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辚 白 莹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狭义的生态观,是指关于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观念或理念。而广义的生态观则覆盖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是指关于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观念或理念。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观或者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中,也在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阐述过很多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医学、人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系统梳理毛泽东的生态观,对于我们总结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毛泽东的生态观是传统和现代思想相结合的系统生态观

自然与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体现出一种强调整体性、共生性、和谐性的系统思想。毛泽东的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又吸收了现代农业、林业、水利、卫生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是强调整体性、平衡性、动态性的系统生态观。

(一)毛泽东系统生态观的早期萌芽

毛泽东自幼习读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如《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1]P2、8,熟悉孟子把保护自然看作“王道之始”,荀子提出保护自然是“圣王之制”“王者之法”的深刻含义,他对山林川泽与农业、生计、治国、理政的关系有着超出一般人的认识。1917年11月,他在浏阳县文家市同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1]P331919年12月,他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倡导学校教育要让学生“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1]P48中央苏区时期,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开始系统探索山、水、林、田、湖一体的生态建设模式和路径。他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一般都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两大部分,山川、河流、物产、交通、市场、各阶级民众的生活状况等尽可能详尽,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城乡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例如,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写当地“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2]P214从地理上看,中央苏区横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群山连绵,森林茂密,山势险要,水系纵横,气候湿润,具有发展农业、副业、商业的良好自然地理条件。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粮食、油料、砂糖、肉类、烟叶、衣服、纸张、家具等都取之于农业,而苏区缺乏的商品如食盐、布匹、药品等需要用农副土特产品与白区进行交换。因此,在大规模土地革命开展的同时,中央苏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治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让它们建立起共生、制约、互补、协调的生态关系。负责具体生态治理工作的部门主要是中央土地部下属的土地建设局和山林水利局,而省土地委员会下设土地建设科和山林水利科,县、区、乡也有类似机构,统筹进行山、水、林、田、湖的治理。农民拥有了土地、山林、池塘,也焕发出保护山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如1934年,瑞金植树“六十万三千七百多头(棵)”,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头(棵)”,福建“二十一万三千八百多头(棵)”。[3]“深耕细耨”的结果就是从1930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的粮食(大米、杂粮、蔬菜)产量实现了连续增长,“一般的增加一成”,“有些地方达到20%以上”。[4]P54这样的生态治理行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像南泥湾开荒不仅仅是一个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问题,而是一个合理利用南泥湾的土壤、气候、植被、水利等自然地理条件系统改造高产稳产良田的示范工程。

(二)毛泽东系统生态观走向成熟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没有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但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过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相关职能分散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卫生部等部门中,而以农业部为主。毛泽东一贯倡导系统论、整体论的工作方法,主张从一体化、综合化、系统化的角度统筹农业建设、工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他曾提出“抓两个十二项”,其中,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包括:水、肥、土、种(改良品种)、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除病虫害、机械化(新式农具)、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5]P273这既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又涉及人工生态系统如山林、农田、草地、水域、民居生态系统的改造,追求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是一项系统工程。基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田、山林、池塘、水库、工厂等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人和自然之间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受到扭曲,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被破坏所导致的生态灾难,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认真汲取了教训。他曾提醒安徽省不要蛮干,放慢水利化、绿化的步伐,要留有余地。[5]P331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安徽时专门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6]P226后来,毛泽东从系统论的角度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搞平衡,包括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7]P80其实,这三种平衡都可以归结为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大跃进”首先破坏了人工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接着影响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演化,在生态脆弱地区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并埋下长久的隐患。由于各种“大办”,如公共食堂、“小土群”(小型企业、土办法、群众路线)、“小洋群”(小型企业、现代化生产方法、群众路线),过量采伐树木和毁林开荒,盲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农林产品产量锐减。1960年,粮、棉的产量下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了28%—60%。[8]P5611961年4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对张平化说:“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6]P573此后,毛泽东多次外出视察时特别强调搞好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搞好山、水、林、肥的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他认为缺烧草、缺木材、缺竹子都可以通过协作和开发山林解决。1963年10月26日,毛泽东视察长沙,听取当地负责人介绍岳阳县毛田区如何实现山、林、田、地一体化多种经营的经验。当地负责人说,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实行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种棉花,促进了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称赞岳阳县搞得不错。[9]P273

实践证明,凡是运用系统论、整体论统筹进行山、水、林、田、湖的治理,一般都能取得生态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结果;反之,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违反了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的系统治理思想,则会出现双输的局面。

