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晚清以来,武人崛起,军阀混战,大小战争不可胜数,地方呈现军事化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之后,先是组织工人纠察队,后又深入农村组建各种类型的农民武装,如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独立团等。从1927年开始,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逐渐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一环。中共地方武装是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别于正规军队的军事力量。中共对地方武装非常重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密令,就是讨论地方武装的编制问题,即《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密令指出,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起见,必须以最大努力去坚强地方武装的力量,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我们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1]P308。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地方武装的发展作出详细规划,并要求“各级政府、军区、军分区、军事部严格遵照执行”[1]P311。

从国共分裂到长征出发,短短数年,红军力量急速壮大,分析原因,除政治工作和革命本身的吸引力外,制度设计亦值得重视。群众加入革命,有主动参与的一面,也有被动员的一面。在动员过程中,制度的吸引与容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军事而言,从自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正规军,这样一种多层级、立体化的设计,很有利于汲取兵源。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地方武装是正规军的重要前奏。[2]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贫苦农民为主的地方武装过渡到正规军?农民又如何因应?以地方武装为中转站的多层级征兵体系,在实践中有何优势?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起源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群众运动,训练了一部分工农武装,用来开展革命斗争并维护社会秩序。维持治安,镇压豪绅,是其主要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雏形。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正规军,农民组建的地方武装,基本不具有流动性,自成一个封闭体系。土地革命时期,地方武装不断被抽调与补充,内部人员快速循环更新,整体活力极大增强。

地方武装先于正规军组建,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的重要特点;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农村搞武装,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密切相关。早在1925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就提醒中共中央说,“应当特别重视农民的军事组织。”他还预言: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因此,中国共产党应特别重视农民的军事组织。各农民协会应广泛组建自己的武装,力求每一村镇都有赤卫军。邻村部队应相互介绍训练情况,交流作战经验,规定联络暗号。遇突发事件时,能够联合行动。[3]P640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武装迅速壮大,尤其是北伐军经过的地区,军事化、半军事化的农民组织纷纷组建。1926年底,国共关系趋于紧张,乡村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重要力量。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布哈林说,“农民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必须把这些农民组织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用他们去对抗国民党的正规军。就当时境况而言,布哈林的提议其实很难实现,因为根植于乡村的农民武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战斗力提高到对抗正规军的水平,武器装备、组织程度、单兵作战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事实上,布哈林也看到,农民仓促组织起来,“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4]P22。虽然可能会出现“阵痛”,但国民党逼迫日甚,加之中国共产党可用的手段有限,因此乡村暴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武力革命的重要选择。

伴随着三大起义,农民暴动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开始相互交融。一方面,地方武装协助正规军做一些辅助工作,如扰敌、后勤、交通等;另一方面,正规军提供枪支弹药,帮助地方武装发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就大力扶持地方武装。如1928年2月打下宁冈,帮助组织赤卫队,随后茶陵、遂川、永新等地的赤卫军大都以同样的方式建立。[5]P233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暴动时,同样组建起大批地方武装。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帮助地方发展赤卫军。[6]P23各路起义部队不约而同的做法,说明发展地方武装是一种普遍趋势。

二、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规模化发展

(一)规模增长及其成因

朱毛会师后,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中的正规军壮大,地方武装迅猛扩张。1928年11月,毛泽东向中央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时说,乡村普遍组织了暴动队,区县则有赤卫队。暴动队以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视乡村大小而定,武器主要是梭镖、鸟枪等。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赤卫队的武器最初由正规军拨发,其后主要靠缴获。因此,赤卫队的力量很不均衡,能战斗的队伍越来越大;作战不力者,则日益萎缩,最后很可能被敌人彻底打垮。例如,当时比较好的县区永新有枪220支,宁冈有枪140支,遂川130支;而较弱的赤卫队,如万安、莲花、茶陵等则只有枪数十条。[1]P30

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发展。例如,1928年2月醴陵县委报告,秋收暴动失败后,县委在农村仅留有二支枪,但半年后,从地主豪绅处缴获枪械三百余支。[5]P751929年7月,闽西特委报告说,“最近几个月斗争中,赤卫队枪支,永定由五百发展到一千二百余条,龙岩由几十条发展到六百条,上杭由三百余条发展到一千余条。”[7]P119-1201930年1月,红六军回顾建军历程时讲,独立第二团原本有枪700多支,游击赣东时,伤亡甚巨,把300多枪交给赣东农民,南丰、宁都、乐安的赤卫队都是靠这些枪逐步壮大。独立第三团1929年成立时,仅有步枪8支,到1930年有300支。独立第四团在1929年时有200多枪,1930年发展到600支。[8]P212-213就发展形态而言,地方武装的路径基本类同,都是在正规军的保护下,短时间内急速增长。

