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论“何其芳传”的书写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

○张立群

自1980年4月第一部“何其芳传”诞生至今，三十余年的时间内一共出版的“何其芳传”共计有6部之多。①相对于其他现代作家的传记写作情况，“何其芳传”数量居中上、种类较为齐全，既真实地反映了何其芳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地位，又客观地反映了研究界对何其芳的关注程度及其演变趋势。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写作，“何其芳传”因其全面记录了何其芳的一生、展示其创作经历，既可以作为后人了解何其芳的重要依据，还可以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作为一类史料，辅助于何其芳研究。在此前提下，考察“何其芳传”的书写现状，必将会在推动何其芳研究的同时，为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史料整理等提供经验。

一、阶段特征与分类

如果将“何其芳传”的书写进行历史阶段的考察，那么，人们可以轻易看出“何其芳传”写作前后的不平衡性。自1980年4月由尹在勤撰写的《何其芳评传》（122千字）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本“何其芳传”在中国大陆本土出版，这种现状虽使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成为20年间了解何其芳生平最权威同时也是唯一的版本，但无论从时代语境对创作观念的限制，还是就材料发掘、占有的不足对传记文字篇幅的制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何其芳评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了解特别是研究何其芳的主观需求。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宇田礼由于早年受到老师武田太淳的影响，长期致力于何其芳研究，曾于1994年在日本出版过一本“何其芳传”即《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但因为此版本“何其芳传”系日文写作，在交流、参照时有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不能依据其最初的出版年代将其纳入到相应的“何其芳传”写作史中。宇田礼的《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于2010年9月由解莉莉翻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中国学者撰写“何其芳传”带来了域外参照，系“何其芳传”书写与何其芳研究的重要收获。但若从传记版本出现的角度来看，它要比贺仲明的《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2004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卓如的《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2007年7月，北岳文艺出版社）“迟到”了几年，可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三种“何其芳传”之一。除上述提到的4本“何其芳传”之外，卓如又于2012年1月在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传》；贺仲明又于2012年1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评传》，该书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是在2004年《何其芳评传》修订的基础上完成的。

结合6本“何其芳传”的出版情况，我们会发现“何其芳传”大部分诞生于新世纪之后。尽管作家传记水准的高低不能简单以数量为判定依据，但数量的多少特别是其前后演进过程却能说明传主本身的受关注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一本“何其芳传”，到20世纪90年代一片空白，再到新世纪以来数量激增、拥有国际视野，“何其芳传”书写前后的不平衡性折射出研究界对于何其芳的“态度变化”。与此同时，“何其芳传”数量的增加，也为其类别区分及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何其芳传”现有的称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四类：第一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主要以卓如的《何其芳传》为代表；第二是评传类，包括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贺仲明的《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和后来的《何其芳评传》；第三是“阶段性传记”，如卓如的《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只记录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何其芳的生活历程；第四是“生平事迹”类，如宇田礼的《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其写作对象主要是何其芳的生平，也“试图用传记的手法来理解何其芳这个人”②，但在具体写作时却以写作者自己的采访为线索，并“虚构”了“周美仪、刘学良、柊教授”三个在采访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人物（如“周美仪”是作者的翻译），其目的在于“为了用复数的眼睛看何其芳”③。四类版本使“何其芳传”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尽管数量不多，但视角多元；虽然“传”与“评传”在具体写作及阅读时并不存有绝对的界限，但增添一字却决定了其写作过程中侧重点的不同；至于“阶段性传记”“生平事迹”类的出现，只能增加“何其芳传”成为一个独立写作现象的分量，并为“何其芳传”乃至其他作家传记的新一轮写作提供经验。

二、生成的逻辑

在《何其芳评传》后记中，尹在勤曾有——

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试图对何其芳——对他的生平、创作、理论以及爱憎和情操，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

