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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的“穿衣不自由”

2023-02-20章梦晗

月读 2023年2期
关键词:官服服饰图案

◎ 章梦晗

古代的官员服饰显然是统治阶级彰显权力的一种工具。中国服饰专家沈从文曾考证,衣分等级的服饰制度始于西周。“服饰政治”使得不同阶级甚至不同行业的着装都有牢不可破的壁垒。而官员应该怎么穿,更是有着严格的着装制度,是门复杂的“学问”。

古代官员怎么穿

通常来讲,古代官员除了日常在家穿用的衣服以外,至少还要常备三种服饰:朝服、公服和祭服。这三种服饰都属于“礼服”,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大多与“常服”的概念相对。

历代朝服,形制和颜色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主要做议政之用。孔子说,“朝服而朝”,意思就是进言议政进行朝见时,除非特别恩准,必须要穿朝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服也渐渐演变为在重大节日、典礼甚至是祭祀时的穿着。

而公服,也称“从省服”,则更接近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公务活动着装”。百官退朝以后,在衙署内处理公务时就要将公服作为正式着装,相当于现在公务人员上班时所穿的制服。一些地方官不能入朝,坐公堂时,也要穿公服。在宋朝,为了方便办公,公服省去了朝服的许多繁琐佩饰,与朝服的分别主要在于繁简差异,即“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

但到了明朝,朱元璋则主张政事中比较重要的朔望朝见、侍班、谢恩、见辞时才穿公服,平时的早朝以及日常办公都可以穿有补子的常服。

除了繁简差异,头上戴什么也是朝服和公服甚至常服的主要区别。朝服配冠,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貂蝉冠,法官则戴獬豸冠,每种冠又依据等级各有分别,而公服则戴幞头。

这些差异因时而变,但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有时,官员换了一身袍服,回家时不必多说,家人们也知道官员是升是贬了。

元祐元年(1086),苏轼穿着七品官服入殿觐见宋哲宗。宋朝的七品官服为绿色,不配银鱼袋。哲宗随后升苏轼为从六品的起居舍人,赐六品官员的服制,因此晚上回家時,他就已经换了一身绯袍,腰上挂着银鱼袋。不过,这身衣服苏轼也没穿太久。他在起居舍人的官位上只待了三个月,就又升为四品中书舍人,绯袍银鱼袋也就相应地换成了紫袍金鱼袋。

讲究的细节

中国古代的服饰,特别是有特殊功能的服装如礼服,在细微之处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些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颜色、图案以及衣服领、袖、襟、带、边等处的差别,这些装饰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有些配饰的设计还有着独特的用处。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唐人重服章”。唐代士人、官员对官服十分重视,群星闪耀的诗人们留下大量诗篇,紫袍、绯袍、金龟、鱼袋等指代官服的意象被频繁提及,并不隐晦地宣扬着自己的意气风发与政治抱负。颜色是服饰最为醒目鲜明的标识,唐代官服以紫色、绯色(红色)为上色,晚唐诗人司空图一句“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便揭示了唐代官员对“绯紫”的渴望,“红得发紫”一词也正是通过官服颜色折射出官员的地位。

而宋朝时,两侧带翅子的乌纱帽开始在官员服饰中兴起。传闻,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们在朝堂上交头接耳,才要求百官上朝时必须佩戴。

除了一眼可辨别的颜色,古代官员服饰细微之处的差别更为庞杂,明代官服的补子就是一个例子。

明代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块方形补子,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辨别官品。补子的图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皇亲国戚、公侯伯爵等权贵,其补子图案为麒麟和白泽。麒麟和白泽都为传说中的瑞兽,这类补子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超然的身份地位。

第二类用于文官的袍服上,其补子图案为飞禽类。一品到九品文官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鸂鶒、黄鹂和鹌鹑。采用这些寓意多为高洁、吉祥和良好品性的图案,主要是寄托了对文官“贤德”“清廉”“守正”的政治期望。《诗经·小雅·鹤鸣》有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有时,一些官员也可以凭借功劳,获得高位者才可绣制的补子。

武将袍服补子上的猛兽属于第三类。一品和二品武将都用狮子,三品和四品是虎豹,五品是熊罴,六品和七品是彪,八品是犀牛,九品是海马,杂职则为练鹊,风宪官则为獬豸。这类猛兽也展现了古代统治者对武将有别于文官的政治期待。

明嘉靖年间官员肖像画。袍服上有獬豸补子

“易服色”:服饰背后的政治诉求

“改正朔,易服色”一直是朝代更迭之后重要的政治举措,极具象征意义。即使是到了清末民初,许多政治倡议也与这一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康有为在奏议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易服”。康有为认为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

服饰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精神与认同的外化,它更带有“礼”背后所反映出的权威、等级以及道德观念。

实际上,“易服色”在漫长的发展之中所指代的范围和需要改变的对象是不同的。最早,它指的是变更一个王朝所尚之颜色。而后它的内涵又随着王朝更新的现实情况不断被解释和演绎。

春秋战国时期,五德终始说认为“气”的运行体现在历法、服色、牺牲以及器械等方面。而因王朝革命而造成的改朝换代使这方面的“气”发生了“更新”,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五德终始说得到采用,秦一开始定为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汉代在继承了这一学说后,“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其所尚之色不再是黑。自此,“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有了真正的开端,而这与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是相互映照的。由此可见,与“正朔”的历法概念相对应,“服色”最早就有指向秩序、权威与自然规律的含义。“改正朔,易服色”隐喻的是王朝对于彰显其政治合法性(遵循规律)的需求。

随着朝代更迭,“易服色”则逐渐演变为服饰制度的变更。每朝每代,服饰制度中最先且最容易变更的就是官员服饰。比如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朝立朝之初,朱元璋就下诏规定了官员、士子的衣冠服制,连他们妻子的穿着也有了详细的规定。

从统治者到民间,服饰的变更往往最先出现在上层阶级和统治阶级。在古代,官员服饰是统治者的威权意志和统治正统性的直接体现。官员服饰制度的改动与设计不仅彰示着统治者自身的合法性,还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理想和诉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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