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芳林 龚蛟腾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图书馆是重要文献存储利用、知识集散序化的公共文教建筑[1]。从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瞥见图书馆事业的历史轨迹、管理体制、服务理念、认知趋向，也是公共文教建筑设计衍变研究的重要例证内容之一。但现有图书馆建筑空间设计研究多注重对某一时期图书馆（藏书楼）的个案研究或史实考述[2-11]，极少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对中国图书馆建筑叙事体系变迁、演化及其特征进行系统研究。而从整体审视图书馆事业变迁的研究，较少论述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图书馆建筑叙事体系嬗变。其中，杨璐嘉[12]对中国私家藏书楼的整体研究，分析展现了私家藏书楼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历史空间演变规律；罗宝勇[13]、周青[14]分析了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历史变迁；也有研究者对古代、近代和现代时期“图书馆”机构话语形态的表现进行深入阐释[15]。以上研究都揭示了图书馆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建筑的演变过程，是图书馆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并未对图书馆建筑设计演变进行进一步说明。仅乔好勤先生于2000 年在《图书馆建筑物的发展与变革》[16]中列数了全球图书馆经历的形制无考的上古建筑、封闭的中古建筑、藏阅分离的钢铁建筑、模数式建筑4 个发展阶段，需要从新的角度接续这一研究。因此，本文使用E 考据法、大历史观研究视野，以图书馆建筑设计历史演变为核心例证，探讨中国公共文教建筑叙事体系的时序嬗变阶段、内容与特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能深化中国图书馆建筑史研究，也能够为我国公共文教建筑叙事体系的嬗变递进及其设计理念的历史衍变提供新的学科视野。

1 研究视角

建筑叙事是将叙事学作为可选择的工具来分析、理解、创造建筑，重新审视建筑内在的要素属性、空间结构、文化语义及其建构策略[17-18]。其关键在于将建筑转化为一种可供观者阅读的“空间文本”，在客观空间场域中融入主观叙事，使读者产生“想象”，从而达到叙事性目的[19]。以图书馆为核心代表的公共文教建筑是建筑叙事学的最佳应用载体之一，能够较为典型地深度融合二者的概念范畴。这是因为公共文教建筑涵盖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艺术馆等，所涉范围较广，以E 考据法、大历史观为研究视野审视图书馆，能够为探讨公共文教建筑叙事体系嬗变及其设计理念、技巧的历史衍变提供更加具化的学科切面。

“E 考据法”是2005 年黄一农提出的传统考据学在新时代的拓展，最初应用在红学研究[20]、避讳学[21]等领域。这一史学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利用数字信息，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检索到的资料进行爬梳和分析，达到历史考证的目的。文章使用“E 考据法”，围绕公共文教建筑图书馆建筑叙事，通过报纸、期刊、网站、图书等各类信息源，充分挖掘相关文献资料、新闻报道、政策文件，为研究提供数据资料支撑。研究所取得的结论能够为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等实践提供借鉴。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在20 世纪80 年代首次提出的一种“问题”研究认识方法，强调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22]。因而，“大历史观”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视角[23]。在一些理论中，“大历史观”不仅是指时序维度的“长时段”，也指空间维度的“本土化”，强调从系统、整体、关联的角度理解某个事物的产生运行[24]。这一史观将以往历史逻辑和现在、未来进行比较，用长远的比较思维来归纳、看待某个前后连贯问题[25]。二者互为犄角，共同支撑了本研究从古代藏书楼到现当代图书馆建筑特色、形制嬗变、设计理念的研究展开。

2 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叙事体系表达

古代藏书楼即古代图书馆[26]，属于我国公共文教建筑历史源流。在科举制度、儒家文化等影响下，中国古代书院、私人和官府藏书楼在建筑的选址与营建、设计理念、环境表达等方面形成了独具文化传统意蕴的建筑设计特点，为解构公共文教建筑设计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支撑。

