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意义、话语：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情绪动员及治理策略

2023-02-26马鑫鑫

新闻世界 2023年12期

○马鑫鑫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因其便捷化、平民化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同时，其即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快速的动员能力也让网民看到了其作为利益表达空间的潜能。近年来的网络公共事件皆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利益表达渠道。在这些网络事件中，非利益相关者深入挖掘真相并自发动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遵循理性的思量，而是寻求道德上的对错以及情感上的共鸣[1]。这些事件中，寻求道德上的公正、对弱者的同情、对施暴者的愤怒等情绪推动事件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

情绪作为贯穿于网络公共事件中的重要效能因素，其本身的扩散机理能够决定事件的走向和发展路径。把握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情绪的演变机制以及影响情绪的重要因素对于引导舆情正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讨论网络公共事件中，个体情绪在何种机制的作用下扩散并凝聚成一致的群体情绪？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在何种策略的助推下变成事件的积极行动者？

二、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网民情绪

网络公共事件指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平台，面向网民开放，围绕相关社会性事件进行积极动员以实现某种目标的群体行为[2]。网络为公众提供了意见交流的平台，公众可以就社会事件发表意见，沟通交流。可以说互联网扩大了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深度、广度，促进了个体网民在一定空间里聚集。可是，空间性聚集的网民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有行动力的群体。勒庞（2007）指出，“当集结在一起的很多人的思想目标和情意都汇集到一个共识点，形成集体心理，便可称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群体[3]。集体心理产生于网络情绪，而网络情绪是网民真实情绪在互联网环境中的表达，是网民集体情感的反映，在塑造公共意见和引发公共讨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网络事件中的网民情绪，主要包括：第一，网民情绪传播规律，学者在讨论议题性质和情绪类型的关联时，发现在事务之中网民的相对剥夺感会引起愤怒、抑郁等负面情绪反应。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消极情绪呈现出律动式表达、媒介化表达、道德化表达的特征[4]。学者在研究微博网友评论时，发现包含在评论中的正、负情绪能通过情绪感染这一传播路径对受众情绪产生影响，并促使受众生成相似态度[5]。第二，网民情绪扩散过程的研究，李春雷通过对PX词条事件中公众情绪的调研，认为新媒体平台的情绪传播呈现出点线串联、强弱转化、快慢转化的“情绪循环效应”。李淑娜等人认为网络情绪传播符合“情绪启动——情绪扩散——情绪极化”的过程。

对网络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情绪的分析应以引导治理为主要落脚点，总结网民情绪的演变过程，探究情绪强度逐步增强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分阶段地针对表层问题和深层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三、立体与循环：网民情绪的动态扩散机理

随着媒介技术的赋权，长期以来由社会精英垄断话语权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公众可以参与到网络中自由地表达意见、宣泄情绪。史密斯认为群体结构具有复杂性，成员之间的情绪相互影响，形成相似或者相同的情绪状态，情绪将会复杂化，并在群体成员与情绪传播者之间形成双向互动的“情绪循环”[6]。基于此，本文从时间跨度、范围特征、效能变化三个维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情绪的动态扩散机理。

（一）即时情绪与长期情绪历时共振

即时情绪是指受某一事件刺激而产生的情绪；长期情绪是个人长期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情绪记忆。公众情绪不是浅显的心理感知，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社会结构性产物[7]。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科技、产业等多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阶层矛盾锐化等社会问题，导致公众多元情绪的产生。经由某事件刺激产生的即时情绪若引起公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就会积淀成与此相关的长期情绪。

互联网的可记录性使得网民在网络中的各种情绪性信息都可以保留下来，极大地扩展了情绪留存的方式和体量。互联网可实现网民情绪记忆的全程记录，从事件发生到网民情绪表达到情感共鸣再到事件平息后人们对事件的纪念，皆可在互联网上追溯。而同时网络中留存的内容与个体头脑中形成的长期记忆，共同构成了较为稳定的记忆场域，情绪场域形成后，便会吸纳、累积此后网络事件触发的相应情绪。在一定条件下，情绪记忆和社会心理可以相互转化；在社会心理的刺激下会让人回忆起过往的事件。反过来，情绪又能够影响人们对当下发生事件的感知与判断，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心态。也就是说，当下发生的事件触发的即时的、短暂的情绪会和长期的、稳定的情绪记忆相互转化、历时共振。

