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秀

翻看相册时，又看到了我终身难忘的那几张老照片。它们已经有50 多年的历史了，很老很旧，里面的人模样照得也不好看。因为照片里承载着我不可抹去的记忆，便一直将它们存放在装相册的盒子底部。每次看到它们，心里就会翻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这次也不例外。

那是1972 年4 月，我有幸成为全国94 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也不会讲汉话的我，从祖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样，一步登入了我国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医学院（现在是北京大学医学部）。

这张照片是我们进校后不久，学院组织大家到香山公园爬山比赛时，学习小组的留影。我身上穿的衣服有补疤，那是上大学前用自己空余时间卖草挣钱买下的草绿色卡其布，在古城裁缝铺缝制的一身套装。是我从小到大最贵最漂亮最喜欢的一身衣服，多少年来都是藏在箱子里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和开会等重大活动时作为礼服穿一下。可多年之后，最易磨损的臀部两侧、膝盖、上肢肘关节处及袖口还是磨烂了，随着我个子长高，原来有意做宽做长的衣服也变小变短了。我又买来一点新布，自己一针一线地进行了当时最流行的贴疤式缝补，针脚补得细致平仄，穿在身上不比新衣服差。在家乡，我的这身衣服还是很体面的。离家时因为我的衣服太少，这套补疤衣服算是能够走得出去的衣物，我才把它带到北京。到学院，我也很开心地穿着自己劳动汗水换得的套装去上课，不觉得哪里不好。可个人穿补疤衣服在北京医学院里上学，在国家的外交方面可能会出现被动，这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

这件事还得从头讲起。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审核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的高等学校，又开始招生复课。1971 年，北京医学院招了少部分新生，1972 年成规模招生，那年北医招生特别照顾了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省，学校共招收医疗系学员600 名，给云南省分配了60 名招生指标。

1972 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正在青龙河畔带领着大队的青年突击队挖一条“西界河”。远处传来了细声细气美妙的普通话声音，不断地喊着我的名字，接着附近的几个工段上的小伙伴，也跟着来人乱哄哄地喊我，说是有人找。我见来人是一男一女，正高一脚低一脚歪歪倒倒的，走在约有1 尺多高的麦田里。我从深沟里爬了上来，来不及洗去身上的泥浆，脱下围裙和生活装上的帆布披肩，垫在田埂上让两位到访者坐下，我则席地而坐。女的开门见山：“我姓王，他姓徐。我们是北京医学院的老师，是来招生的。”后来我们双方一问一答，我讲不了流畅的汉话，只能用坚硬的笨嘴简单的作了回答。

最后，她问我：“你会写字吗？”

我点头，问：“写什么？”

她麻利地从包里掏出纸和笔递给了我，说：“都行，写吧。”我也不记得当时开头是怎么写的了，大概的内容是写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家乡正在忙着春耕生产，大搞“机耕区”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给贫下中农带来好处等等，写完了一页纸。她点头收下后就离开。

大概过了3 天，我接到通知说让我在家里等人。那天早晨，我在刺满村工程指挥部安排好了工作，就往家里赶。老队长早早来到家里对我阿莫（妈妈）说：“老嫂子，听说是从北京来的人，您可是怠慢不得的啊！”

我阿莫按照老村长的要求，以当时我族人最高礼节来准备，把餐桌摆到院坝里，烧好了一壶开水，摸出了她压箱子底的糯米面和过春节时剩下的那一小点爆米花，切刮着红糖，等待贵客的到来。两位老师按约定上午10 点从城里走来，她们来访的目的是与我和我家人商量确定我的新生身份。我阿莫把米花糖茶送到客人手里，就去忙做糯米粑粑了。王老师急忙站起身说，“大妈，不用麻烦，我们还有事要办，说几句话就走了。”我看见她们俩的眼睛不停地转着看我家院里的一切，又转过头问我，“你愿意到北京医学院读书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说，“愿意。”她又叫我阿莫过来要征求她的意见：“大妈，我问您，愿意让您的这个姑娘到北京上学吗？”

