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辉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550025)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中。一方面他深知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过度的政治干预对文学创作不利；但另一方面，受文艺界主流风向和何其芳自身所处位置的影响，他不得不批判和否定一些曾经深以为是的文学思想。其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何其芳不敢轻易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还是没有抵挡得住诗歌创作对他的诱惑，沉寂了5年之后再次提笔，终于在1954年完成了《回答》一诗。在诗中作者表达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疑惑，并希望有人能够为他答疑解惑。然而，这首诗歌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批判，他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再次陷入瓶颈。后来，何其芳开始创作一些带有回忆性和革命性的诗歌，试图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因此，从建国后何其芳创作的现代诗中可以看出两种典型的思想：一种是自我抒情思想，另一种是革命主义思想。

一、自我抒情与革命主义

(一)自我抒情思想的再现

何其芳1954年10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三首》，即《回答》、《讨论宪法草案以后》和《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在这三首诗中，影响最大、艺术性最强的是《回答》一诗，这首诗似乎又回到了何其芳表达自我情感的抒情时代，谢冕对何其芳的《回答》一诗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并不单纯的诗人的并不单纯的内心世界，无名的‘惊恐’，隐约地‘悲恸’，在那个到处欢歌的文学空间，实现了一种异常复杂的诗情，那种说不清的忧伤，极大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1]

正如谢冕所言，何其芳在这首诗中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情绪，表达了自己这几年对于文学创作的困惑。这首诗具有何其芳的早期诗作《预言》式的含蓄，然而，这种含蓄、哀愁的抒情倾向与当时要求歌颂光明、紧跟时代、塑造英雄的文艺创作方向显得格格不入，因而招致了很多言辞激烈的批判。

在《回答》发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人民文学》上便刊登了两篇对《回答》的批判文章，《文艺报》上也有一篇。前者载于1955年4月的《人民文学》，分别是盛荃生的《要以不朽的诗篇来讴歌我们的时代》和叶高的《这不是我们的回答》；后者载于1955年第6号的《文艺报》，文章是署名曹阳的《不健康的情感》。这三篇批判文章都从《回答》的内容入手，通过推敲诗中的字词来质问诗人，并从总体上对这首诗歌进行了否定：

“‘多么渺茫！’诗人自己一语道破了他的诗《回答》的缺点。”“耐人寻味，应该说是诗歌的含蓄的美；但是既经寻味而仍然把握不住，那就不免流于晦涩了。《回答》里面，就有一些使人难于索解的地方。”[2]136

“读了《回答》使人莫名其妙……读者简直被诗人扔入五里雾中了。”[3]

从上述盛荃生和曹阳对《回答》的指责和批评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这首诗歌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表达上显得晦涩难懂，读者看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事实上，这正是何其芳《回答》一诗的高明之处，诗人在诗中采用了多层意象重叠的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内心的疑惑、惊恐和矛盾，显得含蓄而富有特色。

一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二

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

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

有一种感情海水一样深，

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

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

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

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为一斗？[4]3-4

在这两节诗中，诗人运用了风、船帆、河流、桅杆、波涛、火、海水、酒等多个意象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在第一节诗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一条小船，“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颤动”，但诗人的心却因为这风产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惊恐”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是矛盾的，一方面，这风给了诗人一种神奇的力量，诗人希望借着它重拾信心，勇敢远航；另一方面，诗人又担心这风吹得太过猛烈，会把自己的桅杆吹断，以至于他不能掌握航向，从而迷失在汹涌的波涛之中。诗歌的第二节在情感上充满了矛盾，诗人以隐喻的方式使意象含混，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这些意象之中，表达了诗人矛盾、痛苦的心境。“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有一种感情像海水一样深，/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既然那个“字”像“火”一样灼热，就说明对于诗人来说，那个“字”应该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然而诗人却宁愿承受被火灼伤的痛苦，也要让那个“字在唇边变为沉默”。“有一种感情”同“海水一样深”，但这种感情却很“狭窄”，很“苛刻”。诗人将自己对某种事物所倾注的感情程度比作海水一样深，这表明了诗人对这种事物的热爱程度。但因为这种感情“狭窄”，“苛刻”，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诗人只能将这种感情深埋在自己的心底。总之，诗人用一种含蓄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意象化，并通过意象之间的特殊联系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情绪。