2.1 书院藏书楼建筑营建思想

古代文教建筑中的书院藏书楼由科举制度催生，服务“科考”“教化”“藏书”是这类建筑天然肩负的空间功能。古代书院、学府的藏书楼，既是大儒或名流学者们修身养性与讲经论道之所，也是文人学子的治学之地。其建筑风格形象往往是层层递进、对称整齐、肃然雅静、沿袭传承、溢满书香[27]。因而，建筑多依山而建，注重所处人文、自然环境的适宜，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藏书楼是书院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且环境清幽[28]，如岳麓书院中轴线末端的御书楼便是书院最高的一栋建筑。古人推崇“游学”，这也助推了书院藏书楼选址多在山清水秀的名山大川或交通便利的城市。不同于古代官府、皇家藏书楼临靠宫苑而建；书院及寺观、私人藏书楼多选址名山大川或风景秀丽、环境幽静之所。

宋代雕版印刷术、经济与学术中心南移对不同地区文教建筑设计差异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岭南文化“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29]，各府、州、县及私人讲学之所在明后期逐渐兴盛，所设藏书楼建筑设计开始服务教学、典藏所需。这能够从近年考古挖掘的一些新发现、新个案中得到佐证。2018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勘探发掘的增城“莲洞书馆”，由湛若水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选址创建，是目前整个岭南地区保存最好的明代书院遗址之一。书院建筑选址考究、布局科学合理，展现了明代书院建筑规划及空间布局特点：多依山环水而建，藏风聚气；朝向多坐北向南，呈中轴对称；石木或砖木结构的单体建筑与建筑群体的组合，以区分内外主次。《娥眉山莲花洞开创书馆记》记载，书院的布局结构为“卜其上为正堂三间，左右为偏堂各三间，左右为翼廊，其前为讲堂五间，翼廊如之，又其前为门楼三间，又将诸生馆于东崦西崦者数十间”[30]。这都表明古代文教建筑体系中注重传统礼法、昭显秘藏性质的书馆及其藏书楼建筑基调。

2.2 私人藏书楼建筑设计理念

古代私人藏书楼建筑取名、选址和设计非常之考究。其对建筑位置选址、风水朝向、园林造景和功能设计的注重，反映了古人对居于天地、昌兴文脉、反映志趣和霁虹环境的追求，这也是古代藏书楼建筑设计表达的一大特点。私人藏书楼如李常的李氏山房、叶梦得的紬书阁、陈伯明的读书堂、许棐的梅屋，都选址建造于庐山五老峰、仙都岩等湖溪山川之间、风水绝佳之所。从建筑的角度来看，最初的藏书楼与宫殿、官署、寺院、民居并无太大区别，一般就是将这些建筑中的一间或几间房用来作为主人的书房或藏书室，仅在建筑理念上更加注重建筑设计的防火、防潮、防盗。在明清两代，这一理念得以加强，藏书楼多开凿水池、种植草木以利防火，例如取名出自《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天一阁”。其建筑形制影响后世，乾隆为藏御敕、官修《四库全书》取样仿建的“北四阁、南三阁”皆在此列。明清时期，无论是私人藏书楼，还是官府藏书楼，通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均已形成独特的选址环境、功能布局、建筑形制和建筑装饰的特色。保存至今可考的皇家图书馆北京皇史宬、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等，通过艺术化的斗拱结构等独特建筑结构彰显藏书文化。这些藏书楼的设计理念与其性质（皇家、官府、学院、私人、寺庙等）息息相关，从官办藏书楼“突出奢华”的设计理念到民间藏书楼“追求实用”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古代藏书楼的建筑设计理念、方法发生了多次递变。