二、毛泽东的生态观是人民至上的生态观

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构建需要光照、温度、降雨、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自然生态要素的支持,土地、水源、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要按照农业生态系统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土壤特点和农作物生物学特性来安排。因此,农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态问题,吃饭、穿衣、住房等问题也就绕不开生态建设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奋斗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过上丰衣足食、幸福安康的生活。毛泽东的生态观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他关注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环境卫生不单纯是为了自然界的绿水青山,更是着眼于民生的改善,落脚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

(一)毛泽东人民至上生态观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实践

革命战争年代,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局部执政实践最终都要落脚到能否发展生产力、能否改善人民生活。苏区政府和群众对农田、山林、池塘、民居、河流生态系统改造和提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障红军给养和改善人民生活。闽粤赣地区从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到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时,粮食供给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出现过“粮食恐慌”。[4]P67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实现改良群众生活、增加财政收入、建立物质基础相统一。[10]122围绕着农业生态系统改造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水利建设、农事试验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增加农业产出。像会昌县1932年的粮食产量比1931年增加了20%,其中小密乡稻谷平均亩产从200斤增加到400斤左右。其他宁都、上杭、兴国等县稻谷总产量平均增幅都在10%—20%之间。[4]P53-54加上棉花、莲子、烟叶、油菜、湖豆、雪豆、花生等特色产品的增产,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改善,“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11]P32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粮食和物资供应极为困难。但是,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没有“等靠要”,而是努力开荒、改造山河、发展生产。1936年,边区耕地面积是8431006亩,而1940年已增加到11742082亩,增幅达到39%;水地从1937年的801亩增加到1940年的2974亩;粮食产量从1937年的1260000石增加到1940年的1430000石,增幅为13.5%。[12]P581940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税收,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13]P202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一个改造山河、治理生态、丰衣足食、改善民生的运动。1942年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一份给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13]P3611943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扩大为13774473.5亩,1944年达到15205553亩,粮食产量达到1817221石,棉花、牲畜也大幅度增长,大部分人民已做到家有存粮。[12]P349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秉持了人民至上的生态观,努力追求生态治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方相统一,才极大焕发了根据地人民参与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还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毛泽东人民至上生态观在新中国的成功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生态治理的范围大大扩展了,除了极具农耕文明特点的自然生态系统、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改造,还要面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生态系统、现代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升级。在农村,除了吃饭穿衣,教育、卫生、住房等民生问题也与人居生态系统的改善密切相关。在大中城市,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既包含自然生态的污泥浊水,也包含社会生态的污泥浊水。这一时期的生态治理如江河整治、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水利建设、害虫防治、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等依然围绕着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为工业化提供基本原料展开。在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随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国内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甚至在一些地区造成饥荒。毛泽东指出:“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4]P549此后,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农业生产开始好转。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他首先考虑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14]P551民生问题关联着农业、工业和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关联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当时树立的一些样板工程如大寨、红旗渠等都和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发展生产有关。尽管毛泽东本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犯过严重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基本解决了吃饭穿衣、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历史上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洪涝灾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

三、毛泽东的生态观是立足于科学理论指导的生态观

在学科基础上生态理论一般由生态科学、农业科学、环境科学提供理论支撑,在产业发展上自然、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副、渔、医关系密切。通过全面、客观地解读史料和分析毛泽东一生推进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实践,可以发现,在大部分时期,毛泽东的生态观是立足于科学理论指导的生态观,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

(一)毛泽东的生态观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条件,并非脱离实际的蛮干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用水、治水、管水历来是执政者的要务。兴修水利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发展农业的核心举措,也是改造、修复和升级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工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0]P132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水也是生态系统的命脉。水是生物体主要组成成分和影响生命活动的重要生态因子,水之于农作物的生理作用、生态作用——水能调节土壤肥力和田间小气候等,决定了水是农耕文明的命脉,其主要载体如河流、湖泊、地下水、积雪等往往决定了农业生态系统和人居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从自然条件看,由于土壤与气候的特殊性,中国的降雨量分布不均,尽管江河分布在从西到东广大连续的土地上,但在旱季水的供应依旧困难,在雨季又面临洪涝灾害,因此合理地利用水、管理水、保护山林水土就是历代执政者必须着力的事情。在农耕文明中,水的拥有权、控制权、分配权是社会控制的关键资源,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基于国家对于水利设施的整体控制而建立的,灌溉、排水、防洪、航运等大型水利工程往往需要政府组织。中央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整治、分配是中国地理和行政统一的标志,社会主义制度为开展大范围、全流域、多层次的水利工程建设创造了经济、技术、物质、精神、组织等各方面条件。“以水为纲”在生态治理和农业发展上抓住了要害和命门,从1949至1984年,全国修建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米;机电排灌工程7876万马力,北方机井241万眼;建成水闸24906座;建成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5288处。这些成就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实现的,使得中国的灌溉面积超过7亿亩,达到1949年的3.05倍。[15]P3当然,有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于强调速度和规模,忽视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科学设计、系统规划的方法,导致了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如华北平原因排水不畅导致土地盐碱化,但是,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二)毛泽东在生态建设中不迷信历史和外国经验,敢于打破常规

