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玲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一、《关雎》主旨误读类型

对于《关雎》主旨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两千年，每个时代又有不同的解读。比较流行的说法有刺时说、后妃之德说、婚歌说、爱情说。但此四种说法，都没有可以确立己说的充分论据和圆满的论证，且都具有有意或无意的误读。笔者在此也不作过多纠缠，仅做一下简要评述。

（一）刺时说。刺时说是较早出现的论证《关雎》主旨的说法，刺的对象一般认为是康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1]司马迁认为《关雎》是在周朝政治有所缺失的情况下创造，刺时之意显而易见。《后汉书·皇后纪》：“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注：“《前书》音义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见鲁诗。”[2]可见“刺康王说”在汉代还是比较流行的。欧阳修认为：“《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不过正本清源，三家诗说中比较明确提出“刺康王”说的只有鲁诗。宋王应麟《诗考》引《韩诗序》：“《关雎》，刺时也。”

（二）后妃之德说。美后妃之德说，是以《毛诗序》为发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3]“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3]《毛诗序》作者，年代，尊废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毛诗序》对《诗经》篇章主旨的揭示，学者们更是纵说纷纭。《关雎》后妃之德说影响深远，但是质疑者也居多。

（三）婚歌说。认为《关雎》主旨是美婚姻的也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关雎》是婚歌说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认为是美贵族婚姻，一种认为是民间婚姻。最早提出美婚姻说的应该是汉代的焦延寿，他在《焦氏易林.履之无妄》中指出：“雎鸠淑女，贤圣配偶。宜家寿福，吉庆长久。”清代姚际恒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明确指出是美世子娶妻。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妻初昏之作，以见嘉藕之合初非偶然，为周家发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国，风天下。”清方玉润也认为《关雎》主旨是“咏初昏者”。近代，郑振铎在《文学大纲》指出，《诗经》中的“结婚歌”有许多，《关雎》就是其中的一首。

（四）爱情说。爱情说是近代兴起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目前得到许多人的附和。余冠英在《诗经选》中明确指出《关雎》是描写男女恋情的，并解释道《关雎》的大意是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的实现的愿望。雷庆翼在《<诗经＞新解》中也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诗，写一个小伙子追求一个美好的姑娘，写他没有追到时的难过，以及追到后，让姑娘幸福快乐的愿望。

二、《关雎》遭受误读原因分析

“解读任何作品，均须‘知人论世’，以此信条面对《诗经》，必会疑烦丛生，因为其中作品大都作者不明，无法准确系年。”[4]显然，对于《诗经》篇章主旨的解读也无法逃脱类似的尴尬，对于《关雎》主旨的解读亦是如此。对于《关雎》的主旨，目前笔者也不能言之凿凿。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关雎》主旨的探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论据和完美的阐释，任何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仍然具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因此学术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轻易对《关雎》的主旨下定论。换句话说，每个时代对于《关雎》主旨的解读都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得进行着的”。[5]但是，除了无意识地误读，在解读《关雎》时，我们也会发现许多有意识的误读，解诗者为了达到某种需要，而有意地进行误读。

误读存在的根源在于语言与思想之间与生俱来、难以解决的两难之境：语言能否表达思想？或辞是否可以达意？我们必须以语言表达思想，虽然语言并不能真正和完全地表达思想；虽然语言并不能真正和完全地表达思想,但我们却不得不使用语言。“言与意”的矛盾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矛盾。对于《关雎》的误读，从它被人们接触到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这是“言与意”的矛盾在《关雎》解读上的反映。作诗之人有作诗之人的意图，而解诗之人由于一些外在的局限，只能是尽可能的接近解诗人之意，而不可能完全洞察作者的意图。

然而，除了“言与意”之间的不确定性导致误读之外，解诗者本身也会为了某种目的有意地对将《关雎》误读。汉代时，将《关雎》主旨误读为“刺时”“美后妃之德”都是较普遍的，其实无论“美”还是“刺”，所能达到的目的以及解诗者想要达到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异曲同工而已。而这些美刺意向与汉代特定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汉儒要尽其所能将所有的诗歌都纳入其时的政治教化要求的轨道，诗分美、刺，美者教人效法，刺者诫人效尤。而其标准正是汉代作《序》者所处时代的政治教化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6]也许当时的儒者也并非完全认同以“美刺”解《诗经》，但是当时“后妃干政,甚至大权独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现象，这是历朝所少有的”[7]，言事不当而身死世戮者也层出不穷，这种宦海无定的浮沉，仕途不测的险恶,无不令士大夫深感恐惧和绝望。但是为了劝谏君王，而又保全性命，他们就通过稽古美刺，借口代言，将自己要传达的真实意思迂回曲折地寄寓在诗中。