2.3 官府藏书楼建筑环境表达

我国古代藏书楼建筑叙事作为“文治”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形成了深厚且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殷墟窖穴贮甲骨，周代建“盟府”以藏诸侯盟约之书，汉代收藏图书的兰台、石室、金匮、麒麟阁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专门藏书之所及其防火防潮的意识。同时，官府藏书楼选址更加注重临近宫苑，比如清代所建“四库七阁”尤其注重建筑选址及其文化意向。其中，文津阁建于承德避暑山庄，主楼面南而建，周有白灰花墙环绕，内植影壁山石、小池高松，“舍直就屈”的形式给人以“师法自然”之感。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水木明瑟”之北，外观古朴典雅，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文渊阁位于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上下两层。文澜阁定址杭州西湖风景极佳之处，《两浙盐法志》形容其“在孤山之阳，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文津、文源、文渊三阁立地条件不同，但其建造具有明确的承续关系[31]。可见，古代官方为体现“文治武功”而设计的藏书楼建筑对选址及其园林造景的重视与推崇。

官府藏书楼建筑注重庭院花木装饰，种植的花木树种基本为松、柏、莲、柳，以表达文士追求。私家藏书楼建筑出现于唐朝，流行在宋朝以后，完善于明清时期[10]。其建筑多采用木构架结构，有井斡式、重层式、平坐式、通柱式等，青砖砌墙，青瓦或琉璃瓦盖顶，多为2 层或3 层。建筑力求均衡对称，园林造景，注重防火、防潮、防蛀、防盗。在选址或临街而建，或枕水而居[32]。也有部分藏书楼建筑布局不求对称，而是依山就势，随水而曲，但基本上是私家藏书楼，如清代嘉兴朱彝尊的“潜采堂”和“曝书亭”[10]。 古代藏书楼建筑结构相对简单、功能单一、面积较小、层数较少，而且建筑服务对象极其有限，官府藏书楼建筑空间装饰独有的特点是奢华张扬。如隋炀帝“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33]。

3 近代中国图书馆建筑历史秉承与艰难转型

图书馆建筑设计的中心思想一直是围绕图书文献的保存利用而展开。近代中国图书馆建筑设计思想处于承上启下的转变时期，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变迁而不断拓展。作为承上启下阶段，该时期图书馆建筑开始秉承藏书楼建筑叙事特点，由“私藏”向“公用”转变，以开民智、普及社会教育为目的。这为此后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建筑叙事体系构建奠定了艰难转型的基础。

3.1 清末地方政府创办“藏用”式图书馆文教建筑

晚清推行新政，一批地方政府官员为开民智、保国粹、惠士林、备庋藏、宏教育、溥文化，纷纷奏请设立图书馆（表1），出现了创办新式图书馆的热潮。1904 年，湖南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引领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潮流[34]。此后建成公共图书馆20 多所[35]。山西巡抚宝棻奏言“学部奏定学务官制权限暨教育会章程，均以设立图书馆为要务。近年直隶、山东、湖南、湖北等省，亦皆先后报立，渐起规模”“省城学务公所之西偏隙地，于光绪三十四年创建图书馆，计楹楼五座、廊屋四十七间、阅览室五间、标本陈列所五间、北面接待所三间， 经营累月，始克落成”[36]。这时期各地公共图书馆建筑向社会公众开放，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建筑从传统的“天一阁”式旧藏书楼，开始向现代化的“藏用”式图书馆建筑转变。

表1 清末地方创办公共图书馆奏请（部分）

学校图书馆建筑则是随着清末新式学堂发展逐渐演变。从1862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5 年清政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洋务学堂、维新学堂和新政学堂三个历史发展时期[37]。而后在新政时期，新式学堂发展迎来一波高潮。据统计，1903 年，有新式学堂769 所，1904 年猛增至4 476 所，1905 年达8 277所[38]。到1909 年，全国已有小学堂51 678 所，中学堂460 所，高等学堂127 所，师范学堂514 所，各种实业学堂254 所[39]。在此期间，作为教育建筑的图书馆建筑开始根据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新授课内容的变化进行设计。