拥有坚定的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不信邪、不迷信、不盲从,希望能以较快的速度摆脱贫穷落后局面始终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信念。他指出:“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7]P126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正确领导、科学组织、尊重规律,是可以加快演化速度、变更演化方向、调整演化节点的。正如胡绳所说:“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16]P367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从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分,它致力于破除封建迷信和摘掉帝国主义扣在社会主义头上的“贫穷、落后、停滞”的帽子。技术上的限制不是永恒不变的,约束条件可能会随着时代、环境、人力、组织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创新和突破很多时候就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跳出思维陷阱。忽视客观规律是错误的,完全否认敢闯敢干精神的科学性和能动性也是错误的,这样就无法解释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的科学内涵,也无法解释中国人民战天斗地在人类生存极限中取得的累累生态硕果,像塞罕坝、右玉县的植树造林工程都是鲜活例子。

(三)毛泽东十分尊重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经验和地方知识

无论是局部执政还是全国执政,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把群众经验升华为科学经验,把地方知识升华为理论知识。中央苏区时期,军队和政府中都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开渠、打井、植树、修塘、疏浚、筑坝、开荒等工作都必须依赖广泛发动群众,这些生产经验和地方知识往往集中在一些民间匠人和老农身上,虚心向他们请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中央苏区流传的毛泽东在才溪乡表扬当地群众用竹笕引水、在瑞金沙洲坝打井、在叶坪车水抗旱、在汀州清洗水井和戽水抗旱的故事背景里,都有匠人和老农的身影。抗战时期,毛泽东十分注意收集人民群众在农业生产、生态治理、改造山河中的创新创造,并把典型经验向各地推广。1943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其中说到:“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助方法)你区正须提倡。”[14]P17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批阅文件和每次外出视察都特别注意调研当地政府和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的新办法和好经验。例如,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审阅陈正人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利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并作出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5]P320

(四)毛泽东十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学科学、学技术、学建设,推进技术革命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干部,而且因为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懂现代科学技术就领导不了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过:“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4]P403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到达济南专门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棉花试验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田。他说,以后除水利、肥料之外,基本上要靠深耕吃饭。深耕对保水、保墒有好处,对多施肥料发挥肥效有好处,对改良土壤增加团粒结构有好处,对除虫、除草也有好处。[5]P405有些西方学者看到“大跃进”期间我国有7700万人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就想当然地下结论认为,毛泽东提倡“人海战术”,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设备的应用。其实,所谓“人海战术”是因为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劳动力充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上要尽快实现机械化。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当了解到都江堰每年岁修要用很多人工时说:今后应改用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力了。[5]P320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9]P295实证分析表明,从1965年至1979年,中国的粮食增长并不主要依靠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的投入,而是依赖生物技术的使用,化肥、杀虫剂和品种改良等生物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的贡献几乎占2/3的比例。[17]P587

(五)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普查

中国地域辽阔,拥有海洋、平原、丘陵、湖汊、高原、雨林、草原、沙漠等多种自然生态系统,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物理环境基础上构建出多样化的农业、产业、城镇生态系统。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农业实践至少孕育出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大农业文明系统,它们之间还存在半农半牧的复合农业文明系统和相对独立的渔猎文明系统。即使在农耕文明系统内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等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非生物资源也是千差万别的。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普查,摸清家底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958年12月8日,毛泽东审阅了农业部报送的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全国已完成十个专区二百零九个县的土壤普查;基本摸清了土地资源、土壤分布情况和土壤的底细,为深耕改土,因土、因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用。[5]P549-550

四、毛泽东的生态观是坚持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的生态观

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频发、地方性传染病流行、灾荒饥荒不间断的国家,毛泽东对防灾减灾、防疫治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直非常重视,他的生态安全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主要体现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农业安全等方面。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没有遭遇到今天意义上的生态安全问题,也没有控制人口规模、防止工业污染、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是,毛泽东的生态观始终坚持安全思维、底线思维的统一,尤其在江河治理、植树造林、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着力最多。