自己同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是何其芳同志的一个崇敬者。④

怀着崇敬的心情，期待通过评传式的书写，描述诗人、散文家、理论家之何其芳的一生，构成了第一部“何其芳传”的创作初衷。在作者看来，“何其芳同志是一个热情，正直，敢于明言的人”；“何其芳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自发的忧郁、愤懑，走向自觉的反抗、斗争，以至投身革命洪流，成长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的典型之一”⑤。在何其芳去世两年之后，中国文学界还处于复苏期，尹在勤就在上述观念的指引下，完成第一部“何其芳传”，其眼光可谓独到而深远。显然，与众所周知、已成为共识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相比，何其芳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是研究界关注的热点。如果说得绝对一些，“何其芳传”在其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没有推陈出新，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对于第一部“何其芳传”的诞生，我们大致可以从作传者对传主怀念、热爱进而潜心研究的角度得出其生成的逻辑。

与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书写情况相比，新世纪以来“何其芳传”生成的逻辑明显呈现出出版选题策划与研究互动的特点。其中，贺仲明的《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系“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之一，其最初的构想正如丛书主编丁帆所言：“我们的总体构想是：通过对每一位传主的生命历程的展示来透视其身处的时代风云，并且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灵魂世界和文化人格的丰富书写，深刻地反思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立场，及其所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深入研究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人生道路以及精神历程，从而在复杂斑斓的心灵悲剧世界中去寻觅深刻的历史原因。”⑥2012年1月，贺仲明修订后的《何其芳评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出版的总体构想在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⑦。通过“精神评传”和“心路历程”的目标确定，发现何其芳这一典型个案进而深入何其芳的灵魂世界，让“评传”带有强烈的思想文化色彩和较强的学术性，是上述两种“何其芳传”诞生的基本前提。对比贺仲明的“何其芳传”，卓如的《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咨询中心策划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传记丛书”有关，该书出版时在“环衬”背面和“补记”中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⑧也显然与此有关。而卓如的《何其芳传》（2012）则与2012年2月5日是何其芳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何其芳同志，弘扬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人品文品，撰写一本图文并茂的何其芳传”⑨的创意密切相关。该书于2012年1月出版，并于2012年4月6日至8日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的“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资料赠与每位参会者，其写作和出版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谈及“何其芳传”的生成逻辑，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此即为传记的“重写”。卓如的《何其芳传》是在整合《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的基础上，续写出何其芳的一生；贺仲明的《何其芳评传》是《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的修订版。若只是从按照专著可以在五年后出“修订版”或是在其他出版社“再版”的原则，“何其芳传”的“重写”现象似乎也不为过。但就实际应用而言，“重写”又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复写作。无论是出于出版选题策划（包括追求传记版本的现实价值，如卓如的《何其芳传》），还是从精益求精的角度，现有的“何其芳传”的“重写现象”都在情理之中。“重写现象”提升了“何其芳传”本身的品位与实际应用价值，它使“何其芳传”可以在反复修改中出现“善本”，对何其芳生平介绍与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整体的“成就”

