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霞

提 要：习近平总书记今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和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指明了方向。当前，人类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①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分析人工智能对新阶段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发展和有效规制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客观力量，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来源。从构成要素上讲，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独立的实体性要素，如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其中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非独立的附着性因素，如科学技术、智力资本等，其中科学技术被看作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生产力的变迁表现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技术创新则是推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当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必然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从而产生新質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一）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逻辑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认为，技术革命引发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技术—经济”范式，每一次历史发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技术超越最初发展的产业界限，渗透到更广泛领域和范围；二是旧范式的潜力被耗尽。①技术革命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发生质变，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的变化。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首先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18世纪70年代，瓦特制造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法拉第、爱迪生、特斯拉等发明了电机和电动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维纳、图灵、冯诺依曼等奠定了计算机、智能、控制论的基础，人类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到90年代，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世界成为“地球村”；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迭代创新的技术与商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和融合在一起，相互影响，交互螺旋式上升，从而引发产业创新，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推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曾通过对“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手推磨”“蒸汽磨”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新兴生产力的出现如何导致了奴隶制的消亡，并推动人类进入工业资本家社会，由此来阐释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它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互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二）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

在数字经济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我国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深化高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融合性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5个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近年来，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进而形成的新生产力。当前，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深度交叉融合、高度复杂和多点突破发展态势。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进一步扩充与延伸，形成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

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从历史上看，在技术驱动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推动作用。以数字形式存储和流动的数据要素，因其独有的低边际成本、强渗透性和融合性等特点，可以推动生产工具和设备、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不断优化升级，推动物质生产力创新。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形势下，依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特点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弊端更加凸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就必须从科技创新中寻找新方法和新路径，以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新质生产力以深化高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为新型通用技术，广泛渗透和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一切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也是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和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新赛道。另一方面，运用新成果、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革命性。在数据要素和新一代技术的共同作用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重塑变革持续推进，由此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仅限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范畴，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运行和社会制度体系，从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也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是智能技术革命，取决于物联网、深度学习、大数据、通信速度和计算机算力等方面的进步①。

（一）人工智能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原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科技是一个重要的杠杆，其快速地推进着历史的发展①。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基于对当代科技发展规律和作用的把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互联网作为新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③，这是在深入洞察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拓展。人工智能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其可以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提供重要动力。

过去一百多年来，基础研究领域经历了諸多革命性突破和飞速发展，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20世纪初的现代物理学革命和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的创建，为当代半导体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和遗传工程技术等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基础研究领域面临研究对象更加复杂和多样、影响因素更多和变化更快等新挑战，科技创新面对的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取得突破的难度更大。人工智能为基础科技领域实现新突破提供了新路径。2021年，谷歌公司利用AlphaFold2机器学习系统成功预测98.5%的人类蛋白质结构，解决了蛋白质折叠的重大科学难题④，这被科学界看作是AI驱动科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在新材料研发、医药和生物领域等新技术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得到日益广泛和深入应用。我国于2023年3月就“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作出专项部署，将人工智能与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等基础学科中的关键问题密切结合，围绕药物研发、基因研究、生物育种、新材料研制等重点应用领域科研需求展开，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前沿科技研发体系⑤。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二）人工智能通过赋能各行业形成新质生产力

人工智能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它日益成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因而对其他垂直领域和行业具有赋能作用。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扮演着重要角色。Bekar等总结出了其6方面特征：与定义和支撑它的一组技术互补；和由它赋能的技术具有互补性；与一系列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变革性的技术具有互补性；没有相近的替代方案；具有广泛的应用；开始时比较粗糙，但会演化得越来越复杂⑥。GPT对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典型的如蒸汽机和电力等。

就人工智能而言，发展至今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特点和作用日益凸显。过去绝大多数人工智能模型设计是以解决某专业领域的特定问题为主，模型被训练完成后，主要服务于特定场景或领域。如DeepMind公司开发的AlphaGo就是一种典型的专用人工智能模型，主要解决与围棋相关的问题；医疗领域的手术机器人，专门用于开展手术，而且很多模型还有明确的适用科室和手术类型。与这些专用型AI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突破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用性大大扩展，这种通用性是建立在预训练大模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推动了数据、算法、算力在研发层面功能性的深度融合。二是实现了与自然语言的融合，改变了以往必须依靠专业人士、使用计算机语言才能与AI沟通的状况，使得AI可以真正融入千行百业和每个人的生活。目前AI已经在文本和图像生成、语言翻译、医疗健康、自动驾驶、教育和科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迭代，AI将在更深层次赋能政务、新闻、金融、制造等众多垂直行业领域，不断打造新质生产力。

