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瑜［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0］

《牡丹亭》围绕杜、柳爱情展开的同时也涉及《诗经》阐释。《诗经》阐释隶属《诗经》元素，所谓《诗经》元素，“是指包蕴于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和活动中并发挥特定功能的《诗经》篇章的题目、语词、主旨、艺术形式以及其他和《诗经》相关的质素”。此前学者多关注《诗经》在剧中的反理学意义，然围绕剧中《诗经》阐释可以发现，它不仅关涉明代《诗经》研究，而且作为剧中元素更发挥着特定的文学功能。

一、《牡丹亭》中《诗经》阐释概况

笔者将《牡丹亭》中《诗经》阐释的具体情况略作梳理，展示如下：

表1

从以上表格内容可见，《牡丹亭》中《诗经》阐释集中在四个回目，涉及杜宝、陈最良、杜丽娘三个人物，且分为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经学阐释“阐发其中各诗的美刺讽谏意义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价值”，文学阐释则是“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诗经》情感特质、表现手法、语言形式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等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鉴赏”。剧中经学解读篇目有：《周南·樛木》《周南·螽斯》《齐风·鸡鸣》《邶风·燕燕》《召南·江有汜》《周南·汉广》《周南·桃夭》。陈最良在第七出敷演《诗经》以上篇目大义时皆尊《毛诗》和朱熹以文王和后妃风化所致的美刺政教意义，目的是让杜丽娘认识到“闺门风雅”。涉及文学解读的篇目有：《郑风·风雨》《召南·摽有梅》《唐风·绸缪》《周南·汉广》。陈最良引用此四篇为杜丽娘诊病，但他并不阐发经学义理，而是将诗歌情感特质与杜丽娘自身情感相联系，突出“情”字。此外，《牡丹亭》中《周南·关雎》的阐释关涉经学和文学两方面。杜宝尊《毛诗》认为是后妃之德，意在强调《诗经》对女子的道德教化。作为腐儒的陈最良看似乱解《关雎》，将“君子好逑”释为“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实则偏向阐释男女恋爱之情，彰显此诗描述爱情的文学意义。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且她为“情”而伤就是从“君子好逑”来的，因此以她的角度窥视《关雎》也是讲男女之情。

二、明代《诗经》阐释情况

《牡丹亭》虽以南宋为时代背景，但部分内容却是对明代现实的折射，剧中对《诗经》以毛、朱为主的经学阐释和以“情”为主的文学阐释可看作明代《诗经》阐释的缩影。

明代《诗经》阐释大致分为前中期的经学阐释和晚期的文学阐释，前中期又可细分为尊朱和尊毛。明前期亦步亦趋随元代尊“程朱理学”，为政治王权和思想教育服务。朱元璋拉拢元时文人，他们大量阐发朱子学说更是为前期尊朱思潮奠定基础。明取士依旧随元制，建立起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教育考试系统。洪武年间所定科举用书，“《诗》主朱子《集传》”，同时在教育教学中“推行的完全是孔、孟思想与程、朱理学”。将教育考试内容严格圈定在朱子范式中，文人入仕不得不学习此道，使明朝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走宋儒窠臼，缺少独立解经的能力。加之朱元璋生性多疑，在重用文人时又多加猜忌，文人稍有不慎便处以极刑，重压之下他们只能缄口不言，对于《诗经》的阐释更是集于一家之说。杨慎就指出：“今世学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是之；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

明代中期，洪武时对文人的高压政策在这一时期相对宽松，他们自然多了抒发己见的机会。同时，以“前后七子”为主的文学复古运动矛头直指宋儒理学。当复古之风吹向《诗经》研究，就出现了“《诗经》汉学”的复兴，且重点在对《诗序》的肯定和阐发。这些学者大多认为宋人说诗没有扎实的功底，只会空洞地阐发义理，去古较远又不尊前人之说，而汉代学问扎实又距前人略近，因此他们主张复兴汉学以改变朱学独尊的局面。其中尊毛贬朱较盛的有嘉靖时期的袁仁。袁仁在著作中攻击朱子解《诗》如同盲人摸象，尽以己意为之。如《关雎》，朱子认为《诗》大小序中皆存在汉儒笔墨，因而废之，而袁仁却认为大小序无论是否存在汉儒笔墨，毕竟离孔子时代不远，应有其合理性，且在文末评价朱子解《关雎》“陋矣”。如此攻击朱子，可见当时朱学独尊的局面已被打破，相对而言则是“汉学”复兴的气象。

《诗经》研究到明晚期以文学阐释为主流。明晚期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宦官、大臣朋党竞相争权夺利，已失去大一统局面。经济也因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政治束缚的缺失迸发出蓬勃气象，整个社会“由循规蹈矩的‘古典式’的生存方式，向物欲膨胀的庸俗人生转变”。晚明大儒王阳明的“心学”经不断阐发后出现了高呼个性解放的声音，一些支持人文主义的学者纷纷高扬性灵“至情”之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他们的文学主张也由之前的崇理抑情走向自由性情的抒发。此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诗经》评点的出现，主要以自我感悟的形式对诗歌主旨和《诗》中字词语句、人物形象、人物心理以及艺术结构进行品评和分析，类似文学鉴赏。因而，这一时期《诗经》研究也相应走出了政治伦理的经学阐释，注重以“情”为主的文学解读。

