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蓝天

有清一代于文教一途上启于元，承同文之治，讲求字形相殊于无妨，但求义理通于明达的文化交流介式，是以多数儒家典籍曾以满汉合璧乃至多体合璧的形式呈现人前。《易经》作为儒家诸学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无所不有之根本，其满译本及重译本的轮番问世皆是对清代统治者儒治营国姿态的几度调试。早在太宗时期，《易经》的满译意图已然萌芽，至顺治朝译竣，笼统颁行过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殿刻本《日讲易经解义》、乾隆三十年（1765 年）武英殿刻本《易经》（又名《周易》）如是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本文试对清代同文政策下《易经》的满译经过、其版本几何及纵古通今的影响作一初探。

一、清代同文政策下的《易经》满译经过

回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史，凡是以少数民族组建政权的民族主体，都难逃其独树一帜的民族性格在汉文化日益精进的过程中缩减至消亡的循环宿命。清朝诸帝上承元代的同文思想，施以不求字形一辙，但求义理相通的语言文化政策。太宗朝时期曾向朝鲜索求《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诸书①《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第38 页。，以期臣子们能够“习于学问，讲明义理”②《清太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达到“忠君亲上”③《清太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的效果。奈何受命于太宗译述汉籍的达海在其主持工作上头未竣便卒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第7390 页。，待得顺治朝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⑤《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