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源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31）

在无声电影时期，世界各地均有解说员为观众提供口头解说，协助观众培养观影能力、积淀观影经验。随着字幕技术及有声电影的出现，欧美影院的电影解说员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亚洲国家，电影解说员的存在时间更为长久，影响也更为深远。日本被认为是东亚电影解说员传统的发源地，日本的电影解说者被称为活动辩士（活動弁士KATSUDŌ BENSHI）。辩士在放映过程中站在银幕旁边，随着配乐向观众解说故事内容。日本辩士是日本早期电影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当时的日本电影业及后续日本电影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电影是一种商品，观众作为消费者反作用于电影生产。20 世纪初期，日本处于大正时代，社会环境稳定，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步兴起，经济的繁荣也使娱乐需求不断增加。辩士制的形成离不开观众的反作用力。本文以影片《默片解说员》中的呈现为例，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日本观众如何影响“辩士制”的形成发展。

一、民族欣赏习惯

20 世纪初期，日本社会较为传统封闭，电影这一外来新兴事物想要在日本得到发展，必然依托本土艺术，借助为群众所接受的传统本土艺术形式进行发展。这是观众的习惯性欣赏心理反作用于电影生产的表现，在接受新事物时，人总是倾向于寻找其与自身熟悉事物的共同之处，并且受思维惯性所支配。不同的地域往往有着不同的集体性社会审美心理，社会审美心理通常是民族性的，并作为民族欣赏习惯得以延续，可以被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

（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庇护

在形式方面，如同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被冠以“西洋影戏”之名，日本观众在初次接触电影时也将其归于一种戏剧表现形式。在日本戏剧中，剧情往往通过说唱形式进行展现，即“表演+弹奏+说唱”的演出范式。[1]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便形成了依靠解说及弹奏的审美习惯。无声电影作品难以牢牢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也迫使其不断寻求符合社会习惯的“外部发声方式”。为了留住观众，电影延续了日本的传统艺术形式习惯，并出现了解说电影内容的职业，即辩士。辩士凭借其洪亮的声音，加上三味线等日本传统乐器配乐，通过不同的声线扮演剧中角色，将剧情复述给观众。受日本传统艺术形式“落语”的影响，在影片开始前，辩士会就影片叙事进行一段主观化讲解，即“映前解说”。在如今的电影观影习惯中，这种“前说”无疑是一种剧透，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符合民族欣赏习惯并使观众快速进入剧情的有效手段。

（二）被本土化的他者

日本电影观众大多未受过电影相关教育，在理解电影镜头语言方面本就存在困难，而当时日本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员较少，且受资金影响，部分影片制作粗糙，情节画面转折突兀，使得观众无法独立理解和欣赏电影。而辩士通过提前了解影片、编写解说词，将影片的突兀之处进行润滑修补并积极地介入叙事。如果没有辩士的解说，日本早期影片会更加晦涩难懂，日本尚未萌芽的电影行业也可能得不到相应扶持。

除了日本自制电影，外国电影拷贝更需要辩士的介入。日本普通民众对外语的识读能力不高，需要依靠辩士对字幕的翻译转述来理解影片，而辩士在对于外国影片的转述上有着民族欣赏习惯的烙印。由于日本国民审美偏向本土化，为了不使观众反感，多数辩士会选择将外国影片中不符合日语表达习惯的语言进行“日化”，再加上优美的修辞手法，将台词改写成日式诗句，使外国影片成为日式叙事习惯的外壳。此时，辩士作为一种转换工具，将“他者”（外国影片）内化为本土叙事内容，沿袭了日本叙事习惯。