3.2 新文化运动推动“西化”图书馆文教建筑设计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图书馆事业及其建筑设计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快了欧美图书馆建筑设计文化传入，大量西方建筑设计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同时，继开明绅商、洋务重臣、传教士、图书馆专员和技术官僚之后，陈独秀等人士宣扬民主与科学，将其作为破除传统社会秩序、改造社会、塑造现代国家的思想武器。在这种使命的要求下，新式学堂的教学课程体系设置开始由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转向注重物理、化学、地理、算学、医学、图画、音乐、体育、外国语等现代科目。这种转变使传统以私塾、书院为主体的教育建筑不能充分满足教学任务的要求。物理、运动场、球场和泳池、图书馆配套的近代文教建筑设计开始了现代转型。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建筑，用以“启发人类之智识，宣扬世界之文化”。这些近代图书馆着重收藏各类西方名著、典籍，是普及传播西方现代文化知识的重要阵地。图书馆有多种等次，从国家图书馆到县立图书馆，以至民间的家族图书馆，在民国时期趋于繁盛[40]。这一时期图书馆开始作为公共设施，脱离了仅供特权阶层或少数精英士大夫学者使用的建筑藩篱，为公众教育、科学研究、经济建设服务，为民国图书馆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

3.3 民国时期趋向“多元”的图书馆建筑叙事

民国时期，“多元化”是图书馆建筑设计衍变的一大特点，这与该时期多元主体创办图书馆的格局密不可分。各地既有湖南士绅李永瀚建立的芷江三乡图书馆等社会贤达创办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也有各级政府、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和知识精英所倡办的“融汇东西”的图书馆建筑，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表2）。当时，文教建筑建设面临时局维艰、经济凋敝之窘境，极为不易。但是，在20 世纪20—30 年代兴起了一股民众图书馆建设的小热潮，其建筑设计更加繁复多样，极富个性。在短短十年间，民众图书馆不仅数量大增，1922 年全国仅有17 所民众图书馆，而到1931 年已增至890 所；其地域分布亦渐广泛，1922 年只有江苏、浙江、吉林等9 省设有民众图书馆，1929 年已扩展至全国31 省（市）[41]。1934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的公立图书馆数量为2 005所[42]。图书馆建筑设计以融合现代科学建筑方式与东方传统审美式样为主流，但不同的区域所受文化影响则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

表2 民国时期广东、武汉、江浙、上海地区图书馆多元建筑设计部分案例

杜定友在当时就提出“图书馆建筑现在已成为建筑学上专门一科”，“应由图书馆专家会同建筑家，详细计划”[43]。民国时期图书馆建筑设计基本形成了以面向公众的公共图书馆为主体，以服务宗族、私人、学校和机构的其他图书馆为重要补充的基本格局。其中，广东地区在宗族观念、华侨文化的影响下，其宗族图书馆建筑设计多表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或西洋风格。浙江公立图书馆的选址主要集中在祠堂庙宇、政府、学堂、普通民房、书院、厂房等人流量大的区域，方便群众阅览，但也存在馆舍面积不足、无独立馆舍、设于民众教育馆内的问题，其建筑设计被认为是“有名无实”[44]。

民国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对教育救国的作用。时任上海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要普及社会教育，除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45]。民国图书馆文教建筑设计发生了重要转变：为读者提供便利、指向阅读。大学图书馆建筑受西方大学的影响，脱离传统制式，开始借鉴西方古典主义的“爱奥尼亚柱式”等做法。建筑注重于为普通读者提供便利阅读，多为接近人群、环境适宜、地势空旷以及地质条件良好之地等，与我国传统藏书楼建筑选址形成区别。在建设时，建筑力求安全、适用、美观，拥有良好的通风、采光和调温，体现了图书馆建筑为阅读提供便利、营造优良阅读环境的基本方向[46]。原金陵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布局均是书库在后、阅览在前，底层多为业务办公用房[53]。这一理念是当今图书馆“促进阅读”的建筑空间设计的开端。