地方武装遍地开花,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的重要特点。民国年间大小政党林立,但都没有类似壮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掀起这样一种革命潮流,与其组织能力密切相关。首先,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数年发展壮大,组织系统下沉到厂矿乡村,影响着大批群众,能够迅速号召工农群众,形成组建地方武装的基本条件。其次,正规军支持。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很早认识到,发展地方武装有利于革命推动,便大力扶持发展地方武装。毛泽东指出,湘赣边界的政策是军队党帮助地方党,正规军帮助地方武装。[6]P15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途中,武装了很多游击队。有时,只要红四军一到,便有群众来要武装。在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基本都酌情拨发。[8]P321-322而其他红军因认识不同,执行略有差别。例如,红五军起初就被称为“漂泊的多枪主义”,主要是“因五军枪支多不交于地方武装,纵交亦交坏的”。[9]P96军队重视枪械,不舍得拿出去,是当时的普遍做法;即使红四军拨枪给地方,最初也遇到相当的阻难。1929年6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说,军队中有一些同志偏重单纯的军事观念,“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因此,从红军队伍中拨枪,建设地方武装,“历来成为一个斗争”[6]P74。拨枪给地方武装,从长远角度讲,有利于发展更多的枪。毛泽东更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坚决推行,而这也正是红四军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红军不仅为地方武装输送枪支弹药,而且在占领某个区域后,客观上提供了一种保护,地方武装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才能大展手脚。从外界获取武器是地方武装扩充自身力量的主要途径。除作战缴获外,购买也是一种方式。[10]

(二)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演进

1930年后,随着苏区不断扩大,地方武装在苏区各区县普遍建立,呈现出制度化、规模化特征。1930年3月,鉴于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中革军委开始进行制度化规范。首先,划分类型,分为脱离生产与不脱离生产两类。地方游击队、红色警卫营、连队及特务队等是脱离生产的组织,是红军的后备队;赤卫队是不脱离生产的组织,作为地方游击队的预备军。其次,规定各层级的武器人员配备。比如,脱离生产的武装根据所在地域不同分为三种,即腹地区——已无敌人攻击之忧;准备区——偶尔有敌人进攻;边地区——赤白交界。腹地区组织红色警卫队,配枪10—30支;准备区组织红色警卫连,配枪50—80支;边地区,组织红色警卫营,配枪300—500支。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军,以行政单位为编制,每村编数班或一排,每乡编一连或一营,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赤卫军每班12人至15人;五班为一排;四排为一连,二连至五连为一营;三营至五营为一团。[8]P240-244规范编制意味着地方武装初步成为军事体系的一部分。

1932年底,中共中央对地方武装的编制、人员和武器配备进一步细化,主要分为独立团、游击队、模范赤卫军、赤卫军等四大类,并且对队伍的人员数量、武器配备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独立团仿照红军编制,武器配置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游击队采用五班制,火力三班,白刃二班,不设排,直属于部队。模范赤卫队每班步枪三枝,班长、组长各一支,队员系梭镖8支。[6]P308