（三）对电影发展的禁锢

一方面，辩士利用观众对于戏剧的审美习惯扶持电影，对电影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民族欣赏习惯心理导向下的辩士同样阻碍了日本电影的发展，如同影片中茂木贵之所说：“客人是为了听我解说才来的，垃圾由我解说也能变成宝贝。”有能力的辩士可以通过自身的再次创作，将突兀的转场和生硬的剧情解构，“化劣作为佳作片”。这种救场能力却无意中在日本电影制片市场上协助劣币驱除良币，注重影片质量的专业电影制片方被专注效率、盈利周期更短的商业制片方挤压，逐渐被迫放弃对电影专业性的追求。

除去对日本电影制片市场的影响，这种习惯性还体现在日本电影镜头语言的运用上。为了迎合“辩士制”，给放映时的解说空出时间，日本导演多采用远景和全景镜头，使画面保持静止。由于场景频繁切换会导致无法解说，日本早期电影镜头切换也较少。可以说，辩士阻碍了日本电影语言的发展，不利于对现代电影观念的探讨。

（四）审美习惯的延续

辩士虽然已经销声匿迹，但作为盛极一时的社会风潮还是影响了如今的日本社会。在日本电影中，日本电影的独特美学风格延续着辩士时期的惯例。“日本电影中常见的全景镜头和长镜头，原本是为辩士拿手的冗长对白而预留的；感伤的结论性旁白则是辩士解说的痕迹。”[2]除了全景镜头和长镜头之外，日本电影常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加上画外音，这也可以被视为辩士“前说”“后说”的残留。

（五）小结

日本观众的欣赏习惯由日本社会心理所决定，这种历史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存在地域性。受集体审美观念的影响，文艺创作以观众需求为导向，辩士的出现顺应了观众的习惯心理需求，得以在日本社会扎根，成为日本独具特色的电影现象。

二、观众对辩士的崇拜

辩士随着电影行业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彼时日本社会中的当红职业。由于“辩士制”的影响，日本电影的叙事方式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电影运用画面语言推动影片叙事，而日本电影叙事并非建立在画面影像上，更多依靠辩士讲述。对于习惯依靠辩士讲解的观众而言，影片本身只是解说的素材，是一种半成品，辩士的讲解、影片影像与配乐三者加起来才是一部完整的电影。相较于欧美国家的电影解说员而言，“身着西式礼服，头戴礼帽，作为表演者站在台前”的辩士更像评书艺人，他们依据影片画面内容，模仿剧中人物的神态语气进行语言表演。

（一）辩士导向性观影

在当时日本的大城市里，观众是否去看一部电影与其说取决于影片内容，不如说取决于由哪个辩士解说。那些大腕辩士甚至可以在内容上向制片者提出一定要求，影片放映时间也会根据辩士的解说长度而随意调整。[3]受辩士本身实力的影响，观众对辩士的选择远远高于对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一些有名的辩士对于影剧院的生存影响很大，甚至拥有狂热的粉丝群体。

片中主角俊太郎的解说风格诙谐幽默，他不像茂木那样多情，也不像山岗一样死板，由他解说的电影场场座无虚席。影片中的橘家大小姐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观众，她家中经营着远比青木馆规模大的电影院，有着最新的默片和最有名的辩士，却为了追捧自己喜欢的辩士，经常买票来竞争对手——狭小的青木馆里看电影。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位有名的辩士对于电影院的宣传作用。

（二）辩士角色的赋魅

按照常理来说，辩士作为解说员，只是观众与电影之间的中介，其本人并不应该成为一个被独立关注的因素。究其原因，首先，观众对辩士有着角色期待。角色期待“是指一个人扮演角色的行为符合社会、组织、团体、他人的期待与要求”，功底深厚的辩士往往具备极强的临场发挥能力，被崇拜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辩士身上附加了电影作品的情感魅力，包括粉丝对电影主角的移情。《乐记》中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记载，表明声音是抒发情感的有效手段。将声音作为职业工具的辩士无疑是强中手，电影演员远在天边，但有着主角声音的辩士就在眼前，观众将感动与崇拜延伸到辩士身上，从而获取心理满足。以《默片解说员》中“青木馆”的解说员为例，当家解说员茂木贵之虽然职业素养不佳，但是凭借儒雅的声线、充沛的感情以及俊美精致的外形，被称为“最会赚人眼泪的辩士”。他拥有忠实的粉丝，每次他上台时，台下前排都簇拥着大批女性观众。茂木擅长解说情意绵绵的爱情悲剧，在观众眼中，解说时的茂木就是影片主角的化身，茂木与他们的互动被代入了主角形象，进一步加深了观众的角色滤镜和角色崇拜。