汉代先入为主对《关雎》主旨的解读，无疑也影响着后来者。“从汉代到宋之前，大多依照《毛诗序》和《郑笺》解诗，穿凿附会以合“经意”。《诗经》的主旨多被解释为政治教化和美刺讽谏之用。”[8]到了宋代,思辨学风兴起，学者勤于思考，不迷信古说，对于《诗经》提出新解，但是对于《关雎》主旨的解说仍然没有摆脱《毛诗序》的束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朱熹的《诗集传》。朱熹在《诗集传》中将《国风》中的许多篇章的主旨定义为“淫奔”之诗，但是对于《关雎》的主旨，并没有对《毛诗序》的解释提出质疑。清代考据之说大兴，对于《诗经》的解读又达到一个高峰，至此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诗序》，也对《关雎》“后妃之德”提出了彻底地否定。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彻底摆脱之前历代以经解诗传统。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民主”宣扬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以人为本，从人的情感出发去理解诗的由来及其含义。就是在这个背景、这个意义下，近代以来大多数认为《关雎》表现的是青年男女间自然而美好的情感，即它是一首爱情诗。这个解说流行至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在古人的《诗经》思想中并没有明确的爱情诗概念，将《关雎》定义为爱情诗，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换言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对《关雎》的误读。前代学者在研究《关雎》主旨误读的时候，通常认为“后妃之德”“刺康王”等是对《关雎》主旨的误读，是带有政治功利性的一种解读。然而我们目前所认为的《关雎》爱情主旨的解读，不也是在我们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的一种误读吗？我们只是在否定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从一种误读走上另一种误读。如果我们以前人为了某种需要而阐释《关雎》主旨的方式否定前人，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否定自己。

三、《关雎》误读现象的是与非

“误读是人类一切理解和阐释行为与生俱来的，误读的历史是贯穿着文学阅读和批评的历史，但人类对误读的认识和接受却并非误读本身那样普遍。”[9]对于《关雎》主旨的误读现象是自古有之的，对于《关雎》的误读所造成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误读也有它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关雎》遭受误读的局限。由于“言与意”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的，难以解决的，加之每个时代为了迎合那个时代而对《关雎》进行的解读，无疑这样的误读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减少作品的文学性以及出现“过度诠释”。

学者们在《关雎》内容的基础上加上“讽”、“刺”或者“美”的标签，赋予它们教化的功能，但通常会舍本逐末，丢掉了诗的本真情感。“它不是在讲诗，而是在总结治国之道和社会伦理，通过观历史教训寄予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想，不‘使其正确’，而‘使其有用’”。[10]诗本来是远离政治的，只能在本身意义之外探求隐藏的喻义。如果将《诗》过多的与政治联系起来就会失去它的文学审美情趣，也就丧失了《诗》本身的魅力。

有时学者们解诗时过分看重言外之意，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不顾文本内容与情感甚至抛开文本，竭力挖掘诗之喻义，致使其失掉了原来的情趣，诗歌本身的文化意蕴与美学价值得到消耗，也导致阐释与诗之内容相距甚远，或者阐释本身就讲不通，经不起推敲，不能让人信服。“过度诠释”并非是学术的创新，刻意对诗义进行延伸，硬要引申出一些本来没有的意义，只是剑走偏锋，也不是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的做法。

（二）《关雎》遭受误读的价值。“在传统诠释学中，认识与理解就是一个用理性消除前见、偏见与误解的过程。它要求理解者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放弃自己在一定历史条件、特定文化条件下所造成的偏见，以达到对理解对象的一种正确、客观的把握。”[11]然而，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却不赞同这种传统的看法。相反，他充分肯定了偏见、误读对理解活动的意义,他甚至认为，在历史中形成的前见、偏见乃至误读，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中提到：“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12]

上文已经有所提及，由于固有的“言与意”的矛盾和其他的外在因素的存在，从我们接触到作品的那一刻误读已经产生了，也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正读 ，一切阐释都是误读，正是误读创造了文学。

越是不朽的经典作品往往越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内涵，使一代又一代人难以阐释穷尽，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雎》的魅力就在于此，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误读带给了读者更多的可能性，也带给文学世界更多可能性，它使文学世界充满多样性，不仅仅只是单调的色彩。也正是一代一代对于《关雎》的误读，才使《关雎》以更丰满而又复杂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也使《关雎》解读更充满迷人之处，它继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学史亦是如此。不仅对于《关雎》的阐释，我们对于其他作品的理解也总是融入了自己的观念，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也许使我们的阐释与作品本意有偏差，甚至相差甚远。许多学者“即使在解读中，称所谓忠实于原典原意，却也是在‘忠实’说法下的主观解读，要么是在主观视野中的‘忠实’解读，要么是将主观思想附着在原典上”[9]。但是，通过不同时期对《关雎》的误读，我们可以窥探一个时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倾向，进而可以了解到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这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历史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结语

对于《关雎》的解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也有它的价值所在。我们不攻击任何具有合理性的解释，也不会或不应该将任何一种解读奉为终极解读。因为我们回不到《诗经》创作的年代，也无法揣测创作者的意图，任何一种解读都是主观的解读，都是当代的解读。对于《关雎》的误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误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