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希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乾隆皇帝的行书诗词，名为《命校〈永乐大典〉因成八韵示意》，诗中写道：“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收释道欠精覈，久阅沧桑惜弗全。”其间流露出深深的感慨与遗憾。诗中所说的《永乐大典》是一部怎样的著作，能唤起明清两代皇帝的共鸣？几百年间曾经历了什么，致其未能保全？时至今日，这部鸿篇巨制又归于何处？这些问题都能在故宫中找到线索。

才子修书

所谓“盛世修典”，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为大型文化工程诞生创造了条件。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朝正处于稳步上升期，明太祖朱元璋锐意求治。一日，他在大庖西室单独召见刚刚进士及第、授职中书庶吉士、被皇帝称为“真才子”的解缙，想听他谈谈治国理政之术。朱元璋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备受鼓舞，随即直陈时事，进万言书，该书被后世称为《大庖西封事》。“封事”就是把重要的文件写好，装入黑色袋子，贴两道封条，密奏给皇帝。封事中言多中肯，朱元璋颇为认可。其中一项，建议组织干练人员，搜罗天下书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众多内容汇成一部全面的类书，以备帝王借鉴参考。但此后不久，解缙被人诬陷，改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随即又被皇帝责令回家读书十年，自此暂离朝廷，修典之事也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十五年后，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基称帝。因是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天下，既未遵祖制，又有违亲情，容易留下不忠不孝的骂名；同时，朱棣想挽回诛杀“读书种子”方孝孺对士风造成的消极影响，于是试图以文治来笼络人心并建立圣名。永乐元年（1403）七月一日，皇帝告祭太庙之后，诏喻随侍的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命其组织人员，集合“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并将“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之所以命解缙编书，一是因他十几年前就曾有过修书的建言，二是因他颇具才子之名堪此重任。解缙集147人，历时一年四个月将书编成。朱棣大喜，定书名为《文献大成》，并赐宴于礼部，对编书人施以嘉奖。

明成祖朱棣

不久后，沉浸在喜悦中的皇帝发现，这部书的编撰其实并不完备，未能达到期望，于是下诏重修。这一次，特令号称“黑衣宰相”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刑部侍郎刘季箎等人与解缙一同负责监修，参修人员增至2169 员。姚广孝是朱棣的藩邸旧臣，靖难之役厥功至伟，刘季箎则是司法官员，二人虽不以文学见长，却能给解缙足够的监督和压力。解缙不敢怠慢，于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重修完成。重修后的书籍可谓脱胎换骨：全书22877 卷，另有凡例目录60 卷，分装11095 册，共记3.7 亿字。收录内容“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对天文、地理、人伦、道统、文章、名物以至奇闻逸事一概囊括。皇帝大为满意，亲自为书题写序言，定其名为《永乐大典》。

正本转徙

《永乐大典》修成后，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文渊阁在南京皇宫中，洪武时曾名文华堂，是皇家藏书之所，所谓“国初书籍俱贮文华堂”。此处距早朝听政的奉天门不足百米，皇帝常常在朝会后驾临。因其良好的文化氛围，也常有儒臣受邀在此讲学。迟至洪武十五年（1382），文华堂已更名为文渊阁。这一年，朱元璋效仿宋制，设置正五品殿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即在此列。永乐初年，朱棣命解缙拣选新科进士中才思敏捷者二十八人作为“储备干部”入文渊阁读书进学，这里成了明王朝培养人才的地方。《明实录》中有“选入文渊阁修《永乐大典》”的记录，说明这部书本就是在文渊阁中修成的，之后又于该处藏储，可谓物得其所。

永乐大典

十四年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永乐大典》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迁徙。当时，明朝首都已正式迁至北京，与之伴随的各项工作仍在进行，其中一项就是将南京文渊阁所藏图书每种各选一部送往北京。南北两京相聚两千里，经大运河航行，最快也要耗时半月有余，《大典》经此辗转，落户北京紫禁城。初入紫禁城时，《大典》和其他图书一起贮存在左顺门北廊，即今协和门以北的廊房，这里是明代史馆所在地。史馆隶于翰林院，负责修撰《实录》《会典》等重要官方史书。修史需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将《永乐大典》放在此处，便于史官随时取阅，再合适不过了。

