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业香，韩江英，王祚传，齐梦影，伍姗姗，李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安徽 合肥 230088）

生命意义感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珍爱，对生命历程的追索，是护士对抗不良心理问题，在工作中实施人文关怀， 提供人性化照护的重要影响因素[1]。由于ICU 管理模式及患者疾病特征的特殊性，ICU 护士面临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工作强度大、夜班频繁等问题，使其精神心理问题高发，进而对工作及生活均产生不良影响[2]。 如何提升ICU 护士的生命意义感以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特质积极共情是对他人积极情绪的感受和分享的能力[3]，区别于传统共情研究中对消极情感反应的关注，特质积极共情对积极事件更敏感，乐见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与传统共情相比，特质积极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更稳定、更具建设性的作用[4]。 亲社会行为对生命意义感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5]。 此外，高特质积极共情者有更强的维持自身积极情绪状态的能力[6]，而积极情绪能显著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体验[7]。 目前国内特质积极共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医疗环境中的共情研究，大部分研究者往往关注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反应， 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特质积极共情的作用[4]。 本研究拟探讨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ICU 护士的心理健康管理提供一定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2 年4—6 月， 通过方便抽样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ICU 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注册在岗的ICU 护士； （2）入职时间≥6 个月；（3）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临床实习护生；（2）调查期间休假者。

根据横断面研究样本标准[8]，采用公式n=（μα/2σ/δ）2，设定α=0.05，对应的μα/2=1.96，根据预调查结果，得出σ=6.220，δ=0.880。故n=（1.96×6.220/0.880）2≈192 名，鉴于可能存在20%的无效样本，所以本研究需求的样本量≥230。 最终样本量为252 名。 本研究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PJ2022-12-16）。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编制，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职称、工作年限、ICU 类别、平均每周夜班数、是否是专科护士。

1.2.2 特质积极共情量表(Positive Empathy Scale，PES) Sallquist 等[9]于2009 年编制积极共情量表，用于评估儿童积极共情水平，其Cronbach α 系数为0.81。 2015 年Morelli 等[3]在积极共情量表基础上修订，编制特质积极共情量表，用于评估成年人的特质积极共情水平。 中文版由岳童[6]于2006 年汉化修订，并应用于评估大学生群体，其Cronbach α 系数为0.837，4 周后重测信度系数为0.78。卢津津[10]2019年将该量表应用于护士群体， 发现积极共情是护士正性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 该中文版特质积极共情量表包括7 个条目， 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1 分代表完全不恰当，5 分代表很恰当。 总分7～35 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试对象的特质积极共情水平越高， 分享他人积极快乐体验的倾向性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32。

1.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China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 由Steger[11]在2006 年 开发，用于评估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其Cronbach α 系数为0.84。刘思斯等[12]于2019 年汉化修订，用于评估中国大学生群体生命意义感水平，其Cronbach α 系数为0.71。 该量表包括存在意义感（5 个条目）、寻求意义感（4 个条目），共2 个维度9 个条目。 均采用Likert 7 级评分法，1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7 分代表完全同意；其中条目2 为反向计分。 量表总分9～63 分， 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25。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基于问卷星设计电子问卷（https://www.wjx.cn/vm/eUc48t3.aspx#），在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后， 由护士长将电子问卷链接发送至ICU 护士微信群。问卷首页设置统一指导语，告知本调查的目的及相关注意事项， 自愿参加此次调查的研究对象扫描二维码进行填写。 设定每个用户只有1 次扫描填写的机会， 问卷中所有条目均填写完成后才可因提交。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65 份，其中252 份为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1%。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 分析数据，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LSD 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护士特质积极共情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检验；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 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52 名ICU 护士，多为女性，217 名（86.1%）；年龄：20～25 岁40 名（15.9%），26～30 岁87名（34.5%），31～35 岁92 名（36.5%），≥36 岁33 名（13.1%）；文化程度多为本科，216 名（85.7%）；个人月收入：≤5 000 元51 名 （20.3%），5 001～8 000 元101 名（40.1%），8 001～10 000 元62 名（24.6%），＞10 000元38 名（15.0%）；职称：护士36 名（14.3%），护师115 名（45.6%），主管护师93 名（36.9%），副主任护师8 名（3.2%）；工作年限：≤5 年91 名（36.1%），6～10 年80 名（31.8%），11～15 年60 名（23.8%），>15 年21 名（8.3%）；ICU 类别：综合ICU141 名（55.9%），内科ICU51 名（20.2%），外科ICU12 名（4.8%），急诊ICU36 名（14.3%），心脏ICU12 名（4.8%）；平均每周夜班数：1 个44 名（17.4%），2 个173 名（68.7%），3个35 名（13.9%）；252 名ICU 护士中专科护士为81 名（32.1%）。