(一)毛泽东一生都关注中国的江河治理

大江大河治理可以让水资源在若干省份之间实现集中使用和合理分配,同时兼顾航运、发电、灌溉、饮用、防洪、生态调节等诸多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牵挂着黄河治理。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河南视察黄河大堤,专题调研三门峡水库修建和“悬河”,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18]P622这天夜里,毛泽东还专门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了解黄河泛滥史。期间,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境内的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人民胜利渠,了解干渠、支渠情况以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等问题。他指出:今天看了小黄河(注:人民胜利渠),在人民手里,害河可以变益河。[18]P622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和三峡水利工程的宏大构想。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当了解到干支流的一系列梯级水库加起来“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后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19]P34三峡水利工程事关国家建设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举全国之力,但在毛泽东心中,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非办不可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对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后来说过,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1959年的7省旱灾就很难应对。[7]P127截至1984年,中国累计整修、新修江河堤防(包括圩垸、海塘)达到17万公里,大幅度提高了中国防御大江大河洪水灾害的能力,普通的水旱灾害初步得到控制。例如,黄河过去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新中国成立后年年安全渡过夏秋大汛。[15]P3

(二)毛泽东积极提倡植树造林

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植被特别是森林植被对水土保持、减缓地表径流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减少水灾、旱灾、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降低风暴潮和海啸的危害。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对水土保持、防灾减灾的作用。1932年3月16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发出植树运动的决议,要求大家在河岸、路旁、荒山、广场、空地多植树,还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1]P3681934年,仅瑞金一县,在植树运动中,“五十天内种了五十九万三千四百零二株”。[20]延安时期,针对陕北植被稀疏,毛泽东提出要制定种树的长远规划:“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1]P15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对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作出指示或批示,对玩忽职守者则严厉处罚。1964年9月7日,毛泽东在长沙专门谈到植树造林:“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运输便利。”[9]P406

(三)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重视粮食安全

由于粮食生产需要土壤、光照、降水、温度、生物、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因素与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人工等社会生态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而且,人工调控的耕地肥力、种子培育、土壤灌溉、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耕作制度等受自然生态因素各项生态阈值的约束,因此,衡量生态安全的关键指标就是粮食的生产能力或者农田生态系统的最终产量。民以食为天,毛泽东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重视粮食安全。195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指示稿上批示:“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贫苦农民缺少食粮,要闹春荒夏荒,此外,国家的粮食储备也还很少,我们国家还经不起一个较为严重的灾荒。”[19]P104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19]P507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农业部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上批示:“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5]P374粮食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实际上,毛泽东每次外出视察和调研,农业问题、生态问题、吃饭问题经常是排在第一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和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中国不仅启动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还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从1953年至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增长幅度基本维持在3%—5%这个区间;粮食生产的增长率除了“大跃进”期间基本保持在3.5%。

(四)毛泽东领导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染病防治模式

地方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疟疾、伤寒、炭疽、血吸虫病、痢疾等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种类、分布、阈值等有密切关系,但更多的是工农业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受到污染所致,如住宅、饮水、食品卫生质量差,土壤、水源、空气受到有机质和无机质、重金属污染,粪便、垃圾处理不当等。解放前,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居住质量和劳动环境差,城市和乡村卫生都属于无政府状态,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如天花、霍乱(古典型)、人间鼠疫、性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全国人口总死亡率高达25%。[22]P1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重视地方性流行病的防治,当时苏区气候炎热多雨,疟疾、痢疾、脚部溃疡、蚊虫叮咬溃烂等是常见病。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特别注意了解群众卫生状况,包括住所、饮食、衣服、坪场、水沟的卫生。[2]P233-234新中国刚成立,张家口以北地区就发生肺鼠疫,威胁平津。1949年10月2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提出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人份,血清10万人份至北京,并派出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23]P98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扑灭后,华北局呈送中央的报告建议,开展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动,进行全面预防工作。[24]P341通过顶层设计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倡导常态化、机制化、周期化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的一大创举,可以迅速有效地对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进行主动干预,显著降低传染病因子的危害性。从1949年开始,全国每年都进行一次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活动,1958年春,城乡开始的“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运动达到高潮。1957年,上海的报告称,已经在全市比较显著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工作。[25]P5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提出动员全民“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7]P150爱国卫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政治性、群众性的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专项整治运动,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开展这样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有其合理之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40年努力,中国政府发动群众整治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在地方病防治中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鼠疫、血吸虫病、布氏菌病、克山病、大骨节病、地甲病、地氟病等7种地方病基本得到控制,如为“送瘟神”(消灭血吸虫病)全国累计消灭钉螺面积达到114亿平方米。[22]P3这些疾病的消除除了医药贡献之外,环境整治功不可没,如防治鼠疫中的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中的围垦堵叉、开新填旧、土埋消灭钉螺,防治克山病中的“三防四改”(防烟、防寒、防潮,改良水质,改变饮食习惯,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防治地甲病中的食盐加碘,防治地氟病中的改水改灶,防治大骨节病中的改良水质、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防治布氏菌病中的人畜饮水、居住分离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