然而，作者所采用的这种《预言》式的含蓄，多层意象重叠的表达方式却不为盛荃生和曹阳所理解：

“这股‘奇异的风’是什么风？那个‘像火一样灼热’的字，是什么字呢？又为什么‘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呢？那种深得像海水一样的情感，是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热爱？是诗的情绪？还是别的什么呢？……这些都使我猜测很久也不敢确定，这些，都造成了《回答》在被人理解上的困难。”[2]136

面对盛荃生和曹阳等人的这些诘问，何其芳从未在公开场合作过回答或辩解，但我们仍能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发现他的回应：

“如果我们要求诗歌写得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一样，不是把它当作文学艺术作品来欣赏，不是根据它的总的倾向和主要的感动人之处来评判它……要求它写得像科学的著作一样精确和周密，我看结果是非达到干脆取消诗歌的存在不可的。”[5]106

可以看出，何其芳认为以盛荃生和曹阳为代表的批判者在对《回答》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一种机械呆板的论文分析方法，而不是赏析文学作品的方法，因而他们对《回答》的批判是片面的。尽管何其芳《回答》一诗中的那些意象看似费解，然而只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何其芳的生活经历和《回答》一诗的创作历程，那么诗人借助这些意象所表达的内心情感便清晰明了了。曾有读者给何其芳写信抱怨说：

“我们的诗是多么少呀！可是我们需要诗，就好像饥饿的人贪求食物一样。我们不能老读外国的诗呀！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这么美好，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自己的诗呢？请回答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5]106-107

面对读者的这种强烈的诘问，何其芳结了冰的心开始被这些热情的语言所融化，因此，他作了这首《回答》来答复读者们的诘问和疑惑，回馈读者们对他的喜爱和期盼。在诗歌《回答》中，他将自己比作孤单地漂泊在波浪中的小船——漂泊的“小船”这一意象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何其芳内心的孤独和小心翼翼，把读者比喻为“奇异的风”，认为是读者的期待燃起了他心中积攒已久的创作之火。读者的认可和鼓励一方面让他感到自豪、心里充满了甜蜜，决定勇敢地继续写诗。但另一方面，诗人又担心读者的期待和催促太过强烈，从而使自己放弃一直以来坚守的创作原则，或许会在没有创作冲动的情况下去写一些不是诗的“诗”。

在诗歌的第二节中，“像火一样灼热”的是诗人内心渴望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能将自己的这种热情强行压制住，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像海水一样深”的是诗人在自己诗歌中所表达的真情，这情感虽然真挚深厚，但由于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被视为太过“狭隘”。另外，诗人也因对诗歌创作持严肃态度而对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要求“苛刻”。那“纯粹的酒”是指引发诗人创作欲望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诗人心中愈演愈烈，最终促成了《回答》一诗的完成。《回答》的创作不仅是回应了读者的期盼，也是何其芳发自内心的创作诉求，他内心那浓烈的对于创作的情感终于在漫长的空白期后结出了果实。

《回答》一诗为批评者们所诟病的地方，除了晦涩难懂以外，还在于其流露出来的感伤矛盾思想。盛荃生在《要以不朽的诗篇来讴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指出：“这首诗缺乏充沛的战斗感情。”叶高在《这不是我们的回答》中指出：“作者从自己的回答里流露出一种怎样无可奈何的忧郁情绪呵！”[6]曹阳则更加言辞激烈地表示：

“这难道是人民的诗人应当有的健康的情感么？真令人难以相信啊！除了也许诗人有这样个人的失意外，叫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心情呢？”“诗人应该感激人民的关怀，努力用歌颂祖国、人民和人民美丽理想的诗篇来回答这种关怀。我们希望的正是这种回答，而不是别的什么抒发个人不健康感情的回答。”[3]28