2.2 ICU 护士特质积极共情及生命意义感得分本组ICU 护士特质积极共情、生命意义感总分分别为（25.96±4.62）分、（48.44±6.63）分，各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ICU 护士的特质积极共情及生命意义感得分情况（n=252，X±S，分）

2.3 不同特征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总分比较 根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个人月收入、ICU 类别、 平均每周夜班数、 是否是专科护士的不同，将252 名ICU 护士进行分组，比较其生命意义感总分。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称、是否为专科护士、平均每周夜班数的ICU 护士，其生命意义感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ICU 类别、个人月收入的ICU 护士，其生命意义感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采用LSD 方法的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内科ICU护士的生命意义感高于综合ICU 护士（P＜0.05），个人月收入＞10 000 元护士的生命意义感高于5 000元及以下护士（P＜0.05）。

表2 不同特征的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总分的比较（n=252，X±S，分）

2.4 ICU 护士特质积极共情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ICU 护士特质积极共情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333～0.506，均P＜0.001），见表3。

表3 ICU 护士特质积极共情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n=252）

2.5 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生命意义感总分为因变量， 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ICU 类别、个人月收入、特质积极共情总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共线性诊断显示：各模型的容忍度区间在0.175～0.969， 方差膨胀因子区间为1.032～5.722，提示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共线性。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个人月收入、特质积极共情进入回归方程（均P＜0.05），可解释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总变异的36.1%。 见表4。

表4 ICU 护士的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n=252）

3 讨论

3.1 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ICU 护士的生命意义感总分为（48.44±6.63） 分， 与该量表总分中间值36.00 分相比，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略高于张海燕[13]等对低年资护士生命意义感的调查结果，与肿瘤科护士的研究结果相似[14-15]，其生命意义感得分分别为（46.12±9.33）分、（47.54±8.02）分。 本组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究其原因：（1） 此次调查的252 名ICU 护士，84.1%护士年龄为25 岁以上，此年龄阶段的护士工作家庭趋于稳定， 在此稳定的关系中更具有安全感，从而更加深刻体会生命意义感，即生命意义感水平偏高。 （2）本研究中63.9%的护士工作年限为5 年以上，个体随着年龄及工作年限的增长，其工作经验及人生阅历也逐渐增加， 以激发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3）本研究对象为ICU 护士群体，由于科室工作的特殊性，ICU护士常参与临终患者的护理及面对患者的死亡。 经常接触临终和死亡患者的工作体验会对护士产生积极的影响，能够促进其对生命延续及意义的思考，以不断提高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16]。综上，故本组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3.2 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

3.2.1 个人月收入 表4 结果显示， 个人月收入是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B=1.005，P=0.010），即ICU 护士的个人月收入越高，其生命意义感越强；与其他研究[17]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个人月收入不仅是工作付出的回报形式， 同时反映工作的价值。 个人月收入高的ICU 护士往往更能认同自身日常护理工作产生的价值，对自己作为一名ICU 护士的自我评价也会更高， 从而具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 其次，精神层面的满足需建立在物质层面满足基础之上，较高的个人月收入，会激发ICU 护士对自身工作意义的追求，最大程度发挥其工作主动积极性[18]，更多地投入工作以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

3.2.2 特质积极共情 表4 结果显示， 特质积极共情是ICU 护士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 （B=0.647，P＜0.001），即ICU 护士的特质积极共情能力越高，其生命意义感就越强。 生命意义感的获取和维持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特质积极共情能力高者，对他人的积极事件更敏感， 乐见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更容易感知生活的目标及意义。生命意义感建构模型[19]（Meaning-making model）指出，个体的情境意义感在环境中不断得到评估和调整， 在意义感重构的过程中，“感到成长和积极改变”是最终建立整体生命意义感的方式之一。因此，良好的特质积极共情水平有利于个体生命意义感的构建。同时，特质积极共情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倾向[20]，而亲社会行为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社会关系的价值进而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5]。 此外，个体的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正相关， 积极情绪较高的个体通常也更容易体会到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7]。 故ICU 护士的特质积极共情能力较高，其获得的生命意义感也较强。

4 对策

综上所述，本组ICU 护士的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建议管理者针对个人月收入低及特质积极共情能力低的护士群体采取针对性对策， 以提高ICU 护士群体的生命意义感。 建议：（1）依据医院政策，优化调整绩效方案，提高护士收入水平，帮助其认同自身的职业价值和生命价值， 以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 （2）加强对ICU 护士人文素养和职业素质的多元化培训，培养并提高ICU 护士群体的生命意义感。 （3）适当组织开展积极共情冥想训练等活动，营造积极的工作环境，使护士能够更好地感受和分享他人的积极情绪并维持自己的积极情绪，进而体验到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

5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来自安徽省2 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CU 护士，未对省内其他层级医院以及省外医院的ICU 护士进行调查，样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本研究中的男护士所占比例较少，样本代表性受限，有待于今后从大样本、多中心方面进行探讨。

[致谢] 感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袁晓博士在本研究统计学方面给予的指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