的主题中格外突出。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34]。 随着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地方竞争性的发展方式弊端重重且已不可持续，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变得非常必要，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式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35]。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筹备和举办无疑将加速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从政策上看，这期间不仅有明确指向北京冬奥会促进区域体育一体化发展政策文件（如《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规划》）， 而且多份政策文件中也强调在政策的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努力做到 “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区域发展的双赢”政策指向，如“结合主办城市发展目标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编制”、“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 区域发展的双赢”（《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积极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海峡两岸等区域内体育协调发展”（《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表2）。

表2 相关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部分）Table2 Content analysis of relevant policy texts (part)

3.2.2 从政策话语看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

对比北京夏奥会前后，特别是与2015 年获得北京冬奥会举办权后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奥运会在政策话语表述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8 年以前的政策话语更强调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和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在奥运会中的表现。 比如，2002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有如下表述：“成功赢得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对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如，《体育事业“十一五” 规划》 的 “以筹办2008 年奥运会为契机……积极开创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 让体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强调奥运会与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点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百年奥运情缘”不无关系。 徐国琦[36]55教授将奥林匹克运动会描述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混合体”，将中国“奥林匹克梦”的理解置于体育和民族主义语境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和在民族之林中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迷恋”是前所未有的[36]57，他的解释为理解奥运会在中国的潜在意义及其政策话语作用提供了分析视角。 中国过去近百年经历的“屈辱历史”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渴望被世界所接纳和承认， 向世界展示一个重建的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 而奥运会无疑是最好的媒介和选择。如果说奥运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被认为是其“外在功能”，那么“内在功能”可以理解为其对教育、健康促进、娱乐和文化传承的影响，这是所有体育运动所共有的。在北京夏奥会举办前，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外在功能”，特别是政治含义在国家体育政策中得到直接和积极的阐述， 并被认为是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动力[37]。

北京夏奥会之后， 特别是北京冬奥会筹备期的体育政策虽然坚持强调奥运会的外部功能（特别是政治因素），但增加了“国际主义”的元素和“国际合作交流”的要求。比如“奥运会作为国际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赛事，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间交流、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38]“新型外交战略将为展现体育文化软实力提供广阔舞台， 筹办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国际大赛将不断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24]。

另外， 北京冬奥会筹备期的国家体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同时，逐渐形成“多元的”、注重“现实主义”的话语表述方式。这一点主要表现在2 个方面：一是在奥运会的“外部功能”影响中增加了明确的“国家战略”指向。2008 年之后,奥运会影响国家战略不再是抽象或笼统表述为奥运服务于“我国体育事业”或“国家改革与发展”，而是有了更明确的指向，如“奥运会的举办成为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北京冬奥会将不断提升我国体育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以筹办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推动冰雪运动开展和产业发展水平”“以2022 年冬奥会历史机遇推动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二是政策中增加了奥运会“内在功能”的表述，即对教育、健康促进、娱乐和文化传承影响的多元诉求。比如，“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体育教育中的发展”（《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及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进步作出有力贡献……着眼于促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发展， 积累并转化志愿服务工作的人文知识遗产、人才遗产”（《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3.2.3 从政策相关类别看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

借鉴Preuss 鉴别大型赛事影响导致变化分类的理论分析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类别。 就A 类奥运会导致的政策变化而言， 在北京夏奥会（2001—2008 年）和北京冬奥会筹备期间（2015—2021 年）没有本质区别。 比如，都有对“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争取运动成绩， 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竞技水平”（《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1—2010 年）》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11—2020 年）》）的要求。可见，这一政策的变化并不受北京作为奥运举办城市的影响。B 类奥运导致的政策变化可以理解为奥运举办城市或地区即使没有奥运会也会有某些变化（比如城市的基本设施建设），但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加速了这些变化的发展。就这类政策变化而言，虽然北京夏冬奥运会都有对举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但北京冬奥会的影响政策变化更明显。 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报告》《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以奥运会为契机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体育、冰雪运动和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以及进一步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的能力。 Chalip[39]认为，赛事利用意味着“围绕赛事（如奥运会）本身进行的活动，寻求从赛事中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当2015 年中国积极申办北京冬奥会之时， 恰逢国家提升软实力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期。 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无疑对展示国家新形象、普及冰雪运动、体育产业升级和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显然，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有意识地增强了奥运会赛事利用的意向， 这也成为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C 类政策变化可以理解为奥运会导致举办城市或地区发生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本来不是一个城市的长期发展规划内的发展。 这类变化在冬奥会期间体育政策中突出表现为“利用2022 年奥运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抓住冬奥筹办契机， 推动冬季运动从东北向整个中国普及推广”（《“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 该项政策不仅为北京冬奥会的申办作出贡献， 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举办城市和举办地区的冰雪运动发展。比如，为促进举办地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助力冬奥会的举办， 北京市和河北省分别出台了 《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 年）》和《关于创新冰雪运动发展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D 类变化表现为奥运会对之前赛事场馆利用方面的政策要求。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 议程》颁布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40]明确提出“充分利用北京夏奥会已建的场馆，节省办赛成本”的办奥理念。 比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利用了北京夏奥会临时场馆曲棍球场和射箭场用地； 夏季奥运会修建的主游泳馆“水立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变身为“冰立方”。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曾表示，“北京赛区的13 个冬奥场馆中有11 个将利用夏季奥运会遗产。 ”[41]而对于北京来说，如果没有北京冬奥运会的举办， 北京夏奥会留下的遗产可能不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这也使得北京冬奥会在遗产的“可持续性”方面明显区别于北京夏奥会。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第一， 以北京夏冬奥运会为导向的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呈现出3 个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北京夏奥会的筹备期间（2001—2008 年），北京夏奥会的申办成功和筹备促进了体育功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在国家体育政策上呈现出从突显政治功能到兼顾经济功能，再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的特征。在后北京夏奥会时期（2008—2015 年），北京夏奥会进一步推进我国体育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战略开启。 而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2015—2021年），北京冬奥会在国家政策上显著表现出助力体育促进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多元价值升级以及体育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二， 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特征。从政策主题看，“冰雪运动（含冰雪旅游）”“群众体育（含全民健身）”“体育区域协同发展”“绿色（低碳、生态）奥运理念”不仅是相关政策的热点主题，而且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格外突出。从政策话语看， 奥运会在政策话语表述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北京夏奥会举办前更强调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和竞技体育成绩在奥运会中的表现，向降低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民族主义诉求及呈现“多元的”、注重“现实主义”的话语表述方式转变。

第三， 北京冬奥会导致政策变化的后续效应更清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有意识地增强了赛事利用的意向， 确立和实现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二是国家利用筹办冬奥运的契机， 明确提出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 三是通过制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 奥组委和政府通过宣传展示冬奥会带来的长期收益和积极影响， 更加注重扩大公众参与度和提升奥运会的影响力。

4.2 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应充分借鉴北京夏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保护和利用好奥运遗产，在政策制定及落实方面，与城市发展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一， 我国在制定包括奥运会在内的综合性大型体育赛事相关的体育政策时， 应进一步将大型体育赛事与举办城市和地区已有的体育发展目标进行有机融合，制定赛事的遗产计划，扩大赛事的功能及对举办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二，应以城市规划为起点，采取多元化的政策部署，将赛事融入城市的长远发展，制定各行各业的协同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