可见，他们认为这首诗表达了一种“不健康的情感”，据袁洪权的分析：

“《回答》文本的背后，我们看出：何其芳诗歌的自我意识太明显，他通过个人话语的建构，凸显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至于把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国家话语)遮蔽了。”[7]

这种“不健康的情感”指的是何其芳个人内心疑惑、忧郁的主观情绪和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在袁洪权看来，何其芳在《回答》一诗中表现出来的以自我情感体验为基础的“个人意识”，与他早前对“个人意识”的批判是矛盾的，当时的一些批评者正是察觉到了这种矛盾而大做文章。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文学艺术被要求从群体话语方式入手来书写和歌颂集体主义，表现人民大众的集体情感体验，何其芳的《回答》显然违背了这样的时代潮流。但是，何其芳毕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对诗歌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坚持，他认为“诗歌，更要求它自己是从生活的泥沙里淘洗出来的灿烂的金子，是从生活的丛林里突然发现的奇异的花，是从百花之精华里酝酿出来的蜜。”[5]98正是由于他对诗歌艺术有着这种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他才能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创作出诗艺精巧、情感真挚的《回答》。

九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象是尘土，又象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你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

望着我，说无尽的话，

又象殷切地从我期待着什么——

请接受吧，这就是我的回答。[4]6-7

诗歌第九节的开头确实笼罩着一种压抑沉重的氛围，但诗中的比喻和抒情都是承接第八节的反问而来的。在诗歌的第八节，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要继续进行诗歌创作的决心：“那么你为什么这样沉默？/难道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你不应该象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膛里的血？”[4]6而第九节诗的开头是诗人对第八节诗中自己“为什么这样沉默”的回答，“沉重”“悲恸”“压”等词表达了诗人在“沉默”时所感受到的压抑和痛苦。这种低沉、忧郁的情绪显然与20世纪50年代那种热情激昂的时代主潮是相冲突的，何其芳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当时读者的诘难。

(二)革命主义思想的呈现

尽管《回答》一诗带有较强的“个人意识”色彩，何其芳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归根结底还是作为一个改造成功的典型而出现的。他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努力贴近革命、贴近工农兵，写下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洋溢着政治热情的诗，尽管1954年发表的《回答》得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但其中也有肯定的声音：“作者在诗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也是应该予以正确的估计的。”[2]137除了作品上所展现的对政治主潮及对毛泽东《讲话》的贯彻以外，他在研究工作上也是严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的。易明善的《何其芳谈文学研究与论文写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何其芳老师在谈到做研究工作的态度和方法的时候，总是教导我们要认真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学习。他还引用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段话来具体阐明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具体体现在每一项研究工作中。”[8]

从延安整风时期的自我改造，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行政职务，何其芳对党领导下的文艺思想一直都保持着拥护的态度。他在1954年发表的三首诗歌除了《回答》之外，还有《讨论宪法草案以后》及《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这两首诗与《回答》一发表便遭到批判的境遇不同，由于它们以振奋人心的诗句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歌颂了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所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讨论宪法草案以后》一诗通过对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回忆，及对新旧社会的对比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拥护。

谁不曾在梦里出现过

已经过去的暗淡的生活？

谁不曾醒来舒一口长气，

把它和现实的生活相比，

昨天的酸辛只是叫我们

把今天的幸福抱得更紧？[4]11

《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是献给武汉市与洪水搏斗的战士们的一首英雄赞歌。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将呼啸的波涛比作怒吼的野兽，极力渲染波涛之猛，雨势之大，并将此与战士们抗洪抢险的热情相对照，从侧面烘托了战士们不怕牺牲、敢于与洪水斗争的光辉形象。

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

听见它披着乱发的头

一次又一次在堤上碰碎，

发出不甘心的野兽的怒吼。

我好象听见了狂风暴雨

在头上呼号，但你们的奔跑，

你们抢险时的热情的歌唱，

比雷的鸣声更响亮，更高。[4]14

《夜过万县》和《重游南开》两首诗是诗人重游故地有感而作，诗人在这两首诗中通过建国前后两地状况的对比，歌颂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诗人夜晚路过故乡万县，那灯火辉煌的城镇像极了山城重庆，浓重的黑夜挡住了他的视线，叫诗人找不到熟悉的地方，“只看见长江上游/如今也可以夜航，/象我们的建设的步伐/日夜不停地奔忙。”[4]28何其芳曾在南开中学任教，1962年，他重游故地，南开的变化令他非常惊诧，原本尸横遍野的洼地如今变成了鸟语花香的公园，污浊的墙子河如今变得清澈洁净。