（二）个体情绪与群体情绪互动交融

情绪不仅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人际互动的产物[8]。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传播源，个体间通过内容或社交构筑起关系网络。在关系网络下，个体的情绪表达可能被其他个体感知和体验，并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增强。情绪社会分享理论认为，当人们被事件刺激产生某种情绪后，人们会自发地、迫切地想要和他人分享自身的情绪体验。在网络事件中，当事人、媒体或意见领袖所释放的信息一旦进入网络空间，便会被个体感知并影响个体情绪，个体会通过社交关系网络，逐层逐级地利用便捷的分享手段比如表情包、文字等符号进行情绪的传播。与他人的情绪不断碰撞，构建成大量密集的情绪链条，在此过程中群体情绪也得以增强。反过来，强化的群体情绪会被更多个体感知。群体情绪对个体的吸引与同化会使更多个体的情感得到表达并找到宿主，从而形成个体——群体情绪的互动交融[9]。

（三）弱情绪与强情绪的流动聚合

在互联网平台中，情绪也可以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弱至强的流动聚合态势。Hatfield 认为在交往过程中，在他人的影响下，人们会自行仿效他们的声音、表情和行为，并偏向关注其情感状态，发展结果表现为情绪融合[10]。互联网环境中，现实个体交往行为被部分迁移到线上，现实人际关系一定程度折射、聚焦到互联网环境中，因此，“情绪聚合”的发展规律也适合网络环境中人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绪传播[11]。从情绪强弱的角度来看，在群体中，有的成员情绪敏感度高、强度大、感染力强；有的成员情绪敏感度低、强度小、感染力弱。但个体情绪强度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个体并不是在密闭的空间接触相似的信息，而是会被动或主动地体验到外界情绪。当个体的弱情绪遇到外界的强情绪，由于效能不同，两者会以对抗或共振的形式进行碰撞，强情绪的高度感染力向弱情绪流动，使弱情绪得到增强，在两者的不断碰撞中，强、弱情绪最终逐渐趋于平衡，公众情绪高度聚合，群体呈现大体一致的情绪状态。

四、情景、意义话语：网络情绪动员的策略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结构、社会事件等外在世界和价值观、意识等内在世界，都不是一种确定的存在，而是由利益相关者借助于特定的语言、文本、理论等建构的社会世界[12]。在网络公共事件中，从个体情绪到群体情绪再到社会行动这一过程就是情绪框架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事件当事人或参与者通过对情景、意义、话语的重新阐释以完成建构。

（一）情景建构激活个体情感

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离不开对现实情景的建构，这种建构包括人物身份、社会背景以及事件性质等方面。突发事件中的情景建构对于推动网民情绪生成、情绪发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突发的网络公共事件，处于群体传播中的网民缺少理性的事实信息，极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并容易对事件进行简单的对错判断。此时，情景建构迎合了网民需求，通过对事件性质的标签化归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帮助网民进行是非判断。接受了情景设定的网民在情绪表现上也会愈发激进。通常情况下，与个人利益相关或者涉及社会道德与公平的事件，更能激起公众的情感共鸣。“非正常死亡”“性骚扰”等与暴力和性有关的情景最常被构建，且最容易激活公众的兴奋点[13]。

互联网技术赋权下，每个人都拥有了“建构情景”的权力。事件发生后，事件当事人或者参与者通过发文等方式，将事件剖析、解读，建构成特定情景向网民展现。热点事件本来已经得到了公众的大量关注，但出于利益考量，当事人或参与者会对真实的事件进行情景“修饰”或者虚构情景。凸显对立形象、放大冲突等是情景修饰的常用方法。如在“胡鑫宇失踪事件”中，事情的放大正是由于网民或自媒体对于情景的虚构与放大。胡鑫宇失踪后一个月内，谣言大量滋生，有账号发布“胡鑫宇被转移做器官移植”，也有网友称“学校化粪池发现碎骨”，这些内容在微信、抖音、微博等各大平台以不同的形式被传播。尽管这些内容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却在事件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器官移植等内容一度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导致恐惧、愤怒等情绪蔓延，使得网民快速对事件进行定义，产生随后相关网络行动。