4 当代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发展创新及其时代特征

政府主导是中国图书馆特色发展道路具有体制机制特征的基本逻辑和主要脉络[54]。关于70 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阶段，多位学者[55-56]曾进行过分期研究和不同视角的解读，为图书馆建筑设计演变提供了佐证。文章据此结合国家重要政策文本、出版书目、建筑标准规范、图书馆建筑数量指标等，认为当代中国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伴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总体上历经萌芽起步期、探索发展期、转型变革期共3 个比较重要的时期。每个时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都充分地体现了所处时代的特色，反映了人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追求、管理者对图书馆价值的再认识。

4.1 萌芽起步期（1949—1987）：为政治与科学服务的图书馆建筑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府接受与整改旧有的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伴随1952 年院系大调整和此后教育机构裁撤新设而进行了调整。公共图书馆事业则历经了起步发展、十年停滞时期和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四个现代化”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决定了图书馆的任务及其建筑设计指导思想必然是围绕“为政治与科学服务”而设计。1982 年12 月，文化部颁布《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强调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书刊资料[57]。在建筑叙事手法上，该时期的图书馆建筑设计突出特点是广泛使用“工”字形及其变体“日”“山”“丁”字等平面布局，服务于已经臻于成熟的藏阅分离的“闭架管理”体制。建筑内部空间划分不够灵活，书架固定、家具尺寸统一、工业化施工使得读者阅读体验较差，这些局限成为下一阶段图书馆旧馆改造的重点内容。

同时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建筑设计理念在相关研究专著、论文探讨中不断探索更新，理论体系框架基本建立。60年代初，清华大学发行《图书馆建筑设计参考图选》；70 年代中期，南京工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写《图书馆建筑设计》，由南京工学院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出版；80 年代初，鲍家声主编的《图书馆建筑》出版。而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界有关图书馆建筑设计议题的研究也颇为丰富，根据金沛霖在《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之九：图书馆建筑与图书情报技术论文选》[58]中所述，1949—1988 年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图书馆建筑设计论文有155 篇（表3），涉及国外和现代各区县、少年儿童、中学、大专院校、公共图书馆的书库、采光设备、噪声、环境问题。1980 年，中央书记处还首次研究了图书馆发展规划和有关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问题，为我国图书馆建筑设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供了先声，其后随着藏书规模的扩大，开架管理主导下的建筑室内设计成为主导，并延续至今。

表3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图书馆建筑设计研究的论文

4.2 探索发展期（1987—2008）：新环境下知识组织与传播的图书馆建筑设计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真正使图书馆建筑设计发生根本性重大转变则始于1987 年。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大量图书馆文教建筑设计规范的颁行，标志着新环境下图书馆以知识组织与传播为目的的建筑设计开始了标准化、专业化发展道路。这些标准规范主要是中国《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1987 年5 月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和国家教委批准，自1987 年10 月起施行）、国家标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1987 年10月颁布实行）等。此后，图书馆建筑设计迎来重要发展期。1989 年，中国第一部无障碍设计规范由建设部颁布；到2007 年1 月建设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图书馆公共文教建筑设计标准化、体系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我国图书馆建筑设计开始将重点由单一的“为政治与科学服务”向“知识组织传播”转变。这一时期图书馆建筑叙事特征的突出表现特点是打破过去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进路，突出建筑灵活性和人本思想，包括更加关注老弱病残等特殊读者的馆藏、通道、空间、设备设施利用问题，重视空调和自动化设备应用问题，并打破工业化建筑设计的有限性，加大进深条形结构空间，将其变为集中布局的块状结构。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全球掀起“图书馆复兴”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建及改扩建的图书馆，其中不乏标志性景观建筑。与此同时，全球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从“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的时期。二十多年的“图书馆复兴”见证了图书馆建设逐渐趋向理性、回归本源的过程，“以人为本”设计正成为主导图书馆建设的指导思想[59]，也影响着此后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发展。

