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 蒋莹

2023年10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就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老挝、俄罗斯、南非、匈牙利、斯里兰卡等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等议题展开探讨。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硬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内容在不断丰富，以发展为导向的主线没有变，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也没有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互联互通，硬联通和软联通同步推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相互促进，有力地促进了全球“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资金、技术、人员要素流动，同时也促进了商品、服务、数据的跨境流通和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建设，为推动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内容非常广泛，硬核是基础设施建设。从投资规模、建设体量、合作潜力以及受关注度观察，基础设施的建设分量是最重的，这十年来取得的成效也是最显著的，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鲜明的标签。十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6000亿美元，建设涉及能源、交通、通信、水利、市政等多方面，其中能源和交通投资占比最大，2022年能源和交通的比例分别占到了32%和21%。

十年来“一带一路”搭建了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的新框架，取得了实打实的成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成就进行总结。一是经济走廊和国际通道建设成绩斐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项目打造辐射地区的交通枢纽带，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项目带动了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国家的经济纵深发展。二是海上互联互通取得新突破。丝路海运航线通达了全球43个国家和117个港口。三是“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显著。104个共建国家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空中联通水平稳步提升。四是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持续拓展。中欧班列、中欧陆海快线、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多式联运稳步发展，共享丝绸经济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专家们针对“一带一路”的福利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一是“一带一路”提供了新兴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指出，过去十年，对国际社会而言，“一带一路”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也为克服和缓解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所存在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与治理赤字，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是“一带一路”推动了开放包容理念的传播。老挝国家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副院长康拉曦·乔本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给共建国家带来巨大机遇，开放包容的理念非常关键，开放包容作为“一带一路”的底色，给共建国家带来光明未来的同时，可进一步被区域合作倡议所借鉴。她专门提到了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当地以及东盟地区的影响力，该学院于2023年10月12日正式舉办移交仪式，也成为东南亚国家第一所铁道专业技术教育学院。她认为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发展的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的鲶鱼效应提升了全球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度。翟东升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鲶鱼效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他们出于竞争也相继提出了一些类似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比如美日印澳“蓝点网络计划”，美国提出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七国集团倡导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刚刚提出的“印中欧经济走廊建设”。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刺激下，西方国家开始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议题更加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减贫作出巨大贡献。一是交通基建匹配工业园的模式助推了沿线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翟东升认为，基建的互联互通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了其长期以来的发展瓶颈制约。举例来说，中老铁路不仅仅解决了交通和物流问题，而且会带动沿线工业化和城镇化，未来十年这一效应将愈加凸显。埃塞的亚吉铁路，现在铁路沿线已经建了10多个工业园区，带动了产业发展。

二是“一带一路”基建为全球跨国公司进入沿线国家提供了更低的贸易成本。翟东升认为，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受益颇丰。一方面降低了他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成本，改善了投资环境，也带动了其设备、材料，包括高端服务的出口。

三是“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姚桂梅指出，中国在非企业坚持资源配置国际化、劳务管理属地化的战略。安永对2014-2018年在非洲投资的十大来源国进行了统计，中国对非投资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分别是美国的2.21倍，法国的2.36倍，英国的3.35倍。中国对非投资带动技术转移。在建筑业、制造业，分别有53%、50%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员工提供了技能培训。创造就业的同时，中国企业还注重对本地员工的培育。例如在乌干达，有四个中国年轻人创办了创造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不仅帮助了2000多人实现就业，还帮助18个人实现了创造就业，培育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是应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与更多元的效益标准，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指出，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先导，它的效益评估涉及运输业本身，涉及联通业本身，也涉及与之配套的十分广泛的行业领域；从各国实际运营情况来看，它与技术发展或者联通方式的改变，能源价格、经济景气的周期等等，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对其评估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考察设施联通效益，除了实际效益，还应纳入包括社会效益在内的间接效益，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效益、沿线的经济发展效益、安全方面的替代效益以及推动一体化扩大的效益。

嘉宾围绕美西方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所谓“债务陷阱”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执行副秘书长陈新认为，加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城市越多，网络越大，规模效应越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基础设施这时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公共产品，“债务陷阱”是个伪命题。因为如果仅仅看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投入来计算回报，是远远不够的，基础设施具有溢出效应，尤其是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仅仅看基础设施投资与短周期的债务偿还，是一种较为短视的行为，没有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所长杜世妮·维拉孔也结合自身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她在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论文中，通过数据探讨了汉班托塔港建设的债务情况，结果发现债务并不是中国和斯里兰卡的问题，事实上超过40%的外部贷款和债务来自于全球主权基金，2018年中国持有的债务只占10%。