建制规范后,全局性的管理体系随之跟进。最初,地方武装——不论是赤卫军还是游击队,基本都从属于地方党,归苏维埃调度。但是横向管理存在弊端,一是党政军一体化,容易内部抱团,上级不好监督;二是地方党掌握武装后,容易形成地方主义,枪杆子只在本地范围内活动,对辖区外的军事作战表现冷淡。为集中管理地方武装,1932年1月9日,中革军委通令:取消江西苏维埃政府下辖的军事部,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为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江西所有地方武装,统归江西军区指挥。[11]P1056这实际上意味着地方武装从苏维埃政府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个军事体系。稍后,军区制在中央苏区普遍推广。2月,闽西军区成立,罗炳辉任总指挥,谭震林为政治委员。1933年4月粤赣军区成立;6月闽赣军区成立。1934年5月,中央又将原属粤赣军区的杨殷、赣县、登贤、于都等县划出,新建赣南军区。[12]P169-170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军区名称和管辖范围虽有所变动,但从制度架构上讲,军区体制的创建标志着地方武装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军区是联通正规军与地方党政的关键性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体系的一大创举。近代以来,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总是难以理顺,军队直接从地方抽取资源,如征费、征兵、拉夫等,造成与民间的直接对抗。中国共产党发展地方武装,设置军区,实际上是打造了一个军队与民间的联系平台。军区受地方党政与上级军事部门的双重领导,是地方向军队反映诉求的一个通道。1932年5月25日,中革军委签署《关于部队与地方党和政府关系问题训令》,明确规定:军区是地方武装的指挥组织,“一切行动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但不违背上级策略的决定,还应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指导”。[13]P273虽然理论上军区受双重领导,但在战争条件下,纵向的军事管理更为严格。例如,1933年7月湘赣省军区对地方武装的隶属关系进行细化。其中规定,军区在军事、政治教育上拟定大方向,连以上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任免权归军区,各地苏维埃负责日常管理,但遇重大事项必须上报军区。尤其是,“如遇有县苏县委的指示和决定,与军区指政两部的命令和指示冲突时,各独立营应绝对执行军区指政两部的命令和指示”。[14]P681军区掌握人事任免权和最后决定权,无疑有更强的管控力。地方政权负责日常事务,是部分参与到军事体系中。由此,军区、军队、地方政权共同构成一个三维体系,源源不断为革命输送新血液。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短短数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地方武装的规模急剧壮大。1932年5月统计,整个江西苏区15县,独立师团约1.4万人;赤卫军近10万人。[15]P198-204即便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巨大牺牲,1934年3月统计,江西省赤卫军还有59108人;少先队42663人;模范营18522人;模范少先队9945人。[16]P378湘赣苏区情况类似,1931年10月,湘赣省委报告,全省赤卫军总计约7.1万名。[9]P200当时,主力军红六军团才8千人。湘赣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撤离后,地方武装的规模仍然不可小觑。1933年2月,湘赣省委报告,红军及地方武装共13727人,枪支6468,其中主力红军(第八军)有2500人,1300支枪,其余都是几百人不等的地方武装。例如,酃县有330人,500支枪;永新有217人,485支枪。[17]P291从规模上看,地方武装不亚于正规军。游击队、赤卫队、独立团等如同一个蓄水池,有效保证了红军兵源补充。

地方武装规模庞大,除军事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与革命的内在结构有关。苏区民众被分门别类到各种团体,如贫农会、妇联、儿童团等,组织几乎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具体到赤卫队,绝大多数青年和少年儿童都在这个体系中。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明确规定:“苏维埃政府需要宣布一种军制,凡是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不剥削他人的劳动男女,统有权利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政权。”这些人在城镇为赤色警卫队,在乡村为农民赤卫队,一般不脱离生产,随时可以动员。[20]P458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当时,乡村赤卫军有三种类型,即分队、中队、大队。每一分队约8到15人,三个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约90人,设大队长一名,政治委员一名。赤卫队人员年龄普遍在23岁至50岁之间,年龄幼小者则加入儿童团、少先队。[1]P176兴国是苏区状况的典型反映。全面军事化之下,一切青年几乎都被吸引进组织。这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深刻影响着地方武装的规模与扩张。

三、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历史作用

(一)补充兵员

近代以来,战争频仍,群众相当畏惧入伍从戎。军阀豪绅强拉硬拽之事,屡屡可见。中国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多数群众拥护。但拥护不等于立刻参与。就意愿和情感而言,从普通百姓到热血士兵,多数人都要经历一个思量和适应过程。群众参与革命是逐步深入,绝非一哄而上。起初,百姓更愿意加入地方武装,因为离家近,可以兼顾春耕秋收等家务事。正规红军四处作战,斗争环境艰苦,农民心存畏惧。1930年5月,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说,因为红军要跑长路,生活比赤卫队苦,所以群众都不喜入红军,喜入赤卫队。[8]P323对于这种情况,上级一方面斥责为地方主义,斥责农民留恋家乡;另一方面,又予以客观承认。革命领导者清楚的看到,如果让农民骤然加入正规军,直接上战场,情感上不好接受,军事素质跟不上。参加赤卫军,先在家门口游击,既是心理过渡,又可得到军事锻炼。经过一段时间,再让这些人参加正规军,就比较平稳顺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扩红不是一哄而上,而是层次分明,逐级向上抽调。