我阿莫也是毫不犹豫的摇头说，“没泊（不去）”。

王老师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回答，急红了眼，大声地问道：“那是为什么呀？这是您们一个地区11 个县160 多万人才有的4 个名额呀，落到您姑娘头上是因为地县和公社大队领导极力推荐她呀！她去上大学，对她和您一家来说都是大好的事呀。不行，你快叫你阿爹来一下。”王老师一双手摆放在桌子上，摆出了一副要想争个高低来的架势。

我摇头：“我阿爹只会老老实实的干农活，家里的事我阿莫作主。”王老师更加急了，我的心也悬在半空中了，因为我阿莫替我拒绝过了好几次来找工的单位，我失去了多次能吃国家饭到外边工作的机会，但我也无能为力。我知道她是因为钱，当然还有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作怪。我在家是拿甲等工分的社员，一年能为家挣100 多元钱，这是要给她几个儿子攒钱买木料盖房子的。花在我身上的钱都是我在七月骡马会上起早贪黑割青草，到城里去卖了挣得的额外收入。她舍不得我离开家，更不会拿出年底分红款来供我上学的。其实我也能理解，她生了十个孩子，活着八个娃，确有儿多母苦的难处，但也免不了对她的只顾给四个儿子盖房子，而对我的不公平有一些埋怨。特别是眼前要到北京上大学这样的大好事，不是谁都有这个机遇的，就是我的一生也只怕就这么一回。若是去不了，那我也只能认我的命不好。

我阿莫端着一盘油炸糯米粑粑出来，慢慢腾腾的坐下，表现出很无奈的样子，摇着头说：“旧友没居（没钱供她呀）。”

王老师这才放下心来，坐下来耐心地劝道：“哎呦喂！大妈，您让我吓了一跳呀，您早点这样说嘛。您家没钱供她上学没有关系的，她到学校后全由国家供给了，您就放心吧。”就这样，我上学的事在一惊一喜中商定了下来了。王老师要我明天一早就到地区医院做体检，她说10 天后就要出发了，要我务必尽快办理好转移户口和党组织关系的事宜。她强调说：“这些公文对你很重要，千万不能私自打开和遗失，一定要安全的带到学校。”说完她们便匆匆的离开了，临行前还告诉我，这里的事后面由县文教局赵老师安排，等你们到昆明后，火车站有省教育厅安排老师送你们上火车，到北京由学院老师在火车站广场接你们。果然，路上的一切都是按王老师说的，政府部门精心地为我们安排好了，无缝对接地将我送到了北京医学院。

当时，国家对我们的生活是实行供给制，对没有带薪的学生每人每月补助19.5元，其中15.5 元作为伙食费直接发放一日三餐的饭菜票，其中饭票是男生36 斤、女生32斤，4 元钱作为零花钱直接发放给个人。北医厨师的厨艺很好，天天都能吃到不一样的美味佳肴。在生活上，我觉得自己像进入了天堂一样的幸福，甚至觉得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天的生活，也许也只会是这样的。在学习上，我看到教师们的责任心都很强，师生关系都很好，同学们都有一种争分夺秒地汲取知识的主动性。因为我基础太差，更是拉长了夜里上自习的时间填充头脑里的空白。加上学校开展了一对一帮学工作，我的学习之路虽然困难不小，但进步还是快的。