4.3 转型变革期（2008 年至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图书馆建筑设计

2008 年是开启新时代图书馆建筑设计高质量发展转型变革的标志性节点。2008 年4 月23 日，中国第一届“建筑图书奖”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颁奖仪式，庆祝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同年，汶川地震让建筑抗灾性能得到全国关注，国家要求大力启动建筑设计规范标准的修编。2008 年，李国新等执笔编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建标108—2008）由住建部、国家发改委批准发布，于2008 年11 月1日施行。结合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现实基础与可持续性等问题，强制标准《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涵盖了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规模分级、项目构成、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总体布局与建设要求、建筑设备[60]等内容。政府据此确定公共图书馆建筑建设规模和投资水平，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影响直接、重要而深远。发展至今，各省、市、县（区）公共图书馆新馆和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如火如荼，建筑推陈出新，在外观上更加现代化。该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叙事风格追求动线变化，尝试使用几何构图、材料、色彩等要素组合表现更具吸引力的异形效果，各地域的建筑寓意呈现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局面。图书馆建筑设计使用模数设计，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

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建筑布局经历了从“闭架管理”到“开架管理”的建筑设计，实现了“工”字形平面布局到今天“回”字形建筑平面布局的转变。建筑内部广泛使用大通道、天井、中庭、电梯、扶梯、智慧设备等，注重空间开放性、灵活性、安全性、隐私性。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阅览室、自习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放”等内容，从法律立场确立了建筑空间普遍开放的基本理念，标志着新时代公共图书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新时代图书馆高质量变革发展的建筑设计在培育文化自信、面向文旅融合、服务阅读推广、智慧楼宇方面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与成就。其中，智慧图书馆被认为是把智能技术运用到图书馆建设中而形成的一种智能化建筑[61]，其建设已被纳入国家和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智慧空间与智慧服务发展使得建筑功能拓展与服务创新迭代速度加快，包括智慧设施、智能书库和数字化阅读服务的更新升级等。同时，技术升级推动虚拟空间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数实融合空间的发展。当前，随着元宇宙等的迅速发展，文教建筑虚拟空间蕴含了巨大的潜力，将成为实体建筑的重要补充。

5 研究讨论与展望

图书馆建筑是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现有聚焦于图书馆建筑空间的重要著述，《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研究》《图书馆建筑的历史》《藏书的艺术》等主要以国外图书馆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着墨介绍欧美图书馆建筑设计的不同发展阶段、内容和特点，鲜有专门聚焦于阐述中国图书馆建筑空间设计历史衍变的著述。本文通过上述演绎分析，力图解析中国各个时期图书馆建筑叙事的历史承续与现代发展，提出以下结论和展望供讨论。

5.1 研究结论探讨

图书馆建筑设计作为我国文教建筑历史演变的重要学科维度之一，虽然受所属学科事业发展的历史跌宕局限、建筑服务对象特点的影响，但也不失为审视文教建筑衍变的一个重要学科切面，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发现”设计，解构文教建筑在中国的起源、延续，讲述中国故事、完善中国特色文教建筑发展体系。从其演化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图书馆公共文教建筑叙事体系嬗变，大体如图1 所示。

图1 我国图书馆文教建筑设计衍变发展的基本脉络

本文通过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供探讨：

（1）古代推崇“秘藏”的藏书楼建筑时期，图书馆建筑设计追求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堪舆志趣、文化意向、园林造景、礼法制度。首先，图书馆藏书空间历史演进从古代藏书楼时期的单纯独立藏书空间发展至管、借、藏、阅处于同一空间，直至藏阅功能丰富、分离，各功能空间关系开始模糊[1]。其次，古代藏书楼建筑取名、选址考究，注重选址风水、庭院造景和文化设计，反映对儒家文化的追求并影响后世，传承至今。最后，建筑设计服务于建筑功能：建筑用匾额、楹联、抱柱对联装饰，表达志趣；方砖或青石铺地，便于晒书防潮、防蚁；重视朝向与开窗，利于自然的通风与采光，构成了古代藏书楼建筑叙事的独特设计思想。