专家普遍认为，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行、中老铁路的顺利开通以及中泰铁路的开工建设，推动了欧亚地区的贸易畅通和人员往来。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表示，佐科·维多多总统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时指出，雅万高铁的项目证实了一个事情，印尼和中国都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会形成合力，“一带一路”倡议会和印尼本土倡议形成政策的对接，从而创造乘数效应，这种双边合作是长期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康拉曦·乔本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经济领域不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强化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祚军从“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属性进行探讨，他认为在“双循环畅通并有效互动”为关键词的新发展格局下，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应以国际产业合作价值链、国际生产贸易链与国际物流运输网络以及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与大数据国际平台三大内容建设为重点，对接“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设施联通以及资金融通，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产业、物流、金融等数据资源融合共享，由此可以有效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属性，推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二、共建“一带一路”的“软联通”：发展战略对接与规则创新

共建“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和规则创新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史育龙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在推进国际合作机制上，呈现四方面的特点。一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例如“一带一路”与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了有效对接，也实现了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议的有效联结，并在这一过程中酝酿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可持续城市联盟、智库联盟以及媒体联盟等新的合作机制。二是合作模式以双边为主、多边合作为辅，多边和第三方合作有限。三是合作形式大部分依托于合作备忘录。四是形成了多样化的资金机制与融资模式。

国家开发银行学术委员会委员曹红辉围绕“一带一路”投融资规则的融合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了投融资规则融合对沿线国家的积极影响，一是融合规则有助于降低合规成本，形成统一的需求，最大限度降低管理社会和环境的风险；二是融合规则有助于识别与社会环境冲突及债务可持续性有关的风险，不仅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带来收益，也可以帮助投资者和东道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三是融合规则可以使与项目关系密切的本地民众受益，让更多民众了解项目，加入市场，有助于识别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寻求合作方式等；四是融合规则可以提升项目的绩效和盈利能力，推动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战略对接与规则创新层面仍存在挑战。史育龙认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合作机制层面还面临六大挑战。一是机制建设的整体设计缺失。二是双多边合作机制亟须建立一个相对一致的规则认知体系，因为共建“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涉及非常多的参与方，如何在存异的情况下求同，建立基本的规则框架，对于后续的行稳致远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三是从过去十年的实践来看，融资主体的多元性和融资模式的多样性不够。四是“一带一路”涉及的“五通”，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项目，需要建立比较一致的技术、标准与规则，否则既会对合作效率产生影响，未来也会影响到合作的企业、园区以及整个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五是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探索有效合作机制。很多国家当前把对经济发展的安全关切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如何在这些领域建立真正有效的既能促进合作又能起到带动共同发展效果的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六是企业、智库、机构之间的商会、行业协会、联盟，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发挥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主体，应继续强化机制层面的探索。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所长卢金也指出，俄罗斯在推动远东地区发展与北极地区投资层面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更多的对接空间。

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格拉登·帕平从全球化的历史与匈牙利的地缘政治视角着眼，对共建国家缘何认可“一带一路”软联通进行了探讨。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弱化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试图以一种美国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来弥合这种跨文化间的差异性。自由主義价值观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扩张，很多国家变得异常脆弱，国民同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也受到削弱，人民感到自身被异化，同社会脱节、割裂愈加突出，也更加不愿为自己的祖国去奋斗。其结果就是2016年开始民族主义持续发酵，逆全球化趋势日趋加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脱钩以及经济体之间出现割裂。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世界塑造成一个巨大的全球性商业空间，这让人们觉得日渐被异化、孤立与削弱，“一带一路”软联通提供了新的愿景，其核心就是推进双边之间的务实合作，使匈牙利这样的沿线国家可以参与到务实的商业合作之中，进而维护自身的民族身份。他认为，很多共建国家持有类似的心态，“一带一路”是一种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在各方可以广泛参与、自愿参与、不强迫彼此的同时，通过互联互通，反映出各国的文化与优先事项。

