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晗［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昆明 650102］

儿童观是指社会以及社会群体对儿童的地位、特性、能力、意义以及儿童生长、儿童发展、儿童教育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儿童观，中兴三大诗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态度观念即为中兴三大诗人的儿童观。关于古代儿童的界定，笔者对其“进行了大致的外延上的界定，大概为十五岁以内的未成年”，关于儿童年龄及范围的界定，详细请参看拙著《陆游诗中的儿童形象研究》绪论部分。

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他们自成一派的诗歌写作成就了宋诗的第二个繁荣局面。笔者通过对《杨万里集笺校》《范成大集》《剑南诗稿校注》进行全面的搜集，共整理出265首（其中杨万里58首，范成大37首，陆游170首）涉及儿童形象描写、儿童情趣表现、儿童生活反映的诗歌，在此统称为“涉儿诗”。“涉儿诗”中儿童的被区别对待表现出中兴三大诗人关于儿童地位的看法，即中兴三大诗人关于儿童地位的儿童观。

一、中兴三大诗人儿童观的表现

中兴三大诗人的诗中，儿童的地位体现在男童与女童的性别区分以及童仆的劳动地位中。

（一）儿童群体关照的性别固化

1.对女童关注较少

在中兴三大诗人的涉儿诗歌中，诗人以“儿童”“童稚”“稚子”“村童”“小儿”统称未成年的孩童，假如将诗中此类无明显儿童性别差异的称呼视作对男童和女童的统称，则诗中的描写是对男童和女童的整体表现，并无对女童的特别刻画。如果要切实寻求诗中对女童的称呼，则零星地偶见于“闲携小儿女，桥上看芙蕖”（杨万里）、“尤怜小儿女，时报鹊鸣檐”（范成大）、“堪笑街头小儿女，问予君是伯休非”（陆游）中的“小儿女”。如果要尽览诗中对女童的翔实刻画，那么在中兴三大诗人的265首诗中，明确描写到女童的诗只有陆游的三首——《浣花女》《东吴女儿曲》，以及《初寒》一诗中收渔具的“小女”。

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䕸煎土茶。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灿灿牵牛花。城中妖姝脸如霞，争嫁官人慕高华。青骊一出天之涯，年年伤春抱琵琶。（陆游《浣花女》）

东吴女儿语如莺，十三不肯学吹笙。镜奁初喜稚蚕出，窗眼已看双茧成。庭空日暖花自舞，帘卷巢乾燕新乳。阿弟贪书下学迟，独拣诗章教鹦鹉。（陆游《东吴女儿曲》）

雨霁林犹滴，泥新路易乾。萧条山步晚，憔悴客衣单。小女收鱼笱，童儿放鸭栏。初寒岂不好，衰病自无欢。（陆游《初寒》）

《初寒》一诗中小女并不是全诗刻画的中心，仅有对“小女收鱼笱”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描写，但与“放鸭栏”的“童儿”形成性别的区分，予以女童一个表现的机会，已实属不易。相比较而言，《浣花女》和《东吴女儿曲》对女童外貌、动作、心理的表现则较为翔实。

浣花女的“双髻丫”是古代未成年的女童常梳的发式，因形状似“丫”形，又有两髻，故而称“双髻丫”。从诗中对其生长于江头每天跟随母亲采桑绩麻的生活情境的描述，可推断出这一梳着“双髻丫”的浣花女应是贫家的女儿，伴随着织机咿呀作响以及豆䕸哔剥燃烧的声音，她在夜阑人静的夜晚纺织。织机旁煎制的土茶散发出缕缕清香，声形色味俱全的劳动场景描写营构出动静结合的主体画面，从外到内对浣花女质朴安然的生活情趣以及勤劳真淳的内心品质做了细致的展示。在关注儿童较少的古代诗歌中，陆游将写作视角投于《浣花女》中的女童，可谓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但遗憾的是，诗歌写到对浣花女未来发展的期许又不免落于“嫁与东西家”的窠臼，除此以外，对女童在古代社会的成长价值、自我发展再无更多的表现。特别是《东吴女儿曲》中对“学吹笙”较多懈怠，却颇好于描眉打扮的女儿与“贪书下学迟，独拣诗章教鹦鹉”的阿弟形成鲜明对比，虽突显了十三岁女童的审美追求，但是对女童学习期许、教育景况描写的缺失，也是一种遗憾。