《写给寿县的诗》通过对寿县在党领导下发生的种种变化的描绘，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歌颂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诗人一开始便直抒胸臆，点明自己歌颂寿县的理由：“我歌颂寿县，是因为我热烈/赞美社会主义的优越。/我从还并不富裕的生活/看见了未来的灿烂的岁月。”[4]27接着，通过对寿县人民红火热闹的劳动生活的描述，赞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寿县的早晨露珠般新鲜，

寿县的早晨并不清闲。

朝霞一样红火热闹，

开始了新的紧张的一天。

田野间移动着劳动的人影，

运肥料的车辆来往不停。

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在兴起，

争取亩产“过长江”的收成……[4]48-49

诗人还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英勇坚强的英雄形象，这种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基层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英雄、新模范。

在生产队中间，在我们面前，

就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抗日，打蒋介石、办农会，斗地主，

他样样都是奋勇争先

他当过多少年，多少次干部，

生活仍然这样艰苦，

他住的草房低得要碰头，

他穿的布衣补了又补。[4]49-50

何其芳曾在《写给寿县的诗》中表示自己想写类似于《北京的早晨》《北京的夜晚》这样的诗，然而，“十三年了，我的诗还只有题目/这是长得多么慢的植物，/十三年了，在我心里的种子/还没有壮大到破土而出！”[4]51诗人也曾在这首诗中解释过这“植物”长得如此慢的缘故：“白天我从宿舍到机关，/办公，开会，上班，下班，/在书桌上磨破我的袖子，/晚上我熬夜到两点，三点。”[4]51-52从诗人的描述可以看出，他迟迟没有写这两首诗的原因，一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写，二是没有机会去感受北京的生活。1972年，他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北京的早晨》和《北京的夜晚》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北京的早晨》首先通过北京早晨的景与人的描写，歌颂了北京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诗人的目光由北京转向了伊犁河谷、牡丹江、兴安岭等祖国边疆，通过对祖国边疆巨大变化的描绘，歌颂了新中国的日新月异。诗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他在诗中宣告：“就在本世纪，不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出现。”[4]60《北京的夜晚》通过对解放前后的北京夜晚景象的回忆与比较，歌颂了北京的巨大变化。解放前的北京夜晚寂静恐怖，而眼下的北京夜晚喧闹明亮，工厂机器轰鸣，工人通宵达旦，诗人从这热闹而欢快的景象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总览《何其芳诗稿1952—1977》中的现代诗，书写英雄人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诗和描写同一地方解放前后迥异风貌的诗占了很大一部分。这部分诗歌偏重叙事，从思想上来看，基本上都在歌颂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浓厚的政治化气息，其中不乏诗人主观倾向，同时也是时代使然。

(三)两种思想冲突中的唯美倾向

在《回答》遭到来自各方的批判之后，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基本放弃了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由个人话语方式转向了集体话语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观念，仍然坚信诗歌是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因时代话语的限制，他在诗歌创作中只能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相结合。细品《何其芳诗稿1952—1977》中的现代诗，会发现其中还残留着一些属于何其芳前期诗歌创作个人化、抒情化的特质，虽然诗人在这些诗歌中有意识地流露出了与时代潮流一致的情感，但是，从具体诗句中仍然能发现其所蕴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或者体现在诗歌的内容与艺术特色上，或者体现在内容的直接冲突上。