（二）意义建构塑造群体认同

“事件”的社会意义建构是认知、文化、社会结构嵌入的结果,表现为个人对社会事件的选择性注意,代表了一种倾向。网络事件的发生会受到“事件”本身性质的影响，也会受到行动者对事件的选择性建构的影响。这种选择性建构一般可用西方政治学中的“勾连”来阐释。伊安·安格斯（Ian Angus）认为勾连是一种意义建构方式——“勾连”实践表达的是一种权力概念，它不仅仅指向不同阶层之间的意见隔阂或对话行为，更重要的是指向集体行动过程的共识建构[14]。勾连的一般结构是A事件关联到B 事件，然后对A、B 事件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批判。即使这一时期没有出现B 事件，网民也会联想起以前的相关事件或认为与B事件类似的现象普遍存在。例如，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网民勾连起来的是地方恶势力横行、官官相护的问题；在“丰县八孩事件”中勾连起的是妇女拐卖，基层政府瞒报的问题。不难发现，从事件爆出，到舆情发酵引起轩然大波，越到后期，建构出来的意义与事件本身的关联越不是很紧密。网民围绕事件深入挖掘，广泛跟帖探讨，并不是为了探究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要勾连、联想到总体性的社会不公、总体性的社会问题[15]。所以说，勾连就是通过争夺事件意义并赋予事件新的意义来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论是上述讨论的情景建构还是本节讨论的意义建构，都是为了谋求对事件的解释权，并使事件合理化，最终构建为网络中大多数人的共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未依据事实地对事件的定义、定性是构建意义、形成舆论的助推剂。如“易烊千玺考编事件”的相关表述中，将明星称为“特权”，在相关的文章标题中，出现“‘精英’与‘大众’的割裂”等表述。在此类事件的相关表述中，无论是为了批判还是出于娱乐或恶搞目的，都带有很强的“煽情”倾向，通过这些表述赋予事件以“社会不公”“社会腐败”等深层的象征含义，在这种象征环境下，“维护社会公正”变成了一种正义行动，那些曾遭遇过不公正行为或对社会公正持有坚定信念的网民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并在“社会公正”的框架下从旁观者转化为利益相关者，从而成为自觉的行动者参与到事件当中。

（三）话语建构引发社会行动

经过上述情绪发酵后，事件若要进一步发展成网络公共事件，还需要有在这些情感基础上外化的具体行为，也就是“网民的组织力量”。在线上的行动中，各种网络符号成为表达诉求的主要工具。网络行动的核心是话语,网络行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话语表达[16]。在近些年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一种新的话语形式成为舆论场中的重要力量。比如“反对PX保卫厦门”“丧钟就是为我们而鸣”，这些文本可以被归类为“网络公共事件中，由大众杜撰或改编，表达不满情绪，带有特定诉求”。在“反对PX 保卫厦门”的标语中，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反对PX 项目，而上升为保卫家园。这类话语为事件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唤醒了网民的共同情感，从而推动网民共同参与事件。

在网络时代，任何个体都享有对公开流通文本的掌控权，网民可以创造出大量富有延伸意义的情绪性符码，这些符码夹杂着越来越明显的价值导向和权力意味，以此来表达话语生产者的主张。同时，后来的参与者为了宣泄情绪，在迷因效应下对符码进行大量模仿，形成浪涌式的舆论表达，形成刷屏效果。此时，网络中任何对此话语提出质疑的人都会受到群体力量的波及。这种以网络流行语形式来宣泄情绪、表达诉求是目前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使用的一种成本最低却又最有力的方式，以此来躲避社会规训，并达到有效抗争。