（2）近代“藏用”主导的图书馆建筑设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清末地方政府“藏用”式图书馆逐渐向社会公众开放，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建筑完成了从传统的“天一阁”式样的旧藏书楼向“藏用”式图书馆建筑的转变。到民国，图书馆文教建筑设计两个最核心的转变就是：①建筑为读者提供便利、指向阅读；②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图书馆设计。多元主体格局下的图书馆建筑设计充分“融古取洋”，由砖木结构过渡到钢筋混凝土结构。各类型图书馆在建筑设计语言上兼收并蓄，既有古典建筑之美，也有现代室内设计之方法，选址、布局、室内装饰、动线设计和环境营造均围绕读者展开，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建筑风格特点。图书馆建筑思想重点在于探索西方建筑功能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之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建筑发扬藏用特色。

（3）当代我国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发展突出创新，建筑设计发展分为3 个时期：萌芽起步期（1949—1987），新中国图书馆为政治与科学服务的建筑设计；探索发展期（1987—2008），新环境下图书馆知识组织与传播的建筑设计；转型变革期（2008 年至今），新时代图书馆高质量变革发展的建筑设计。各时期建筑各有特点，经历了从“闭架管理”到“开架管理”的建筑管理体制、从“工”字形平面布局到“回”字形及其变体的建筑平面布局的转变；在普遍开放理念指导下，开始关注各区县、少年儿童、中学、大专院校、公共图书馆的书库、采光设备、噪声、环境问题，形成新的中国特色图书馆建筑设计理论体系。

从古代的藏书楼蝶变为今天的现代化图书馆建筑，浩繁卷帙，艰难转型，颇为不易。文章使用大历史视野探求中国图书馆文教建筑的叙事体系嬗变，强调“洞幽察微”“见微知著”。文章试图回答图书馆建筑设计从何而来、到何而去的问题，并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逻辑之间寻求二者的平衡点，以探寻中国建筑的本土化发展之路[62]。这是我国公共文教建筑设计延绵传续之内核，也是其建筑设计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5.2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建筑设计远景展望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过去得失、远观未来启发。推本溯源古代藏书楼建筑的哲学根柢、文化意向、呈现形态、美学意蕴与审美表达，揭示图书馆建筑设计历史发展脉络，为我们分析公共文教建筑设计演化提供了重要学科切面，也为之后的建筑设计提供了启发。当然，我们不应该只有辉煌悠久的藏书建筑，未来更应该有光明远大的文化建筑。建筑理论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认为“图书馆是一种极其适合产生前卫设计的建筑类型”[63]。未来图书馆文教建筑需要既追求丰富的建筑语言和外在表达，又努力探求建筑物内在功能与图书馆性质的契合。因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未来图书馆建筑设计远景展望。

5.2.1 承古启今，扬弃古代藏书楼建筑叙事文化隐喻

建筑的叙事性贯穿于建筑隐喻的构思、设计、建造或使用体验中，图书馆建筑应该继承、扬弃古代藏书楼的文化隐喻。1929 年，国民政府曾制定《首都计划》，规定在建筑形式的选择上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64]，由此，保存了许多传统建筑的精髓。广州仲元图书馆等文教建筑大都以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形式与西式立面构图相结合的手法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现代图书馆，作为文化建筑既需要具有强烈的现代特点，又需要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建筑中寻求深层意义上的传承，实现古今建筑之间的对接与融合。古代藏书楼基于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形成了丰富而朴素的文教建筑设计理念、方法和智慧，能够为现代文教建筑建设提供启发。例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宁波天一阁，通过独特石景建造手法，实现了园林石景艺术与自然环境、文化特质深度融合，在造型意境、色彩取舍、环境营造、人文底蕴上存在独特内涵，既体现了道法自然和小中见大的传统，又围绕藏书功能，体现了“形式服从功能”的思想[65]。如何利用古代藏书楼的设计理念实现旧建筑“修旧如旧”“守正创新”，是当前图书馆建筑设计需要深度思考的一个议题。