三、《牡丹亭》中《诗经》阐释的文学功能

《牡丹亭》中的《诗经》阐释不仅是明代《诗经》研究的缩影，而且作为剧中元素更是发挥着特定的文学功能。

一是暗合戏剧结构。《牡丹亭》是以杜、柳二人婚恋为主的线型结构，由杜丽娘因情而死，到与柳梦梅人鬼结合复生，最后因情结合三部分构成故事脉络。作者在安排不同人物解读《诗经》的同时，又借助这一阐释关合剧情，埋设伏笔。这主要集中在第七出《闺塾》和第十八出《诊祟》。《闺塾》中陈最良解《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窈窕淑女……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其中淑女和君子暗指杜丽娘和柳梦梅，“好好的来求他”则是暗合之后柳对杜的追求。其中“好好的”更是对柳梦梅冒死挖坟开棺让丽娘回生、不管路途艰险只身为丽娘寻父、更不怕触怒权贵为丽娘与杜宝据理力争等行动的暗示。《诊祟》中陈最良借用《诗经》四首诗为杜丽娘诊病开方，四首诗意义层层递进，串联剧情又暗合结构。第一首《郑风·风雨》表达的是女子与情人相见的欢乐，是对《惊梦》一出杜丽娘与柳梦梅梦里欢合的写照。第二首《摽有梅》表达的是女子由梅子日渐稀少联想到自己韶华易逝，应及时出嫁，陈最良指出“此方单医男女过时思酸之病”，正是对杜丽娘在游园之后伤感大好年华无端逝去的映射，更是对丽娘在剧中主动追寻爱情的肯定。第三首《唐风·绸缪》表达的是男女之间欢乐、甜蜜的爱情。陈最良说此方“专医男女及时之病”，告诉丽娘男女及时嫁娶是人之常情，正是对此后杜柳人鬼结合和杜回生之后二人甜蜜生活的铺垫。第四首《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是男子迎娶心爱之人的婚嫁诗，正是暗示之后柳梦梅成功迎娶杜丽娘的剧情。

二是揭示戏剧主题功能。汤显祖通过《牡丹亭》向读者展示杜、柳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呈现出“情”与“理”矛盾的世界。他所说的“情”“包含着人的一切自然的情感和欲望”。与之对立的理就是一切压制个体情感和欲望的思想。明代理学家认为要“存天理，灭人欲”，教育人重视社会要求，忽视个体欲望。汤显祖则高扬“至情”说，更是在剧中强调“情”的重要性，认为“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世上大事莫过生死，在他看来“情”能跨越生死，必能超越一切。同时他又不否定“理”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情”的对立面，因此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剧中“理”的代表杜宝让女儿学习《诗经》是为了束缚她的身心，将她培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情”的个体欲望。而“情”的代表杜丽娘在“理”的教导下竟走到了对立面，为诗讲动情肠，可见“理”并不能压制个体欲望的生发。杜丽娘还魂之后不仅身份需要得到父亲的认可，而且她与柳梦梅的婚姻也需要取得合法地位。表面上看，杜丽娘和柳梦梅获得了封建皇权的支持，但实际上他们出于本能情感的结合还是被圈定在社会规范之中，而且大团圆结局并未明说杜宝与杜丽娘、柳梦梅之间是否真正和解，“情”与“理”始终是矛盾的，这一开始就寓于剧中杜宝认为的后妃之德与杜丽娘认为的男女之情的对立之中。

三是塑造人物形象。《牡丹亭》通过《诗经》阐释分别塑造出杜宝、杜丽娘和陈最良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延师》中杜宝和陈最良商量教习女儿读什么书时有一段话：“《诗经》开口便是后妃之德……习《诗经》罢。”杜宝认为《诗经》是教女子如何贤良淑德的经书，且此前杜宝说杜丽娘成诵女《四书》，即明代培养女子“三从四德”，树立良好女性榜样以规范女子言行品德的书。显然，杜宝让女儿读这些书就是为了让她符合闺秀之态，目的是让丽娘“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因而他是一个完全遵循正统思想的旧社会大家长形象。杜丽娘可谓“有情人耳”。第七出《闺塾》中杜丽娘说：“先生，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依前文所述，陈最良并未按原注解诗，且杜丽娘此前已看过《西厢记》《崔徽传》，懂得男女之间的情爱，此时反说依注解诗显然是为掩盖自己情肠已经萌动的心思。第九出《肃苑》中杜丽娘读《关雎》后废书叹曰：“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本就怀有细腻情肠的她感叹自己大好年华却都付与闺阁绣房，还未体会到爱情的欢乐和美好，从而进一步因情生病以致香消玉殒。《诊祟》又通过春香之口道出杜丽娘这病是“君子好逑”上来的，可见“情”贯穿杜丽娘由生而死的这一过程。陈最良情与理集于一身，正如王思任所评——“雾”。他先是以“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观场一十五次”的传统儒生形象出场。第七出《闺塾》中教杜丽娘研读《诗经》时，却表现出复杂性：其一是从文学视角讲《关雎》使杜丽娘情思泛起，说明他并不是只会依注解经的腐儒；其二是他从经学角度将《诗经》大意敷演一番，教导杜丽娘闺阁风雅，这又表现出他照本宣科的老学究气息。《诊祟》一出中他确定杜丽娘的病因是“君子好逑”时用《毛诗》中有关爱情的诗句为她开方，表面玩笑戏谑，实则对杜丽娘渴望男女相爱直言不讳。这些看似对儒家经典的另类解读，其实句句都在点破杜丽娘为情所困，而他也不再是只会教人“后妃之德”的腐儒，而是能对杜丽娘给予同情和鼓励的有“情”人。

《牡丹亭》中的《诗经》阐释不仅是明代《诗经》研究的折射，而且作为剧中的《诗经》元素更发挥着特定的文学功能，结构上起到关合剧情和埋设伏笔的作用，同时揭示了“情”“理”矛盾的戏剧主题，又对剧中人物塑造有特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