2.对男童着力刻画

对于男童的成长、学习、教育，无论是情感的期许，还是诗笔的聚焦，诗人都毫不悭吝。

杨万里的上述四首诗歌聚焦于早慧的男童：十二岁的阿麟神采奕奕，明目达聪，对《史记》倒背如流；中童子科的张童子、李童子、刘童子无一不是聪颖早慧、文采斐然、学富五车，被诗人盛赞为“天上麒麟”“掌中珠玉”。从外在可观可听的“眼点漆”及“鸾鹤声”，到内在须感须品的“气已老”“冠集英”，诗人不遗余力地刻画早慧男童卓尔不群的风姿以及出类拔萃的才气；在“觅句谈经人绝倒”“万人回头看不足”“声动三公及九卿”“郎君未出客已惊”的极力铺排和烘托中，诗人对早慧男童的肯定、赏识、钟爱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钟爱之情也延续到杨万里以家庭长者的身份和视角对自家孙儿的描写中，应是出于血缘和伦理的亲近，以及近距离朝夕相处的熟悉，杨万里对自家孙儿的成长历程有着更为真切的体会。其《幼圃》一诗中写道：“蒲桥寓居，庭有刳方石而实以土者，小孙子艺花窠菜本其中，戏名幼圃。”小孙子在庭院中挖空石头种以蔬菜，杨万里笑称“幼圃”，对孙儿的格外关注尽显于祖父的不嗔不怪之中。同时《闰五月十四日，因哭小孙子蓬孙归志浩然》一诗中又写道：“宪孙哭了哭蓬孙，老眼元枯也湿巾。”杨万里对早夭的宪孙和蓬孙满是怜惜。

无论是孙儿充满稚趣的行为，还是令人痛惋的早逝，杨万里都在诗中予以记录。与杨万里如出一辙的是，陆游在诗中也以对自家幼子或幼孙的倾情展现表现出对古代男童的关照：

诗中对小儿嬉戏玩耍、小儿作拟毛诗、小儿病退痊愈，诗人都感到“喜”、感到“欣然”，并写给幼孙《示元礼》《示元用》，诗中陆游对德孙“学语”“上树”，开孙“手吒叉”“气食牛”的成长情景记忆犹新；还记得福孙喜欢甘美的饴糖，把剩下的一钱用以买之；他总是担心稚孙吃不饱、穿不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正伴曾孙竹马嬉”。更特别的是对于开孙，陆游从开禧元年（1205）到开禧二年（1206）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频频书以《开孙满月》《书感》《杂兴二首·其二》《哭开孙》四首诗歌，从开孙满月到拿晬盘，从开孙渐学手吒叉、学步渐扶床到骤然夭折，陆游都一一记录在诗中。17首诗是陆游的拳拳爱子之心，亦是陆游对自己幼小儿子和孙子的独有偏爱。被周必大称为“子孙众多如王、谢”①的陆游共有七个儿子、十七个孙子②，遗憾的是其年谱中未记载陆游是否有女儿或孙女，笔者也暂未考查到，但更加令人惋惜的是“好喻儿”的陆游也未能将这份偏爱在其诗中分与幼女或孙女零光片羽。

在中兴三大诗人的265首诗中，暂且先不论诗中出现的“儿童”“稚子”“童稚”是否包含女童，以诗中描写内容能明确区分出描写男童或女童为划分依据，有21首（即上述杨万里4首、陆游17首、范成大0首）描写男童，有3首（即上述陆游的《浣花女》和《东吴女儿曲》等）描写女童，数量上的悬殊与差距反映出诗人在对儿童这一群体进行整体关照时，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固化趋向，对男童关注较多，对女童关注较少。对于中兴三大诗人来说，儿童是被区别对待的。

（二）童仆劳动地位的弱势低下

在中兴三大诗人的诗中，写到从事日常劳动的儿童时，间接反映了一类特殊的儿童群体，即未成年的仆役，诗中称呼他们为“家僮”“小童”“童子”，如：

乃是家僮聊戏事，倒倾古井作惊湍。——杨万里

剪烛小童殊解事，不留烛烬却留花。——杨万里

童子烧红榾柮，老翁睡煖氍毹。——范成大

小童三唤先生起，日满东窗暖似春。——范成大

候起儿童陈盥栉，笑衰人客闯柴荆。——陆游

社近邻翁馈新酿，客归童子拾残棋。——陆游

“童”，《说文解字》作“僮”，解释说：“僮，未冠也。”③未冠，即古代男子未成年，未举行加冠礼。诗中称呼在自家从事仆役劳作的“家僮”“小童”“童子”“儿童”都是未成年的男童，他们在诗人家中不仅要“三唤先生起”，即等待主人起床；还要“陈盥栉”“烧榾柮”，即进行梳洗准备以及烧柴生火。他们还在主人饭饱酒足之后“剪灯花”，客归以后“拾残棋”，偶尔闲暇时刻“汲水浇石假山”。他们作为未成年的仆役从事着服侍主人日常起居的繁杂劳动，而同时，主人常以“呼童”“催唤”的口吻和形式对他们进行劳动要求。