半年后，家境贫穷造成的问题却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冲来。先是北京的天气太冷，我没有防寒的衣被。才到十月下旬，北京漫天的空气里就飘荡着能割破脸的寒风，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立刻就把刚到北京时在王府井百货商场买的，一件十分心爱的红色绣花尼线衣退回去了，拿回了18.6 元钱准备制办过冬衣裤。接着第二件伤心的事发生了，我从家带来的最好的那条锦纶裤，在晾晒中被人偷走了。在北京发生的这两件极端不同的事让我心里充满了矛盾：一个是买了半年的衣服不费口舌就连一句难听话都没说，就给我退掉了，这使我对北京和北京人的好感到了极致，认定没有哪个地方的商业部门能做到这样好的服务，这就是“首都形象”。另一件是在学院里晾晒的衣服居然会有人偷走，这又让我想不通，看来北京也不是一片净土。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没有足够的钱买御寒衣物了，贫穷让我在京城里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家里，求家里寄钱给我是没有用的。离家时，我阿莫没有从家庭存款中取一点点钱给我，是我那个当军官的二姐夫给了30 元钱，算是全家给的上路钱，我阿爹把他多年积累皱皱巴巴的3元4 角私房钱悄悄地塞给了我，那就是我全部的“安家费”。

在我走投无路时，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指导员（班主任）找我谈话了。他的这一次谈话不是往常那样笑着脸，柔声细语的口气，从他的表情上看，带有一点惆怅，他垂下眼皮，直奔主题：“依古（我的名字）呀，你在学校穿补疤衣服上学的事儿，引起上级相关部门的关注了，已经很严肃的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要尽快制止呀。因为北京医学院是与很多国家的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有对外合作交流活动的大学，属于我国现阶段为数不多的对外开放交流单位。在国际院校合作之间，人员和业务往来频繁，穿补疤的大学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国际敌特分子所利用，变成他们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口舌。今天我是代表学校跟你谈话的。不过，你不要难过，有什么难处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如实的向领导汇报，研究解决办法的。”

在赵老师谈话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是奔流出来的，心里压抑的窝火变成了一肚子委屈，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涌出来的泪水像一颗颗透明的冰雹粒，滴滴答答的落在课桌上。我心想，“我穿补疤衣服上大学怎么了？还涉及到国家的对外关系了？还有可能被敌对分子所利用来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罪责太大了，我背负不了！可穿补疤衣服是我愿意的吗？我有好衣服用得着穿补疤衣服上学吗？叫我不能穿它我又能穿什么呢……”赵老师的话音刚落，我嚎啕大哭起来，赵老师不知所措：“怎么了？怎么了？你别哭呀，有多大的难事都讲出来好不好？”

我继续不管不顾地嚎哭着，带着无奈和强烈的悲哀，哭声响遍了学院的整个楼道。让足智多谋的赵老师都紧张起来，不知怎样才好，他起身准备去叫人，我带着哭腔说道：“赵老师啊！我请求您让我透透彻彻地哭一场吧，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赵老师听罢，倒像是松了一口气。这半年来，赵老师对我的关注关心是最多的。在教学中，每开一科他都要亲自找授课老师交代我的情况，让各科老师开点小灶给我特殊的指导。赵老师原是北京人民大学哲学系老师，是一个很理性受学生们爱戴的人。他知道对我谈话的内容会让我难过，但他没有想过反应会这样强烈。听了我要哭的请求，忙说“没事，没事的，你离家远，隔着千山万水的，北京没有任何亲人，现在你就把我当成你的父亲吧，有什么委屈都讲给我听，好不好？”

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大哭。哭过之后，我把遇到的难事原原本本讲述给他。他最后说：“没有事的，没有事了啊，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不用难过了。可我有个要求，无论如何，从现在起，你不能再穿补疤衣服了啊，想办法先克服一下。学校一定会帮助你渡过这个难关的。听话，回去吧。”