以《听歌》一诗为例，从内容上看，诗人在歌颂年轻的共和国及其不朽的青春，但从艺术上看，这首诗同《回答》一样，采用了多层意象重叠的表现手法，显得委婉含蓄、精致细腻：

就象早晨的金色的阳光

因为快乐而颤抖在水波上；

春天突然回到了园子里，

花朵都带着露珠开放。

它时而唱得那样低咽，

像夜晚的喷泉细声飞射，

团圆的月亮从天边升起，

微风在轻轻摇动树叶；

它时而唱得那样高昂，

象与天相接的巨大的波浪，

把我们从陆地上面带走，

带到辽远的蓝色的海洋；

然后又唱得那样温柔，

象少女的眼睛含着忧愁，

和裂土而出的植物一样，

初次的爱情跃动在心头。[4]22

诗人运用金色的阳光、水波、花朵、露珠、夜晚的喷泉、团圆的月亮、微风、树叶、与天相接的波浪、蓝色的海洋、少女的眼睛、裂土而出的植物等一系列明亮而美好的意象建构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图画。诗人构思精巧，想象奇特，将歌声的轻快、低沉、高昂、舒缓四种特点融入一幅图画，并将歌声的这四种特点与每一幅图所营造的意境完美融合，给人以美的享受。可见，这首诗歌延续了何其芳前期诗歌中所体现的那种唯美主义倾向。

创作于1956年的《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一诗是诗人参加国家运动会闭幕式看团体操“革命赞歌”后有感而作的。从表面上看，诗人借助《东方红》等大型歌舞史诗讴歌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波澜壮阔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加入群体话语的决心。诗人在诗歌的结尾说道：

我把我的歌加入这集体，

象一滴水落进大海里，

再不抱怨它的微弱，

也不疑惑我失掉了彩笔。[4]43

这段诗歌看似表达了诗人在感受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后，将自己看作是渺小卑微的一滴水滴，决心加入歌唱集体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再感叹自己的力量太过微弱，感慨无力坚持心中的创作理想，从而心甘情愿地丢掉书写内心真实情感的“彩笔”。但事实上，诗人内心依旧期待自己诗情爆发的那一刻：

我的歌呵，如果你的沉默

不过是炸药的黑色的壳，

什么时候一声巨响，

迸射出腾空而起的烈火？

如果你埋藏在我心里太久，

象密封在地下的陈年的酒，

什么时候你强烈的香气

象冲向决口的水一样奔流？[4]41-42

从这两段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内心并不像他在诗歌结尾写的那样，因为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的震动而决定加入不需要“彩笔”的集体。诗人反问自己，在创作上的沉默要保持到什么时候？自己心中的创作欲望什么时候才能像炸药爆炸时喷射出烈火那样强烈、才能像冲向决口的水一样奔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焦急与无奈。诗人将自己的诗歌比作是“炸药”和“陈年的酒”，足以看出诗人内心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创作原则，“炸药”爆炸之后的威力与“陈年的酒”的香气都能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强烈震动，说明诗人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依然认同并寄予厚望。

何其芳创作于“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之后的带有怀人性质的诗歌，亦体现了其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何其芳诗歌中所提到的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延安时期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党的领导人，这就使这些诗歌在政治上具有了“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在这些诗歌中咬牙切齿地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表达了他内心对于“四人帮”的憎恨与厌恶。《深深的哀悼》是何其芳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首诗，这首诗情绪饱满，一方面通过回忆的方式歌颂了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称赞他“以无比智慧和威力/高瞻远瞩，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4]83，另一方面又在诗中直抒胸臆，表达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兴奋之情：“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万恶的‘四人帮’。/这真是太好！太好！您听，/全国人民的欢笑在奔腾。”[4]85《我控诉》是《深深的哀悼》的续篇，按说诗人应该把诗歌的重点放在怀念毛主席上，然而，何其芳却以倾诉的口吻向毛主席罗列了“四人帮”的丑恶罪行及其对自己的种种迫害。名为对亡人的悼念，实则是抒发“文革”期间自己受“四人帮”迫害以及被压抑已久的愤怒之情。这样的愤怒还体现在《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悼郭小川同志》等诗中。在这两首诗中，诗人着重强调的还是“四人帮”对于他们二人的种种迫害，表达的仍然是对“四人帮”的憎恶之情。