《明实录》中的记载

又过了二十年，正统六年（1441）时，左顺门北廊的南京图书大多被移入北京文渊阁，与原北京藏书汇于一处。明代北京文渊阁是内阁大臣办公之处，在左顺门东南。但查同年杨士奇所著《文渊阁书目》却发现，《永乐大典》并未收入其中，左顺门北廊也再未见贮藏内府图书的记载。此后，《大典》的安身之所换成了文楼。文楼，位于紫禁城核心建筑奉天殿即今太和殿东南侧，与西南侧的武楼相对称，是一座两层楼阁。《永乐大典》在文楼中贮藏时间最久，达百余年。

这部鸿篇巨制，从编撰到迁徙再到贮藏，费工浩繁，但它当时发挥的作用却极为有限。深藏禁宫使得一般官员、文人无从得见，即便对皇帝而言，除永乐帝曾御览并作序之外，明朝只有弘治帝朱祐樘和嘉靖帝朱厚熜曾认真读过。弘治帝曾为明朝带来短暂的兴盛与安定，他本人也热衷于学习，曾命人到文楼中选取《永乐大典》，放置在起居的各处宫殿，不但随时取阅，而且时常思考检省。嘉靖帝虽于治国乏善可陈，但却对《大典》情有独钟。为应对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争”，皇帝常修习古礼，他发现《大典》中相关记载十分完备并便于查索，于是如获至宝，常在案头放置几册，每日披览。

明世宗朱厚熜坐像

恰恰是嘉靖帝的格外重视，使《大典》免遭灭顶之灾。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火。火先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焚毁，又沿文楼、武楼向南烧去，奉天门、午门也相继焚烧殆尽，大火直烧到端门方才停止。紫禁城前朝部分几成焦土，史称“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大火发生时，嘉靖帝住在紫禁城外的西苑，得知消息后，连夜下发三四道旨意，亲自安排人员从文楼中抢救《永乐大典》。最终，文楼虽然烧毁，但《大典》有赖于及时救援而得以完璧。

副本散聚

紫禁城的大火对嘉靖帝触动极大，为防止《永乐大典》意外亡佚，皇帝与内阁首辅徐阶几经商讨，决定重新抄录一份。嘉靖四十一年（1562），紫禁城重建完工，得以抽出精力将重录《大典》提上日程。高拱、张居正等名臣参与其中，吏部、礼部联席举行“糊名考试”，招录程道南等善楷书者109人，每人每日抄写三页，稍有差错则必须重写。重录工作于五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完成，当时嘉靖帝刚刚去世，惜未能见到副本面世。

《永乐大典》副本抄录完成后，正本却去向成谜，似乎凭空消失一般，再无可靠记载。后世有藏于皇史宬夹墙、万历朝焚于大火、明末毁于北京等不同说法，但各说法都有明显漏洞，可信度存疑。还有说法认为《大典》陪葬于嘉靖帝的永陵，这也只能寄望于未来有机缘时才能验证了。

高拱像

《永乐大典》副本则一直有着清晰的流传线索。自抄成之日，《大典》副本一直秘藏于皇史宬，直至清初被发现。雍正时，《大典》副本移入翰林院，据时人记述，当时“缺失几二千册”。至乾隆初年敕修《三礼》时，曾在《大典》副本中辑得不少佚文。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馆，为修《四库全书》，再度组织人员研读《大典》，从中辑出众多已佚古籍，共计385 种，4946卷，其中较著名的有二十四史之一《旧五代史》，这也是有史以来对《大典》应用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至《四库全书》修完，再对《大典》副本进行统计，得9881 册，已遗失1215 册，尚有十分之九留存。

此后六七十年间，《大典》副本保存较好，直到清末形势纷乱，才开始出现大量遗失。罪魁祸首当属监守自盗的翰林院官员。偷盗者手法刁钻：“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盗出的书籍多以十两一册的价格向洋人兜售。光绪元年（1875）统计，《大典》副本已不足5000 册；第二年再行统计，只剩3000 余册；十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所见只有900 余册了。当时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人便盗走百余册，可谓触目惊心！

皇史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是《大典》副本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浩劫。当时义和团占据翰林院，攻打一墙之隔的英国使馆，致使翰林院失火，大量《大典》副本被焚毁，一些还被使馆中的洋人和联军士兵盗走。清朝在宣统元年（1904）进行了最后一次统计清点，翰林院只存64 册。

时至今日，《永乐大典》副本星布于全球至少8 个国家和地区的30 多个公私藏家手中，总数400 余册，已不及原书的4%。但国家一直没有停止对《永乐大典》的搜集和保护，陆续通过赠还、收购等方式进行回收入藏。目前，中国共有《大典》240 余册，占存世总量一半以上，其中75 册暂存台湾省，其他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处。如今，《永乐大典》虽已不在故宫，但在故宫中仍能寻访到《大典》曾经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