毛泽东对此种分层设计分析得非常清楚:“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6]P127逐级推进,波浪式扩大,其作用在于避免军队直接面向民间,最大限度消解百姓对战争的恐惧。聂洪钧回顾闽浙赣苏区的武装斗争时说,“在开始时,农民群众往往愿意参加本地游击队,但经过游击队这么一段时间集体斗争生活的教育和锻炼,很多人不仅愿意而且常常是以能参加红军的作战才觉过瘾”。[18]P69从行动中逐步引导群众,使革命成为内在自觉,最后再让他们走向战场,这一做法显然比较柔性。国民党将领丁治磐回忆: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时常脱离生产,有时也调去参战,最后不知不觉的就成为正规部队。[19]P51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制度设计里,地方武装类似一个中转站,联结着百姓与正规红军。群众在站岗、放哨、游击、打土豪中,不仅军事技术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革命心理之养成——“打一次胜利的小仗,胜过关门训练十天,胜过打三次野操”[7]P379。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任何18岁以上的个体,“经过赤卫队的动员,经过工会贫农团,以及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帮助”,都能自愿的随时加入红军。[20]P458全部自愿是一个高远的理想,很难完全实现,但“自愿”的取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性努力。地方武装体系通过分层设计,逐步拉进群众与战争的距离,最大限度减轻恐惧与抵触心理,是一种相当好的制度设计。从实践上看,通过地方武装输送而来的士兵,革命主动性更强。1930年熊寿祺讲述红军发展历程时说:红军下井冈山后,东固、寻乌、闽西的地方武装一天天壮大。后来,“各地方武装渐次扩大,渐次变为红军,而这个新产生的红军,他的基础异常坚固,比由四军本身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更靠得住”。[21]经过乡村训练后,群众已粗识革命大义,大略知道为何而战。一旦摒弃为稻粱谋的绿林思想,无论集体还是个体,都有脱胎换骨的转变。

红军屡次抽调,地方武装都不曾枯竭,这是因为它有很强的自我生长能力。地方武装通常都是从数十人发展到成千上百人,然后主体被抽走,小部分再繁殖、再被抽走,如此循环往复。例如,1932年3月,江西独立第六师编入红七军后,信康、于都、赣南的地方武装重组第六师。7月,新建的第六师又与第三师合编为红二十一军。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红十二军军部、红三十六师合编为红二十二军。稍后,江西军区又重建独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师,并设四个军分区。[12]P169-170地方武装有着强大的兵员供应能力,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说:“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不能分开,在一年的经验,要扩大红军,只有同时加紧武装地方,给很少的枪枝,可以成立大的部队”“正如剥荞驼皮一样,削了一层又一层”。[22]P360保留根部,逐层调取,反复循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非常独特的军事制度。

循序渐进,逐层抽调,本是毛泽东和多数前线将领的理想规划。但这一进程,也遭遇过挫折。1930年初,在“立三路线”影响下,革命战略趋向激进。李立三提出“集中红军攻坚”,拿下武汉、长沙。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会议也明确指出:红军发展过程中,零散的游击队虽然有其意义,但只能在乡村游荡,难以担负起大规模战争。“游击队固然是红军的前身,但绝对是与红军有区别的”,只有集中起来,有了大规模的行动,才有意义。[8]P474因此,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强势主导下,1930年上半年,苏区地方武装被急速抽调;正规红军短时间内急剧扩大。从编制上看,红军的力量似乎有所增强。但事实上,拔苗助长式的扩大红军会产生不利影响,其一,游击队、赤卫队被抽空,地方缺少防卫,极易遭受地主民团攻击。其二,游击队仓促编入正规军,训练不够,战斗力很弱。黄克诚后来批评说,连根拔起式的抽调,“表面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子,徒有虚名”。“左”倾冒险主义者“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尽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23]P130激进抽调与有序抽调,背后反映的是两种革命观。李立三等人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赢得胜利;而毛泽东要的是一点一滴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1930年底,“立三路线”遭受批判,毫无节制的抽调终于停歇。经过近一年的曲折,地方武装的发展路径终于又回到正常轨道。

(二)协助红军与维持秩序

除补充正规军外,地方武装也经常独立作战,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外作战,打击地主民团,协助红军扰敌;二是对内肃清反革命,维护苏区秩序。1932年中革军委给陈毅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独立师、独立团是脱离生产的半红军性质,其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向外发展,但不应打硬仗,以袭击为原则。地方赤卫队不脱离生产,带防守性质,任务是打击深入苏区的敌人,肃清内部奸细。[24]P1899