总之，何其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现代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这与他在这一时期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密切相关。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既有个人抒情思想的流露，又有革命主义思想的内容，还有集两种思想于一体的矛盾思想的呈现。

二、现代诗的审美技艺

(一)“现代格律诗”

何其芳在“新月时期”曾经迷恋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创作，并对闻一多的诗歌进行过模仿，他在“新月时期”创作的诗歌具有“建筑美”“音乐美”等艺术特点。但到了“京派时期”，他的诗歌由于追求意境美，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变得较为灵活，开始不受一定格律的约束。而且，这一时期，何其芳深受艾略特等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诗歌呈现出欧化的特点。但是后来，他在创作《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时，对欧化的诗歌形式产生了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又使他开始动摇，他“担心那种欧化的形式无法达到比较广大的读者中间去。但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代替它，则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9]同时，他又发现了自由诗在形式上的弱点，他曾在《谈写诗》一文中指出：“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恐怕新诗的民族形式还需要建立。”[10]可见，他一直在探索现代诗的格律问题。何其芳最早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格律诗”这一主张，后来他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专门对“现代格律诗”作了具体的阐释。

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中，何其芳认为，建立“现代格律诗”是相当有必要的，他也在文中指出了他所倡导的“现代格律诗”的核心内容：

“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5]70

根据何其芳对“现代格律诗”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格律诗对于诗人作诗的限制是比较少的——要求诗歌的每句之间要做到顿数整齐，但不必一定字数整齐。何其芳在这里所说的“顿”是“指古代的一句诗和现代的一行诗中的那种音节上的基本单位”[5]58。他要求诗歌应该押大致相同的韵，而不用一韵到底。这就使“现代格律诗”比闻一多所提倡的格律诗更具备可操作性，也更容易为诗人们所接受。闻一多曾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过他对新诗创作的看法，他将诗歌的“原质”分析为两个方面，即视觉和听觉。在视觉方面，他强调节的匀称和句的匀称；在听觉方面，他强调要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他认为，如果能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诗歌就具有了建筑美、绘画美和音乐美。闻一多主张诗人严格按照格律的要求来进行诗歌创作——“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11]。将闻一多所提倡的“诗的格律”和何其芳提出的“现代格律诗”对照，会发现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体现在韵律上，即二者都要求押韵；发展则体现在后者根据现代白话的特点提出了每句诗歌的顿数应大致相同的要求，且对诗歌创作的限制更少，不会严格限制每行的字数及每段的押韵情况，实际操作起来比前者更简单。

《何其芳诗稿1952——1977》中对《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和《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两首诗作过注释。注释中说，这两首诗是诗人以前学写小说时为小说中的人物所拟作的歌词，曾被人讥讽为“闭门造车”。可见，这两首诗是何其芳对自己提出的“现代格律诗”主张的实践。《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一诗共有3段，每段4句，诗人基本体现了其“每行的顿数有规律”的“现代格律诗”的风格，每行3顿，而每顿的字数又不相同，全诗都遵循着这样的特点。

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

再也飞不回/它的/家里；

是谁理干了/它的/羽毛，

又在晴空里/高高/飞起？

有一个人/是这样/忧伤，

好象谁/带走了/他的希望；

是什么歌声/这样/快乐，

好象从天空/降落到/他心上？[4]17

诗歌的每一段基本押韵。如第一段诗中，“雨”“里”“起”押“一七韵”中的i韵，第二段诗中，“伤”“望”“上”押“江阳韵”中的ang韵，这就使得诗歌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一诗共有5段，每段4句，每句3顿，结尾都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

它哪能/冲掉人的/忧伤？

我/去过海边/，听过波涛

拍打着海岸/象/雷一样响。

我也曾/把我/浸在海水里，

再让日光/沐浴着/身体。

但我独自/躺在/沙滩上，

却想到/一个童话般的/故事……[4]19

诗歌的每一段也基本押韵。第一段的“量”“伤”“响”押“江阳韵”中的ang韵，第二段的“里”“体”押“一七韵”中的i韵，第三段的“味”“会”押“灰堆韵”中的ui韵，第四段的“姑苏韵”中的“路”“固”押u韵，第五段的“开”“海”押“怀来韵”中的ai韵。

