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宪雷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对外合作交流局,北京 100017)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回顾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催生了现代化的发端。肇始于思想文化的解放,人们冲破精神枷锁的束缚,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等全面发展,开拓出现代化道路。可见,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思想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将建设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以贯之的目标追求,经过一百多年的接续奋斗,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了艰辛探索,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后起国家现代化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碰撞冲突最为激烈。也因此,推进文化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复杂艰巨的任务。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冲击下而引发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属于外源型现代化类型。[1]P123但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对现代化的追寻是自觉主动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指引了方向。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2]P39新的信仰确立后,他投身于中国革命,其中很主要的工作便是推进新文化建设。他领导成立新民学会,致力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创办《湘江评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华文化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追寻、不断探索,而且随着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领导作用的发挥,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引领、目标方向、实践途径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思想理念。

一、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价值取向

毛泽东就文艺问题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正是在对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回答中,毛泽东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中华文化现代化指明了价值取向。

毛泽东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思想教育,但在他叛逆的头脑中产生的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思。关于这一点,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他说自己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武将、文官、书生,唯独没有种田的农民。这一发现,使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主人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4]P138-139延安时期,经过革命战火的淬炼,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升华,对传统文化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属性有了科学分析。这种认识的提升,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分析的总结。其中,对于文化的界定,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对于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文化;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5]P663-664。而文化的发展方向或者要构建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5]P698应该说,这种对传统文化中封建因素的批判反思和对现代文化的构建,是那个时代的课题,毛泽东的探索回答是其集大成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文化现代化人民性的价值取向讲得更加明确。在座谈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在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汉奸文艺等这些为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服务的错误文艺观后,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这种人的,而是为人民的。”他要求新文化要彻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3]P857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1944年元旦,杨绍萱、齐燕铭改编排练的平剧《逼上梁山》正式公演。这部改编的新剧,在旧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观点、新的内容,并对平剧的形式做了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改变了以往旧戏中以达官贵人、才子佳人为主角的历史传统,让被压迫的社会下层群众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戏剧的主角。毛泽东看后当夜即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兴奋地称赞他们“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他们的创作“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6]P278这既是毛泽东对新文化发展方向的提倡,也是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阅读古典小说所提问题的回应。

人民成为毛泽东文化观中的主角;文化服务于人民成为他文化建设中鲜明的价值取向。1944年他在读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后,4月29日特意写信给李鼎铭谈自己的感受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同时指出,此书如按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6]P2857月1日,他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的文章后,兴奋地给丁玲、欧阳山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6]P285之所以如此兴奋,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新历史观点”指导下文艺创作展示的新气象。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擘画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时强调,要“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7]P527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贯穿毛泽东文化思想始终。

二、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建设目标

“科学文化现代化”,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的文化建设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与“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包括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P132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其后,“四个现代化”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追求。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发展现代文化,则是毛泽东比较关注的问题。1954年9月15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要求。[9]P3501955年10月15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他又说要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9]P482-4831957年,毛泽东分别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0]P207,在延续“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同时,去掉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增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提法。这一变化,凸显出毛泽东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考察毛泽东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一提法其来有自。

所谓不破不立,毛泽东对新文化的建构,是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起步的。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经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青年毛泽东认识到封建文化“太旧”“太坏”,转而探求新的“主义”,希求从大本大源作根本性改变。从文化上来看,毛泽东起初“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又给他很大影响,他还十分关注俄罗斯文学。这些,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化以及“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窠臼的影响,但也使毛泽东逐步认识到“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11]P105。当时的社会实践,还不足以支撑毛泽东建构起新的文化观念和确立文化建设的新目标。

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淬炼,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1936年11月22日,他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立足于抗战需要提出了“抗日的文艺”概念,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号召。[6]P3-4到了1940年,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系统总结论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P708,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明确的文化建设目标,被毛泽东提了出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目标没有变,不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了限定,改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强调“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3]P855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文化建设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同时,我们党也大力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这主要体现在对旧的教育事业、文化宣传和知识分子等进行改造,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发展新文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继续推进文化领域的改造。其中包括对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胡适、胡风文化观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而明确的文化建设新目标,便是前面提到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继1957年毛泽东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一概念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重申并增加了国防的现代化的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2]P116。