那天以后，我在北医大哭的事广泛地在学院师生中传开了。一时间，在北医校园里不能穿补疤衣服上大学的事，在师生们中引起了不小的热议。后来校园里慢慢流传着北京人与外国记者斗智的很多故事。大家活灵活现的传得最完整的一个故事版本是：有一位汽车修理厂的老师傅，下班时忙不及换衣服，回家路上穿着油糊哩啦（油乎乎）的工作服走在大街上，被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盯上了。那人手里抬着照相机追着要照相，聪明的老师傅见状不妙，立刻钻进了一家副食品商场，借了一个大火腿扛着，大摇大摆的出来走到大街上，那个外国人很失望地摇摇头放弃了追拍，灰溜溜的离开了。事后北京人把这个老工人师傅捧成了英雄。流传这些故事的意思很明白了，在那个时代做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要肩负着撑国家面子的责任。后来我也理解了，作为北京人的光鲜背后还有历史责任的问题。

因为我的一场大哭，学校处理问题的速度很快。学校专门针对南方来的家庭困难同学怎样过冬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后来还扩大到了北方农村的同学。最后确定了26 个特困学生，做出了给予“寒衣补助”的重大决定：人均补助20元钱。这钱很快就发放到了每个人的手上。这是国家对家庭困难同学实施的一次特殊补助，我捧着20 元特困补助金，热泪盈眶，那种幸福的感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连阿爹阿莫都帮不了，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这么快速的给我解决了。歌词里唱的“生我的是娘，养我的是党，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亲”，这些话对于我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式的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扎根在心里的大实话。

我用珍贵的20 元钱买了一件蓝色卡其布面料的棉大衣。白天当衣穿，夜间作压被，陪我度过了大学四年的生活。也是从那时起，补疤衣服永远的离开了我。

我参加工作八年后，党和国家在干部任用方面走“四化”路线，我的工作被迫进行了调整。经过多年工作，我的家庭经济有了一些好转，可以买更好的衣服穿了，但那件具有特殊含意的大衣，像金色的太阳一样永远照耀着我的心，一直陪着我走的很远很远……

几张老照片，记录着我人生中一段悲喜交织的历史。那个从玉龙雪域走出的农村姑娘在党和国家的特殊扶持下成长起来的真实故事，如今还历历在目。那时的国家也还比较困难，但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急需的人才，国家不记成本，用供给制的办法培养大学生。我想那种情况若是放在今天，可以有很多办法找到自救的门路。可历史就是历史，当时的经济是僵硬的，没有人能在北京找到临时工的活，入党多年的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国家的特殊照顾才渡过了难关。这不仅是国家对我一个人的养育之恩，更是国家对像我一样千千万万有困难的青年人采取的扶持政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所在，要不是得到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我的人生应当会是另外一个版本。

看到这些老照片，我的心里总有控制不住的冲动，因为它们从侧面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我个人在成长中穷困缠身却被政府无偿救助的记忆，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痕迹，也记载着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虽然我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不讲任何条件努力的工作。退休后又因组织和社会的需要，任劳任怨奉献了我老年时期最宝贵的七年时光。如今，我仍愿意以微薄的力量以另外一种方式爱党爱国，开心快乐的活着……

忆海珍

特殊时期，我国以特殊的方式招“工农兵”大学生。依古、海珍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选拔出，一同到北京医学院求学。

那是1972 年4 月25 日的早晨，我在丽江古城狮子山北侧东风饭店门前的长途汽车等候点第一次见到你。当时，县文教处赵老师手拿两张到昆的车票，介绍我俩认识。我见你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辫子，一身半旧的蓝色卡其布衣裤，脚上是一双条绒面料白色毛边手工布鞋；特别是你瓜子脸上白里透红的皮肤，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就像人工画上去的柳叶弯眉毛，高鼻子，小嘴巴，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天啊，你仿佛是画报上的那种古典式的美人。我还从给你送行的人身上看出，你出生不一般，与我出生的那个儿多母苦的贫困农民家庭，绝不是一个群体中的人。那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比你矮“三分”，与你相处有点不自信，不敢主动与你搭话。还是你打破了尴尬。

“依古，你家住在哪里？”

我呆板地回答说，“我是黄山大队鹿家村人，离城不远。”