这两首诗的节奏与韵律充分体现了何其芳所主张的“现代格律诗”的基本要求，但这一主张提出后，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有许多人不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就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次讨论。关于何其芳所提倡的“现代格律诗”的讨论是较为激烈的，其中也不乏何其芳的支持者。卞之琳在《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等文章中发表了对“现代格律诗”的赞同意见。提出异议的有较晚些的金戈，他在《试谈现代格律诗问题》中认为“闭门造车”“空中楼阁”这种对事物不科学的态度，不能不使人感到非常遗憾[12]。可见，“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二)多重诗歌艺术创作手法

何其芳在建国后创作的现代诗除了具有“现代格律诗”的艺术特点外，还具有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善于捕捉典型意象、通过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来营造诗境等特点。

首先，何其芳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很多现代诗都采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从而体现出“现在”的进步与优越性，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积极面貌，使读者对未来充满希望。诗人既立足于现实生活，又满怀着革命理想，从而实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在《讨论宪法草案以后》一诗中，诗人通过把充满灾难与辛酸的昨天同充满幸福与希望的今天作对比，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歌颂。他在诗歌中将今天比喻为花枝招展的新娘，将时间比喻为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仙女，接着他在诗中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我们对今天欢笑，

它又象一道彩色的桥，

我们从它走向明天，

走向人类的理想的乐园。[4]11-12

诗人立足于现实生活，对革命理想的展望符合革命发展的逻辑，既给广大劳动人民投身于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勇气，又增强了大家对于实现革命理想的信心。

《写给寿县的诗》通过对寿县如今的变化及寿县人民热闹红火的劳动场面的描写，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诗人从寿县的现实状况着手，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赞美和对革命理想的向往。

我歌颂寿县，是因为我热烈

赞美社会主义的优越。

我从还并不富裕的生活

看见了未来的灿烂的岁月。[4]47

《北京的夜晚》一诗通过过去与现在北京夜晚景象的对比，歌颂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及辛勤工作的北京劳动人民，诗人在北京夜晚的变化中对革命理想的实现充满了信心。

从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欢快

岂不是看见更美好的未来？

那天上五彩缤纷的奇观

岂不是象征着我们的明天？[4]66

其次，何其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现代诗善于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采用意象重叠的方式将诗人的情绪意象化，构成了一种绵邈深远的意境，表现出一种绮丽、轻柔或者朴素、奔放的风格。

在《听歌》一诗中，诗人采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歌声的几种典型特点与众多意象构成的意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画面感极强。在诗境的构造上，诗人充分调动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大量采用“博喻、通感等艺术手段”[13]，将歌声比喻为颤抖在水波上的阳光，带着露珠在春天绽放的花朵及含着忧愁的少女的眼睛；比喻为夜晚喷泉细射的响动，微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及与天相接的波浪的翻滚声。可见，诗人想象奇特，能朴中出巧，表现出了诗人非凡的诗歌创作能力。

在《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一诗中，诗人运用比喻的手法，将他的诗情比作威力巨大的炸弹，比作醇香的陈年美酒，将他诗情的爆发比作炸弹爆炸之后腾空而起的烈火，比作奔向决口的流水。这些比喻生动形象，贴切准确，既体现了诗人内心的诗情的浓烈，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诗情爆发的期待。

(三)走向叙事：何其芳现代诗的创作转变

与创作的“新月时期”和“京派时期”相比，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诗歌中的叙事性明显增强了。虽然早期《预言》《莺莺》等诗歌中也有叙述性因素，但还是比较明显地指向了抒情。这种抒情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却不那么明显了，而是次于叙事化特征。从早期的抒情化逐渐走向叙事化，“延安之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次会面对何其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何其芳在整个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再也没有摆脱过毛泽东的影响，他始终都以毛泽东思想和要求作为自己的基本准则，几乎是无条件的遵循。”[14]186