五、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情感治理策略

近几年的网络公共事件具有很大的共性，在情绪发酵的策略层面，都离不开对“情景”“意义”“话语”的建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通过标签化归类凸显对立形象来“修饰”事件发生的情景，刺激个体情感；通过“勾连”的手段赋予事件新的意义，谋求对事件的解释权，并使其合法化从而激发网民的集体认同感；最后，通过编造有明显价值倾向的“情绪性文本”，形成有组织力量的大规模的话语行动。而此种建构方式产生的舆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风险。基于此，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应该从交往和情景的维度促进对话沟通、关注实际场景来解决社会表层问题；从价值维度强化结构性情感治理，实现善治从而解决深层次问题。

（一）交往维度下搭建多元协同治理框架

交往维度着重强调对话沟通，使理性的思考在对话沟通中变得更加集中。情景建构的前提是网民缺乏理性的事实信息，易受到周围声音的影响，所以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是需要在事实层面加大力度，满足公众对于真相的渴求。通过及时的信息覆盖来避免谣言带来的负面情绪蔓延。二是要改变信息通报的模式，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针对网络中挑起的“对立形象”进行重点回应，动态引导，从而降低意义勾连的机会。三是搭建“政府—媒体—意见领袖—公众”的多元协同治理框架。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参与对于舆情走向至关重要，突发事件出现后，社会多元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谋求对事件的解释权，而事件的解释权也就是事件的意义，决定着舆情的走向，所以，在协同治理框架中，大V 或中小V、专家的合理发声可以为围观人群提供一种新的事实解释框架，使网民在多元视角下拥有更加理性的判断。

（二）情景维度下形成“技术—心理”相统一的治理手段

情景维度着重分析的是情绪的演化过程，这里的情景是舆情事件中各主体互动的具体社会情景，各方主体在舆情发酵过程中的利益诉求、情绪状态等。对舆情演进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参与情况做出考察，分析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网络中网民情绪如何，情绪的声量如何。在这个分析过程中配合使用新的技术和情绪测量手段，将技术与社会心理两者连接起来尤为重要。通过技术手段实时掌握事件的进展，并追踪网民情绪变化，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有效引导舆情，化解负面情绪。以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作为技术手段，识别各阶段的情绪值、关注各参与主体的行动状态与具体诉求，关切民众的心理情绪。有针对性地对网民情绪进行正确疏导才是防止情绪蔓延，实现有效治理的途径。

（三）价值维度下结构性情感治理

交往维度和情景维度的协同治理模式、舆情监测等旨在解决表征层面的问题，而价值维度的结构性情感治理才是解决深层问题的关键。通过分析网络公共事件中情绪传播的过程发现，无论是“网络流行语式”的对抗性话语，还是对事件简单地定性都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关注事件产生的土壤，在关注事件“触点”的同时，也要看到背后诉求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网民情绪是舆情发展中的重要效能因素，而网民情绪又是网民在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切实体验，由此来看，舆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具象化问题，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心态。舆情治理的逻辑就是要“跳出网络舆情热点信息联想叠加现象本身，深入考察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因素”[17]。

研究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关键是要看到在演化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从而把握舆情治理的关键。从情感的视角考察网络舆情，可以发现情感因素贯穿舆情演变的始末。情感的转化逻辑蕴含了从个体到集体、从慢到快、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对情景的建构、对意义的重新书写、对话语的改编成为触发旁观者共情、共动的关键。把握了突发事件中网民情绪的转化机理以及情绪建构的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做好网络舆情的治理工作。

注释：

[1][13]郭小安.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J].国际新闻界，2013（12）：56-69.

[2]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网络的视角[J].求实，2009（02）：44-48.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屈慧君.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负性情绪表达与疏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1）：121-125.

[5]赖胜强，张旭辉.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对网民情绪传播的影响机理——基于D&G 辱华事件的扎根理论研究[J].现代情报，2019，39（09）：115-122.

[6][11]李春雷，雷少杰.突发群体性事件后情绪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6）：61-66.

[7]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01）：115-132.

[8]隋岩，李燕.论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2）：10-15.

[9][10]杜建刚，范秀成.服务消费中多次情绪感染对消费者负面情绪的动态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09，41（04）：346-356.

[12]孟育耀.“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J].传媒，2019（03）：91-94.

[14]陈龙.社会焦虑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质[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7）：9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