就打击地主民团而言,地方武装的表现相当突出,《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例如,1932年1月,独立二师消灭地主武装“会安武剿匪委会”,缴枪40余支,俘获60余人。独立七师消灭上杭靖匪一部,缴枪十余支。[25]1932年2月,公略县独立团袭击敌军第十师两营,毙敌数十人;永丰赤卫团与靖卫团接战,伤敌十余人,缴获步枪2支,子弹数十排。[26]规模小、频次高是地方武装的作战特点,众多小胜积攒起来,战果便相当可观。比如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在八十多天的战斗中,几乎每天都与敌人有接触,共缴获1800支枪,俘获3000余人。[11]P897牵制兵力、协助作战方面,地方武装也有精彩表现。1931年3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中央明确规定地方武装的十项任务,如堵敌(挖路断桥)、毒敌(在宿营地投毒)、饿敌(坚壁清野)、盲敌(组织百姓逃跑,无人带路)等。[8]P67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各地方武装,几乎“每天都有和敌军接触”,共缴获枪支一千七八,俘获3000人。[11]P8971932年1月10日,红军攻打赣州,赣东游击队、河西游击队、永吉泰万游击队、赣南游击队等担负支援、牵制任务。[11]P1058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当时,中央军委划定三大作战区:第一,东北作战地域,统属南广、建宁、宜黄、乐安各独立团;第二,赣江作战地域,统属永丰、公略、万泰、信丰独立团;第三,东南作战地域,统属会昌、寻乌、安远、闽西各独立团。按中央要求,各地武装必须听从指挥,配合主力部队,“积极的活跃于敌人的作战线与联络线上”,“经常出没于敌人的翼侧后方,实施袭击”。[24]P1856国民党军进入苏区后之所以四面受敌,被拖死、累死,与地方武装的积极作为大有关联。

地方武装发挥了威慑地主豪绅的作用。红军早期四处游动,打到某处,虽然有很大冲击力,但一旦离开,敌人卷土重来,革命果实极易凋落。1930年,熊寿祺向中央报告时就说:红军到一个地方,不论用多少功夫,“不怕你作半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恐怖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因此,红四军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傍着发展”。所谓“傍着发展”,实际上共有六个步骤:其一,分发土豪谷物给贫农;其二,用文字、口头、演讲等办法宣传群众;其三,建立革命委员会;其四,组织赤卫队;其五,建立党支部;其六,办群众领袖及党的干部训练班,“三天或五天毕业”,为建立苏维埃做准备。[21]这一系列举措中,组织赤卫队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赤卫队的威慑,地主武装很容易就打回来。正是因为有地方武装的威慑,革命果实才能得以保存和延续。

1931年3月6日,毛泽东给袁国平的信中,特别谈到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在白色区域一定要组织地方游击队,否则,群众团体和政权机关的种种组织、分田和废除债务的种种利益,必定全无保障。因为“红军一退出,地主武装回来,一切组织坍台,一切利益落空。这时候只有有组织的、经过我们训练了的打过土豪分过东西,和豪绅地主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的小游击队,可以跟着红军退到红色边界,等待时机作第二次的进攻。”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算拿住的东西”。他还举例说,以前进攻长沙,包括在平浏、醴陵一带的工作,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组织游击队,同志们千辛万苦做的分田、废债、立苏维埃等,几乎等于白做。[8]P677有地方武装存在,地主豪绅就不敢轻举妄动,革命果实便可以保存。

当然,地方武装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失范的时候,比如乡土意识浓厚、不愿调动等等。各级组织在批评地方武装弊病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纪律、规范以及纠正措施。如1930年,红四军就开始着手在游击队中设置党支部,清除坏分子。[8]P2411932年,江西苏区曾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强化纪律意识。[7]P646到1934年,各苏区又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政治训练,如赤卫队,以村为单位,每十天进行一次政治教育,每次2小时;以乡为单位,每个月召集会操一次,“测验和总结一个月的政治训练”。[17]P653总而言之,对于地方武装的走向,党组织是从各个方面严格管理地方武装的失范与规范,大体上是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论革命者如何自我批判,这套制度最终还是行之有效,并且得到多数民众接受。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武装体系虽然源自苏俄,但很快发展出本土特色。遍布乡村的各支游击队、赤卫队,一方面维护内部革命秩序;另一方面,如同毛细血管一样,不断吸纳乡村力量,供给军事前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生生不息与这个制度设计大有关系。如果说正规军是革命战争火车头,那么其底部则是规模庞大的地方武装,可以说地方武装是支撑革命军事力量的源头活水。

通过地方武装体系,中国共产党以相对柔性的手段,把群众与革命捏合到一起,为革命军事力量构筑起坚实的根基。这一制度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党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党对地方武装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打牢基层组织,便于地方武装吸纳资源。在党的领导下,苏维埃区域当时发展出众多基层组织,如贫农会、妇联、儿童团等,群众被分门别类的纳入到各个团体中。传统的地方社会被重新结构化,这就便于进行整合资源。比如,当时很多组织团体都向地方武装输送人员。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体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并运转良好,与党组织在地方社会的深耕细作有密切关联。第二,党坚决的自我革命,不断规范并引领地方武装的前进方向。面对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厉的自我揭露、自我批评、自我纠正,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完善,体现出党强大的领导力。红军时期的地方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全面推广,比如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等组织,就是借鉴了红军时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