辩士被热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电影作品在被制作完成后就与电影制作者脱离，辩士拿到影片后在撰写解说稿时就成了再次创作者。在电影放映时，本来的创作者（编剧与导演）缺席，而辩士作为再次创作者却在场，可以通过观察台下观众的构成类型和神态反应及时更换解说词，把握解说节奏，调节现场气氛，直接用声音向观众传递情感，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一原因使得由辩士讲解的电影比起单纯的电影放映和传统的日本戏剧都要灵活生动。

（三）“辩士崇拜”对后世的影响

辩士不仅对日本电影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以声音为基本要求的职业，同样对配音演员行业发挥了启蒙作用。在20 世纪30 年代日本辩士职业走向衰落时，部分辩士转而为广播配音，被称为“声优”，观众对于“声优”的崇拜可以看作是“辩士崇拜”的延续。

（四）小结

辩士在20 世纪初期的日本社会得以繁荣，原因之一是观众对于辩士的明星崇拜心理。辩士有着不同的解说风格，也就具有不同的魅力。作为再次创作者的辩士通过对剧中故事的呈现，满足观众的角色期待及审美需求。观众将对电影主角的情感投射到辩士身上并成为辩士的粉丝，从而吸引更多人进入辩士行业，促进了电影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观众求乐趋新的选择

（一）差异间的选择

“在欣赏电影艺术时，电影观众的趋新心理之基础建立在生物的探究心理上。”[4]在适应观影之后，观众开始渴求创新，但是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日本影片拷贝数量较少。“即便在20 年代晚期与3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最卖座的电影也只有15个拷贝。”[5]数量的稀缺导致电影拷贝的售价与租金都比较高昂，许多私人影院的影片拷贝不多，只能重复播放影片。在影片拷贝数量受限的情况下，辩士显得尤为重要。电影是开放性文本，辩士就影片呈现内容讲述自己的理解与观点，不同辩士有着不同的风格，对于同一部影片的理解也不同，讲述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对于辩士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对影片的了解程度，而是拥有自身风格的解说词。这些辩士的解说类似看图讲故事，在影片影像的基础上进行再次创作，所创作出的故事可能会独立于影片叙事之外。

（二）不再新奇的新奇

“辩士制”同样逃不过盛极必衰的命运。喜新厌旧的观众在有声电影大力发展阶段抛弃了辩士——这个自电影引进日本之后便随之出现的职业。随着科技的发展，辩士的存在意义被一步步削弱，日本电影界为了突破“辩士制”的禁锢，大力支持有声电影的发展。辩士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日本各地发起抵制有声电影的运动，然而最终无力阻挡时代的前进。为谋生计，辩士纷纷开始转业，也影响了日本电影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盛极一时的“辩士制”也就此落幕。

四、总结

“辩士制”作为日本无声电影时期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其发展、繁荣、衰落的原因都与观众有关。观众的观影需求与自身匮乏的观影素养产生矛盾，为了更好地观影，观众选择了带有日本传统欣赏习惯色彩的辩士，让辩士充当影片与观众之间的中介，协助自身理解影片内容。由于辩士在解说电影时受自身能力和剧中人物光环的影响，受到了观众的崇拜与热捧，促使辩士行业进一步发展。最终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观众转向了有声电影，辩士制也随之衰落。可以说，在日本无声电影时期，观众影响并决定了电影行业的发展，因而观众的力量不容小觑，只有分析并迎合观众的心理，才能促使电影行业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