5.2.2 取法世界，强化图书馆建筑空间设计的前瞻性

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是馆方将图书馆设计基本理念、规格要求等传达给建筑设计师及其团队，并充分沟通的结果。正如Ayub Khan 在《设计出新：规划和设计新图书馆建筑》[66]一书中所说，一个新的图书馆的规划可能需要5 年时间——所以从一个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那天起，它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昨日的思维。因此，考虑未来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图书馆建筑空间的设计思维已经发生了改变，如表4 所示。

表4 国外传统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建筑设计理念比较

当代文化和教育建筑设计解决方案致力于具有节能意识和可持续性的设计、照明、电力、结构、IT 基础设施、声学、消防安全和价值工程。同时，文教建筑在城市中所占据的位置显现出更为优越的区位，规模上扩张，整体呈现出类型多样化与分布泛在化的趋势。当代图书馆建筑设计虽一派欣欣向荣、璀璨耀眼，掀起了空间复兴浪潮，提振了图书馆事业，但我们需要正视公共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许多中西部基层图书馆建筑仍然难以成为公众的“第三空间”。同时，从“公共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图书馆建筑并非越多越好、越奢华越好、技术运用越多越好，其核心仍然是要为图书馆本质而服务，才能突破设计藩篱，实现提质增效。

5.2.3 契合时代，重视图书馆旧馆建筑空间新建改建

图书馆改扩建是一个区域城市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所绕不开的话题，应该顺应自然肌理与人文趋向、提取周边造型元素予以改扩建设计。这一建筑设计理念，从古代文教建筑藏书楼的设计便可窥见。古代藏书楼建筑设计可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建筑体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升的新常态，大量早期建设的文教建筑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与滞后性，面临着建筑设施破败、用地不足、环境品质恶化、公共空间匮乏等问题[67]。这也是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旧馆空间再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建筑与原建筑若要相契合，就要求图书馆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人文景观要素，利用现有交通设施以及地形条件，使图书馆扩建部分与原有建筑构建出围合空间，使建筑与环境渗透融合。随着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深入，公共文教建筑改扩建已成为业界高度关注的内容，怎样设计出能够反映城市精神面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图书馆建筑仍然需要不断探索。

5.2.4 紧握主线，实现图书馆建筑空间设计高质量转型

文教建筑叙事研究以今人的视角，挖掘史料，萃取案例，研究图书馆这一种特定文教建筑的营造特征方法、规律成因。未来需要研究者以更严谨、更缜密的逻辑证据，突破已有研究桎梏，建立起当世语境下的图书馆文教建筑时序嬗递体系，帮助实践者基于广阔历史发展经验实现建筑空间服务的高质量转型。

面向未来图景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实践，需要把握“文化自信”“文旅融合”“阅读推广”“智慧服务”的发展主线，实现建筑空间设计高质量转型。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68]。政府等相关责任者应充分规划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利用图书馆等文化场馆，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旅游服务功能，加强旅游设施的文化赋能[69]。阅读不是单一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活动。阅读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背后都包含着复杂的社会行为[70]，而空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多元文化体验需求日益旺盛给图书馆的传统空间设计理念带来冲击，未来图书馆的空间将不再仅仅是一个阅读书籍的场所，更是人们感知和体验多元文化、交流思想、共享知识的场所[71]。服务国家“共同富裕”“数字中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公共文化空间需要的建筑设计将成为实现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