纵观“何其芳传”的书写现状，与何其芳研究相伴而行、相互促进是“何其芳传”书写的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其芳传”的写作既是特定文体的实践，同时，又是一次关于传主的深入研究。为了能让自己书写的“传记版本”令人信服、写出新意，具有新的发现，传记写作者必将首先承担史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身份。阅读现有的“何其芳传”，其“后记”中有关“致谢”部分的文字和记述自己创作经过的文字，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身份及其实现过程。围绕传记写作而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何其芳传”的水准。现有的“何其芳传”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这个原则，而“何其芳传”在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其整体成就也由此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首先，现有的“何其芳传”在整体演进过程中都追踪并借鉴了何其芳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何其芳史料的最新发现。只要翻阅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何其芳传”，阅读其置于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或是“主要参考书目”，我们就能得出200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的《何其芳全集》；易明善等编的《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周忠厚著的《啼血画梦傲骨诗魂——何其芳创作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何锐、吕进、翟大炳著《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雪伟著的《何其芳的延安之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轨迹》（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谢应光、谭德晶合著的《梦中的道路——何其芳的艺术世界》（巴蜀书社，2010年版）以及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等，这些或为何其芳作品合集、研究资料汇编，或是直接以何其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在“何其芳传”书写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何其芳传”书写过程中，由重庆三峡学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主办（后改名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后又有重庆市万州何其芳研究会参与协办的《何其芳研究》地位不容忽视。该刊为内刊，前身是由万县师专何其芳研究室编印的《何其芳研究资料》，1982年10月创刊，到1990 年5月，共出14期后一度停刊。2000年11月，该刊以《何其芳研究（年刊）》为名复刊，该刊诞生于何其芳故乡、依托高校研究机构，在发掘何其芳史料、推进何其芳研究过程中成绩显著。2002年“何其芳90周年诞生纪念暨第2届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峡学院召开更是推出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性论著。此外，前文提到的卓如《何其芳传》的出版，也与2012年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的会议主题相关，都说明了研究与传记写作之间的关系。“何其芳研究”既有独立的园地、又有相应的机构，且持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显然为“何其芳传”的书写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何其芳传”在具体书写时视角多样，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除前文提到的“评传”“传”“阶段性传记”的外部分类外，“何其芳传”在具体书写时也各有其特点。比如，卓如的《何其芳传》在记述何其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及英才培养时就比较详细；宇田礼的《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采取从回忆、访问的角度描述何其芳的一生也与一般的传记写作有很大不同，因而带来许多阅读上的新意；贺仲明的两部“何其芳传”注重从精神和思想角度进入何其芳的世界，对于解读“何其芳现象”⑩等重要的文学史命题，有着丰富而多元的认识……以及这些视角、方法多样的传记版本，对多角度呈现何其芳的一生有着积极的意义。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陈述。

第三，已出现优秀的“何其芳传”版本。综观现有的“何其芳传”，贺仲明的《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及其修订版《何其芳评传》当属上乘之作。由于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有意采用了从心灵史介入的角度及方法，即“深入何其芳的生活和内在世界，从他的生活道路、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去寻找何其芳的内在精神机制；联系外在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发掘何其芳道路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⑪。所以，其所描述的何其芳便显得深刻了许多。此外，贺仲明前后两部“何其芳传”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从立论阶段起，作者就坚持了20世纪的文学史视野——

当然，何其芳的悲剧不完全是个人性格和思想的原因，时代也担负了一定责任。我们绝对不可忽略他的悲剧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何其芳的文化和精神缺陷，不只是属于他个人，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这也是在这一世纪中那么多知识分子缺乏个性、那么容易屈从于政治压力的重要原因。何其芳的人生道路，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严峻要求，他不过比别人走得更远，转变的幅度更大而已。他在延安时期的转变，和同时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如丁玲、周立波、艾青等，都经历了与何其芳几乎同样的心路和生活历程。“何其芳现象”所体现的事实上也是许多共和国作家的共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中作家们不可逃避的历史宿命。⑫

这使得该版本“何其芳传”，立于历史的高度，其论述也自然涉及并穿透了许多文学史现象。

四、由“问题”到史料的应用

“何其芳传”当然也存在问题，比如对何其芳创作汲取的外来文化资源普遍阐述的不够，有的版本对何其芳从作家到理论家身份的转变特别是在周扬领导下与胡风的论战有意地回避，等等。“何其芳传”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何其芳传”在使用过程中应像搜集资料一样，尽量搜齐、搜全，然后在“互见”的过程中加以取证；不仅如此，“何其芳传”的使用必须建立在阅读何其芳全部作品的基础上，不能以“传记”代替作家的创作，而此时，“何其芳传”的使用其实已成为一类史料应用的问题。