大客车过铁架山弯道螺旋式下坡时，你脸色不好，我知道你是晕车了，忙拉开窗子把靠边位子让与你，你的呕吐物还是被风吹起沾满了半个车身。到牛街吃午饭时，我装上厕所躲在饭店门外啃家里带来的粑粑，你买好饭菜来叫我进店吃，我拗不过你，吃了几口你买的杂锅菜。一路上，我舍不得拿钱买饭菜，总是摸出家里带来的粑粑啃。你总用“你喝一碗饭店里免费的菜汤吧，我的菜吃不完，倒了可惜，你帮我吃点”这样的说词，扒拉一半菜到汤里，摆在我前面，让我体面地蹭吃。第三天，车子停在了终点站昆明西部客运站。我们背着行李徒步前往火车站，当走到昆明百货大楼时，你的脚步已经迈不开了。我把你的小包和网兜抢过来甩到我背包上，拉着你继续前行。在火车上你不愿把脚搭上来，第二天夜里你的脚板肿得像只正鼓着气的癞蛤蟆一样，我心疼地把你的双脚强行拉到我身上才得以缓解。

我们是到昆明当晚，就上了昆明直达北京的第29 次特快列车，经过三天三夜到达了北京，步入了大学生活。

在大学的四年里，我们没有分在一个班级，你在三班，我在二班，但是我俩一起上自习，一起逛街，形影不离。因为我不会讲汉话，都由你与北京的服务员沟通，还闹出了很多地方口音不同造成的笑话：你把鞋子说成孩子，把锦绒说成鸡肉，把云南说成越南等，让北京的服务员摸不着头脑，而这成了我俩的历史笑话。就这样，我们两人之间的情感越走越近，在北京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是你唯一的亲人，你小我一岁，我把你当亲妹，你把我当亲姐。有一次，你被同宿舍的权贵女孩欺负了，不讲理的女穿着老爹从香港买回来的价格昂贵的衣服吃饭，她自己把碗里的油渍甩到衣服上，硬说是站在门口的你碰着她的手了，要你洗净如新，否则就要赔一件新的。你平时性格懦弱，与世无争，可人善被人欺呀！这个诬陷让你有口难辩，宿舍里的人站在另一头，很棘手。你一路淌着眼泪来找我。我一听，立刻抬头挺胸，拉着你的手冲到你们宿舍，逼她演示站在门口的人是怎么碰到坐在窗前吃饭人的手的？她讲不过我就耍大小姐脾气，喊叫道：“你是什么人？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理直气壮回她：“我就是专管你这种不讲理耍大小姐脾气的人。我现在宣布,从今往后谁欺负我海珍妹，我绝不轻饶。我就是管不了你，也有本事请得来管得了你的人来评理，懂吗？”这之后，你的宿舍里就无人再欺你了。

毕业后，你留校了，而我的留校被半路偷梁换柱的事搅黄了，最后回到家乡工作。当时我的爱人，为了我放弃了原在北京的工作单位，主动要求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边，可到了边疆后的现实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他要我切断与同学们的一切联系，我为了他的感受只能如此。从此，我俩“隐身”于玉龙雪山脚下20 余年，没有哪个同学能找到我们。还好，我手里留有你的信，有你分配到北大医院皮肤科的消息。

1983 年我到地委工作时，一个老专员告诉我：“你的同学海珍，是南下老革命,原行署副专员杨万成的女儿，她虽是出生在干部家庭，可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姑娘。三岁时没有了母亲，一直与后妈、同父异母的弟妹生活在一起。十四五岁的她就当起了家，到建筑公司抬水泥砂浆，打零工，管弟弟妹妹一家的吃喝。你们上大学时，她就是属于地区的高干子女……你们俩不应该断了联系。”