（三）人工智能通过塑造新型劳动者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论中，劳动者是整个生产力系统的核心。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最大的不同是，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和知识经验的人，一方面可以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另一方面还具有使用劳动工具的能力，能够借助于其他工具不断突破自身限制，拓展自身能力，“个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①因而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工智能塑造新型劳动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出与人类不同的智能化劳动者，如智能机器人。在科技创新领域，在如今已运行或正在建设的无人实验室和无人工厂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智能机器人已能取代人而成为实验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②。随着深度学习的持续发展，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将重大变化，在各种仪器和设备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假设并进行检验验证的，不仅仅是人类科学家，还可能是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AI科学家”。在产业界，在许多劳动过程和场景下，人作为劳动者的角色被其他智能化设备（如智能机器人）所替代，“机器换人”已经是发生了的现实，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二是智能化技术可以提升人类劳动者的能力和专业化水平，通过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的技术型复合型人才，推动社会生产力创新。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方向和领域的扩展，人的身体机能扩展将渗透到各种产业、产品、生活空间和整个社会，通用人工智能的水平将不断提高，形成真正的人工智能社会，这是一个必然趋势。①

但也应该看到，每一类创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都伴随着各种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技术治理的“迷思”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个进程，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惊喜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失序、数据滥用、算法歧视、新兴技术控制等问题和潜在风险，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规制。

三、以发展人工智能为重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任务

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背景下，需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这个“牛鼻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

先进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动力，没有科技发展的关键性颠覆性突破，就不会有新质生产力出现。科技创新具有增量器和放大器作用，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要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三个方面把握核心技术：“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 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 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②为了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核心关键技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主攻关键核心技术，更多地设立国家级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需要着力构建产学研结合的系统创新体系，大力发挥重点科研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的不同优势，深化基础理论研究。

（二）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培育经济发展新引擎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都对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提出了新需求。同时，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拥有显著的海量数据优势、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因此，需要密切围绕新需求，着眼于发挥我国独特优势，大力培育人工智能新产品和新服务，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创新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坚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创新，谋划和布局一大批高技术产业落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大力引育“专精特新”企业，以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发展引领新质生产力形成。

（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要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各产业变革，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① 全面深化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首先要在实体经济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制造业领域，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拓展生产和制造边界，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其次要深入推进“科创+产业”融合，推动传统产业不断向智能化转型。探索构建“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平台体系，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创业服務，助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四）大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数字化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首先要聚焦发展需要，深化人才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评价制度。针对人工智能相关前沿技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搭建对外交流平台、畅通引进渠道、完善人才引进相关服务，为引进人才提供便利；同时探索建立差异化、长周期、多元化的专业人才评价体系，构建有效的机制。其次要深化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校企合作设立研发基地和实习基地等平台，加强产学研融通合作，打通科研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的“接口”。再次，注重构建以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校企合作，通过提供智能化场景案例和解决方案等方式增加对学生实际经验的培育。

（五）秉承“在发展中治理”的理念，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整体尚处在技术识别导入阶段②，需要客观看待发展中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型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202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各国竞相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大变局时代，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是应对一切挑战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我国对人工智能治理坚持“技术主义”路径和场景化逻辑，相比于欧盟的横向治理具有明显的制度引领和先发优势③；但在具体的治理制度建设、治理模式完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快制度创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首先，需要在已有深度合成治理等专门性监管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围绕解决人工智能领域通用性和基础性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综合性立法和制度建设。综合性基础性的人工智能立法重点解决监管制度的稳定性和前瞻性问题，从而对各个领域针对具体场景的监管制度形成有效互补。其次，需要加强人工智能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用以指导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真正把人文伦理的观念融入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应对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中提出的伦理和法律方面的要求，以此来保护人权、公众健康及其他重要的价值④。

（作者单位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① 习近平：《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http：//www.moj.gov.cn/pub/sfbgw/gwxw/ttxg/201810/t20181031_166373.html e qid=c0f6742c00064bff00000004647943f4.2018-10-31.

① 卡萝塔·佩蕾丝 （Carlota Perez）：《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① 福田雅树、林秀弥、成原慧：《AI联结的社会：人工智能网络化时代的伦理与法律》，宋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74页。

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6页。

④ Kathryn Tunyasuvunakool et al.， “Highly Accurate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for the Human Proteome，” Nature， 2021. Vol. 596： 590.

⑤ 參见《科技部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2023年3月27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3/27/c_1129468666.htm.

⑥ Bekar C， Carlaw K， Lipsey R.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theory， application and controversy： a review[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8， 28： 1005-1033.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② 郦全民：《人工智能在生产力中的角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6-12页。

① 王俊秀：《ChatGPT与人工智能时代：突破、风险与治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第4期，第19-28页。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4月19日。

① 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13-214页。

② 程文：《人工智能、索洛悖论与高质量发展：通用目的技术扩散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第22-37页。

③ 张凌寒：《以发展为导向的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EB/OL]，2023年3月23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3-03/23/ content_8835944.html.

④ 〔美〕戴维·雷斯尼克： 《政治与科学的博弈： 科学独立性与政府监督之间的平衡》，陈光、白成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