按照史料学的说法，“何其芳传”可作为“传记性史料”，是“同时代的非当事人的记录，是第二层位的文学史料”⑬。它的研究与参考价值不及作家本人的创作，即第一层位的史料高。“何其芳传”书写虽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但一旦成书出版后，便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成书后的“何其芳传”自然不及何其芳史料发掘、不断持续的单篇研究性论文那样灵活，这使得“何其芳传”在具体应用时首先要与何其芳的作品、最新史料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全面、客观地使用“何其芳传”还可以包括“何其芳传”与其他相关作家传记版本的对照。何其芳作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的作家、理论家，曾与同时代众多作家、文化人有关交往甚至交锋。由于传主的不同，“何其芳传”和这些同时代人的传记在同一件事情上评价的尺度会差别很大，因此，只有将两者记述相互对照并核对双方留下来的文字，再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如以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引起的争议为例，《画梦录》于1936年6月出版，1937年5月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不想，诗人艾青当时就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梦·幻想与现实》。此文几经辗转，后于1940年增添“附记”和“一点声明”的前提下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当时，身在延安的何其芳也立即写下《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予以回应。这次交锋涉及了两位知名作家、两种审美趣味，自是对何其芳影响很大，就事后来看，它还影响到了1941年艾青来延安时的道路选择，是以，分析两者之间的争议对考察延安时期何其芳和艾青的创作之路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如果只看其中某一位当事人的传记都无法全面看到其中的是非曲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每一个当事人的传记都有自己的倾向性造成的，至于正确的结论只有通过对照两个人的传记特别是交锋的文章才能得出。从这个例证我们不难看出传记史料的应用需要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当然，在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完全达到传记史料应用时的理想状态有时又并非易事，所以，传记史料的应用及其应用程度的高低归根结底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与强调传记史料如何应用相对应的，是传记本身也会为研究者提供一些阅读传主作品集却不能获得的信息。再者，传记史料的掌握也在研究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如果对传主进行心态史的研究或是阶段性研究，那么，传记史料的价值则会比一般意义上的了解有所提升。在“何其芳传”的借鉴与应用过程中，笔者所写《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⑭一文时，曾深有体会。

总之，现有的“何其芳传”都是持有严肃学术态度的传记著述，而非旨在获利性质的消费出版物。“何其芳传”无论面向一般读者，还是面向专业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历史价值。只不过由于阅读者和阅读目的的不同，“何其芳传”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加以探讨，还需作一定的考量。当然，在此过程中，不仅“何其芳传”的意义会有所不同，“何其芳传”自身的书写价值也会受到时间的检验。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①6种“何其芳传”按照出版顺序，依次为尹在勤《何其芳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系“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之一；卓如《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日]宇田礼《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M]，解莉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卓如《何其芳传》[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2年1月版；贺仲明《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系“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

②[日]宇田礼《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后记（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页。

③[日]宇田礼《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诗人何其芳的一生》“后记（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④⑤尹在勤《何其芳评传·后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第170—171页。

⑥丁帆《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总序》[C]，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⑦《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总序》[C]，贺仲明《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⑧卓如《青春何其芳——为少男少女歌唱》“后记”、“补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486页。

⑨卓如《何其芳传·后记》[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

⑩“何其芳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命题，其核心是“思想进步，写作退步”，在现当代作家身上具有普遍意义，曾产生过争议并在后来多被引述。1987年，何其芳去世十周年之际，《文学评论》刊发了一组纪念何其芳的文章，其中刘再复在其文章中提出了“何其芳现象”的问题。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文章是应雄的《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文学评论》，1988年6期。从何其芳自己的创作中看待“何其芳现象”，主要可参考何其芳在《何其芳散文选集》“序言”中的“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以及在《关于写作的通信》中，何其芳的那段答语“为什么有些作者开始踏入创作道路的时候，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而以后却愈写愈困难，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见有进步？”两段话。前者今收入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后者原作于1959年9月，主要是回答四川读者周速的来信，后收入《何其芳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除“何其芳现象”之外，围绕何其芳还有主要指“说真话”的“何其芳式的诚实”的命题，具体可参见何锐、吕进、翟大炳的《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⑪⑫分别见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绪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贺仲明的《何其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内容与此相同，故不重复注明。

⑬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⑭张立群《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J]，《南都学坛》，2010年3期；后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10年10期全文转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资料选辑”（05JJD750.11-44012）阶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