从贺仲明的分析可以看出，延安的政治、文化氛围深深影响了何其芳的文学创作，这种影响一直延续，直到何其芳诗歌创作的后期，叙事性已经极大地盖过了抒情性。有研究者认为：“何其芳前后的变异，不仅是量上的变化，而且是质上的变迁。”[15]的确，何其芳前期诗歌创作中的叙事大多是为抒情服务的，到了后期，几乎完全变成了叙事的堆砌。结合他后期诗歌的题材内容和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来看，这种转向又有其必然性。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创作的方向就指向了集体。经过文艺界的几次整风，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开始倾向于《讲话》的思想。这一时期，那种极具个人化的抒情表意的作品是与时代语境格格不入的。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也是这样，当然，《回答》一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例外。歌颂工农兵、歌颂党的伟大事业几乎成为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普遍的主题，这一时期对何其芳的熏染，无疑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到了“文革”期间，何其芳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生活上的，他的心灵在这十年里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文革’中残酷的批斗和‘改造’，彻底损害了何其芳文学上的灵气，也击溃了他精神上进行反抗的勇气。这导致何其芳在‘文革’后很少再有生命亮点闪现。”[14]186

其实，从何其芳“文革”期间所作的《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写给寿县的诗》等诗就可以看出来，生活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这双重打击使何其芳已然没有了诗歌创作的激情，再加上当时他的作品得不到发表，投入在上面的精力就更少了：

寿县的夜晚星星般明净，

寿县的夜晚也不平静。

生产队的社员激烈地展开了

生产大队长人选的争论。

不要打鱼摸虾的人，

不要戴上纱帽嘴不正

不要肚里油，不要把农村

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4]49

何其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现代诗，大多是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从这些诗歌的内容上，很难看到他内心的带有“自我”情感的表露，有的只是对时代情状的描述，要么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所看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么是对英雄的敬佩、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歌颂，集体气息和革命气息是十分浓厚的。即使是“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他所作的几首怀人诗，基本上也是革命话语大于抒情话语的，真正涉及到他内心个人化的抒写，或许在他当时古体诗的尝试中才有所体现。

三、结语

何其芳一生追求和迷恋的就是创作，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他曾经说过，小说和戏剧需要高度的技巧，极难创作。他做过尝试，但最终并没有在小说和戏剧上有所建树，于是他把精力放在诗歌散文创作上，尤其是诗歌上。因他在文艺界担任相关职务，必须严格执行延安文艺座谈会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但是，他骨子里认为文艺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一味地政策干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诗歌在被要求歌颂、抒写集体主义的背景下，何其芳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几乎放弃了创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禁不住创作的诱惑，继而抒发个人与自己内心的情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何其芳并非搁浅了他所钟爱的诗歌创作，而是努力寻找适当的机会用现代诗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现代诗中有一部分怀人的作品，回忆的几乎都是延安时期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党的领导以及对工作的回忆，这种回忆在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以避免被批判。他的诗歌创作是对他提出的新格律诗理念的实践，由于现代诗的特点，有时比较容易过于直白地反映个人情感与思想。面对那个错乱年代的“禁忌”，何其芳试图把精力转移到古体诗的创作和诗歌翻译上面。牟决鸣在《何其芳诗稿1952—1977》的后记里回忆道：“他在自己用的活页本子上一边抄录原文，然后一边进行翻译。他的翻译过程是：先意译为分行的散文，再加工为格律诗。”[4]152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其芳内心深处对于诗歌尤其是他所提倡的“现代格律诗”一直是热爱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古体诗和翻译即是他所找到的个人精神的家园。

总之，何其芳一方面坚持自己内心的诗歌创作观念，创作出了一些想象奇特、绮丽轻柔、抒发自我情感的诗歌，在诗艺上坚守了唯美主义。另一方面，迫于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又创作了一些表现革命主义思想的现代诗，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融入现代诗的创作。作为诗人，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份坚守，这份坚守支撑他度过诗歌生涯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光。从他晚年对古体诗的创作兴趣及对外国诗的翻译兴趣可以发现，何其芳一直坚持着自己内心的诗歌创作原则，从未完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