归来倦卧呼童子，旋煮山泉沦建茶。——杨万里

呼僮净扫青苔地，莫遣纤尘涴玉花。——杨万里

呼童汲水无来底，自掬垂檐一滴悭。——杨万里

玉作宫城三万雉，呼僮换马入金门。——杨万里

耐痒呼僮理乱丝，一梳一快胜千篦。——杨万里

夜来春涨吞沙嘴，急遣儿童斸荻芽。——杨万里

呼童葺荷芷，择胜开轩窗。——范成大

蜻蜒倒挂蜂儿窘，催唤山童为解围。——范成大

晚来袖手蒲团稳，笑唤儿童代夜香。——陆游

畏途回首知安在，催唤儿童暖酒铛。——陆游

忽闻小瓮新醅熟，急唤儿童洗破觥。——陆游

催唤儿童扫绿苔，长歌清啸兴悠哉。——陆游

煮茶、扫地、汲水、换马、梳头等一切日常劳动事务皆依呼唤童仆完成，童仆从事的日常劳动之烦琐庞杂于“葺荷芷”“代夜香”“斸荻芽”“暖酒铛”“洗破觥”“扫绿苔”可见一斑，特别是在“急遣”“催唤”“急唤”的字眼中，可深感童仆从事繁杂劳动之外的焦急与忙碌。

“呼童”的主人是隐含于诗中的诗人自己，他们对童仆从事仆役习以为常，

并将此作为一个生活事实予以表现，除此之外，对童仆从事繁杂劳动是否逾越年龄和生理的可承受范围再无更多理性的思考，对童仆从事繁杂劳动也无更多的类似赞美、关心的情感表达。更甚者，“呼童”的话语传达的是一种带有命令式的对话方式，并稍显冷漠的语气。“呼童”的主人作为发出号令者是自如的，处于主动的一方，而童仆作为命令执行者则是被动和屈纡的，“呼童”显露出主人与童仆二者之间地位的悬殊与差距。在中兴三大诗人的诗中，童仆是被漠然对待的，其劳动地位是弱势和低下的。

二、中兴三大诗人儿童观成因

儿童，对于中兴三大诗人来说是被区别对待的，表现在性别上的男女之别、关系上的亲疏之别，这种区别体现了儿童地位的不平等，中兴三大诗人的这一儿童观深受他们所处社会伦理纲常的影响。

（一）男权主导的伦理意识的影响

首先是伦理纲常中的男权地位。伦理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伦理纲常的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无一不指向社会主权的拥有者——成年的男性。源于父权家长制的宗法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凭借父系血缘关系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男性的主导权几近包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

宋代逐渐建立起妇女对夫家的绝对依附关系。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表述道：“关于两性关系的随意和公开，妇女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在宋代逐渐改变，如果说，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套规则，那么，这套规则在宋代尤其是士大夫中开始变得越来越严格了。”④能为此作证的就有程颐关于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表述，以及司马光上疏《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以禁止妇女裸体相扑，并有《礼记·内则》中所写：“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⑤宋代文人对妇女的言行举止做出种种规定，与男子以示尊卑之别。《礼记·礼运》中说道：“何为人义？……妇听、幼顺。”作为女性存在的“妇”“妻”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只是男性的附属，居于依从的地位，幼者则须顺服。

宋代，妇女被迫从社会上渐渐退出，“由于男女关系自由的取消，以及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属物，传统的以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为特征，以嫡长子继承权为中心的伦理，便再次得到了确认”。以男权为主导的伦理纲常使得妇女成为男性中心社会的附属品，更何况是女性群体中较为弱小的女童，无论是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抑或是出现在文学表现的视角中，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亲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的影响

其次是伦理道德中的等次观念。孟子提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君臣的道义责任、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夫妇朋友的亲近情感维系着伦理道德，建构起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解释：“伦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⑥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强调亲疏尊卑之差异。《礼记·祭统》云：“夫祭有十伦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祭祀以体现父子关系、贵贱有别、亲疏有别。古代社会的“伦”是人与人之间有分别、有等差的次序。

当整个古代社会沉浸在伦理纲常的男权地位以及伦理道德的等次观念之下，形成一种普遍的、持久的“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集体心态时，那么对待儿童的观念就会出现差异，甚至是偏颇。因此，南宋时期的中兴三大诗人杨万里、陆游、范成大虽是享誉盛名的诗文大家，但其文化品格、主流思想仍受宋代社会伦理纲常的影响。

三、结语

男权主导的伦理意识以及亲疏、贵贱有别的伦理道德观念反映在诗中，投射于儿童之上，则出现了男童和女童被区别对待，出现了具有血亲关系的儿孙与居于主仆关系之下的童仆被区别对待：对男童集中诗笔、着力刻画，对女童的关注和表现则少之甚少，对亲近的自家儿孙倾尽无限的喜爱与赞美，对关系疏远、奴役劳作的童仆则十分漠然。

①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② 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书，不再另注）

⑤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3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书，不再另注）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