俞子荣指出应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体系。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必要在现有可行性研究决策评估基础上，积极探索优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维发展角度，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全社会增长视角和全动态综合效益的评价分析，建立与上述评价体系相适应的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和综合评价模型。应加强政策协调，凝聚发展共识。

俞子荣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的基础设施”的愿景和需求仍然强劲，但是仅凭单个国家或少数国家无法解决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巨大难点和堵点问题。因此，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应当以“共同发展”为基础，加强沿线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和战略对接，促进沿线国家间、区域间通过深化政治互信而发挥政府引领作用，不断达成更多合作对接机制，实现政策与战略的协同增效。二是增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带动国际组织、公共部门、地方政府、工商界、金融机构、学术界、民间社会等各方参与，以更充沛的资源和行动，共同实现发展目标。

三、共建“一带一路”的“心联通”：人文交流和信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主任谢来辉指出，长期以来大量的经济合作倡议，尤其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经济合作倡议，并不存在人文交流、互学互鉴这方面的内容，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提出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打破以竞争和冲突为主要逻辑的经济交往方式，建立一种非零和博弈、更加促进合作的新范式。

與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要真正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各国民众当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这包括四大原则，一是在国际合作当中既要认同和展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二是在文化交流当中要遵循不同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不同的文化多姿多彩，存在差异，但没有高低之别和优劣之分，各种文明都包含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理念和追求。三是积极促进文化上的共同繁荣，吸纳先进的文明成果，促进文化产业振兴。四是重视维护文化安全，这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的独立和主权，与维护政治独立和主权同等重要。

有嘉宾建言，共建国家之间应加强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认为，同其他发展倡议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加大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贸易通道和产业网络，把人与人、市场与市场联系起来。

深化政治互信，不断夯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共识。恩卡韦尼认为，中国所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会抹除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价值体系，也积极拥抱普世性与各式各样的知识体系，视它们为同等重要，其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塑造公平世界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的思考。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原司长赵艾指出，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梦想。这个梦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表述，除了要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也需要“梦联通”。“梦联通”就是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的现代化，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实现有各自特点的现代化连在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指出了心联通面临的三个挑战。一是价值认同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宗教文化千差万别，在价值认同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处理这种差异，需慎重对待，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被放大。二是民意被误导。共建国家民意容易被某些媒体误导，“一带一路”项目容易被污名化。三是民意需求被扭曲。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韦珍玉表示，人文交流是目前“一带一路”在印尼落地最大的短板。共建“一带一路”，应在人文交流方面给予足够重视，经济项目应该考虑到人文交流，这样才能加深民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理解。人文关系对于公众舆论、社区、公民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加强包括教育在内的人文交流，为国际关系稳定做强有力的铺垫。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心联通，俞子荣认为，打造示范性项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十分重要。十年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制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已经打造了一批早期收获项目。未来我们应当更加注重经验总结、宣传引领和示范推广，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更有针对性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的发展愿景，提供实实在在的示范引领和能力建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利君从近年来中印关系的变化，讨论了中印民心相通存在的问题与推进路径。他认为，差异化的国情、西方媒体的渲染、民间交流的缺乏、青年交往的不足、民生项目开展的有限、政治互信的不足，是阻碍中印当前人文交流的几个重要因素。应从转观念、调政策、稳关系、顺需求、筑平台、谋发展以及防干扰等方面来进行调整。

孙壮志强调，民心相通的基础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首先要重视对本国文化的珍视和传承，积极争取自身文化发展竞争的平等权利。二是重视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体现开放包容的原则。文化交流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要借助各种工具来体现，包括政府、媒体、青年、智库、文化机构之间的密切交往。三是在交往过程中理解、照顾对方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这对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认为，加强民心相通的具体措施，实际上是加强中国自身战略清晰度的建设。“一带一路”中人文建设和民心相通，是两国民间关系的改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关系的改善，其背后又是全球以及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我们谈到民心相通，可能要具有更高的战略高度。聚焦到周边地区的民心相通问题时，中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区性方案。中国战略方案的清晰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互信的增强，再加上多层次的民间相通，未来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打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李向阳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过去十年，“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就源于其理念和实践的系统性创新。其一，“一带一路”遵循发展导向，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条件。其二，“一带一路”在开发和利用共建国家现有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其三，“一带一路”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现行全球治理的霸权治理观，为改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其四，“一带一路”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强调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从而超越了价值观外交。最后，“一带一路”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超越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或国际合作平台。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