1985 年,我们毕业第十一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专程去找了你。姐妹俩在金星宾馆谈了一夜的心里话。我知道了你在工作上有个国内学术界顶级的好导师，你嫁给了家住北京的同班同学老王，并生有一子。那时我真是为你高兴呀！都不知怎么形容那种高兴的心情才好。

从那之后，我们又不断的电话联系，还不时有见面交谈的机会，失去联系十一年的姐妹情又回到了原点。1998 年1 月，我调到省城工作，根据报上的信息同学们纷纷找到了我，我和老张的“隐居”生活从此结束。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我家老张已经完全融入了朴实善良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学术上也有了显著的成就，他心里的那点阴影也彻底消失了。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好的事呀，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我看见你比我还开心。

后来，你来昆参加学术会议，就住在邦克大酒店。我去看你，见你脸色不好，隐约看到了你内心复杂有忧愁。经我追问，你才讲出实情：“我与老王离婚了。我的婆婆对孙子过分疼爱，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而老王一味的讲孝顺不能与我站在一起，我无法忍受。”这是怎样的坏消息呀。我只得在你们夫妻俩人之间，反复劝导，努力促进复婚。老王可以接受，可你始终没有能接受。我相信你一定在王家受过天大的委屈，可我也觉得你对于人生困境太死心眼，钻牛角尖，无法跳出那个死坑来，好好的一桩婚姻被搞得七零八落。清官难断家务事呀！我的愿望始终没有能实现，你的后半生一直活在心里阴影中，把全部的精力都转移到工作上去了。

后来，我从同学们那里了解到你的工作情况，你一心扑在工作上，攻关皮肤病的各种难题，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你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三甲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教授），进入了我国皮肤性病百强名医榜，在北京市皮肤性病科排名第一，在全国皮肤性病科排名第三。你特别擅长银屑病、红斑狼疮等免疫性疾病以及小儿皮肤病的诊疗；对皮肌炎合并症及其治疗和病后的康复，有独道的见解；你有50 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各种医学杂志上发表，出版了《杨海珍主任论文集锦》。我为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好妹妹而骄傲。

五年前（2018 年11 月）我去北京开会，打电话想要见你，可你说身体有点不适在住院治疗，不方便看，拒绝了我。我追问啥情况？你说，是胃肠道的小事，不用担心。我信了。我回昆五个月后，因不放心又打电话问病情。你支支吾吾，声音虚弱地说：“没有事的。确诊是结肠癌，有国内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有我山西来的弟弟和老王他们招呼着我。等我好了再与你通话。”你还是拒绝我去北京看你。

没有想到噩耗传来！就在武汉疫情暴发期间，老王打来电话：“海珍她已经离世了。”晴天霹雳一般，我们四十多年的姐妹情竟一下成了阴阳相隔。你走之前，我不仅没有能见上你最后一面，就连最后送你一程都不能够哇！！老王告诉我说：“海珍她忙于医疗与科研，对自己的身体疏忽大意了。待她发现症状时，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面貌很快就严重变形了。她怕你见了她的样子受不了，她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我悲痛欲绝，无法控制情绪，电话里大哭一场：“海珍啊！我可爱可亲的小妹，你一心为别人医病，耗尽了一生，把自己身上本可以治愈的疾病，硬生生拖到了无法挽救的‘癌症晚期’，就这么急匆匆地走了啊。你为什么与我不辞而别呢？！”

在海珍走后的这些日子里，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她。她温柔地对待每一个患者，她的面容还是那样美丽无比，我还用亲姐的口气唠唠叨叨地说：“海珍，到那头你得换个活法，在工作的同时，也要留出一定的时间空间关心自己的身体。遇事要往大处想，好处想，活出无忧无愁，开心快乐！”

我相信，玉龙雪山会见证：一位纯洁、善良、美丽的姑娘叫杨海珍，她从雪域高原走出，她的功绩和高尚品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邀你，要你等着我，下辈子咱们还做好姐妹。”我希望人死后真的有下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