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瑀

维特根斯坦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真正要做的不是给思想划清界限，而是要给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给语言划界。”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是有关认识和实践何者更为重要的讨论。然而实际上人们希望通过这一问题来解决关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暨有关道德伦理的认知和实现的论述，进而引发了更为笼统的前者的表述，也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然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著名的知行关系问题的提出及后的诸多解释，存在语言概念上的漏洞。由于对知行二者概念的阐述和运用未能达成统一，在对待知行顺序上也就存在诸多差异。因此，我们要通过中国古代的种种知行关系把握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什么是知，什么是行。

一、知先行后

程颐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主张“知先行后”。在这里，程颐认为“知”是“行”的前提条件，是基础和根本，一个人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自然也做不到这一程度上标准所要求的事情，而“行”是在“知”的引导和规范之中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其自身认知所规范和规定的。行为无法脱离认知的窠臼。程颐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1］在这里，程颐展示了自己对于知和行的有关论断，成为君子，就必须先明确君子如何作为，再要求勉励自己，从而实现自明诚。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问：“人有志于学，然智识蔽固，力量不至，则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