那么,什么是“科学文化现代化”呢?对此,毛泽东并没有给出明确阐释。不过,考察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基于对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观念,毛泽东曾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观与他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探索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就此有论者指出,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世界[13];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11]P21。

至于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为什么又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调整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文化”改为了“科学技术”,并自此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定型,其原因目前学界也多有探讨。比如有论者从周恩来关于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作了分析,认为这主要基于“薄古厚今”、着重研究现代问题的考虑,但同时也指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周恩来改提科学文化现代化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尚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史料能予以解答。[14]P398-399而且对于这种提法的改变,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有的论者认为,“把‘现代科学文化’改为‘现代科学技术’,凸显了科技生产力,但精神文明方面的内涵不明显”[15];新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基本格局,无疑折断了体现社会进步的两翼中的一翼,即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的现代化[16];这一调整改变,造成了“四个现代化”中文化方面的内容缺失[17]P226。

三、探索总结了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原则路径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从列宁关于写作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论断出发,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3]P866他多次指出:革命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只有军事战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军队。[3]P847“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6]P105

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新文化,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三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对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原则和路径。

关于建设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为界把中国文化战线分为“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两个时期。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5]P69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当然也不例外。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10]P26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新文化,并不是说可以生搬硬套,搞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其路径必须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手段则是“改造”。关于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深有感触并强调过多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挥真理的作用。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8]P111-112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P534,“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5]P70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讲的更为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3]P874

“改造”,是毛泽东使用的高频词。他说:“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5]P344他强调要改造世界、改造旧中国、改造人、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样建设新文化也需要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3]P8551947年12月21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19]P325-326他还以《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恶虎村》为例,具体讲解了改造的办法。

具体到改造的对象,主要涉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方面。对这两个方面,毛泽东强调都要辩证分析,对于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对于外来文化要“洋为中用”,总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观点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但建设发展新文化对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特别是适合中国人民审美习惯和需求的民族文化形式,要积极利用。对外来文化,毛泽东主张要借鉴吸收、洋为中用。他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9]P264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创造的文化、文明,“凡属文明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他坚决反对排外主义,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0]P41。同时,他又反对全盘吸收、盲目搬用,强调要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要中外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10]P82

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总方针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多次强调,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进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0]P279

四、以躬身实践拓展了文化现代化进程

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而是起而行之的实践家。他不仅提出了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原则、路径,还以亲身实践参与到文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来,结出了丰厚成果。

从广义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来说,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上。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的先导。要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改变落后挨打的社会面貌,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和建设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赶上现代化的潮流。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这么说呢?毛泽东在指出,我们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P814在他看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P534

对于在推进理论创新中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从土地革命时期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十大关系》等,无不贯穿了这条“相结合”的主线。比如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0]P42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充分研究并形成了共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给予充分肯定。

笔者着重探讨分析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分。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的宣传和建设,为此领导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文化书社等。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比如,他积极推动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而自己并没出国,其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20]P474有人统计指出,《毛泽东选集》中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4]P13这反映出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

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于毛泽东重要著作之中,从毛泽东著作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和创新发展。比如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改造生发,对“和而不同”的创造运用,对“知行合一”观的继承发展,以及“为人民服务”理念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弘扬和创新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例。

抛开字词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就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来说,也同样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以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总结为例,就是他借鉴传统文化并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秋收暴动失利后,毛泽东果断放弃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转而走上井冈山,开辟出一条新路。应该说,革命危难之际大家寻找的出路多种多样,为什么独独毛泽东选择了“上山”呢?这与毛泽东对历史上农民“造反”的深入了解有关。毛泽东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但他并不喜欢,反而钟爱于“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以《水浒传》这部典型的“造反”小说为例,毛泽东不仅年轻的时候喜欢,后来更是反复精读,并且读出了哲学思考、军事原则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他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21]“《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8]P313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具有侠义和造反精神的小说,“使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醉的英雄豪杰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抱有‘正义必胜’信念时的鲜明映像,而且这些英雄豪杰的权术,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源泉”[22]P12。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的“造反”经验,在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候,自然会有启迪作用。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创者,毛泽东“上山”所追求的定然不是简单地做山大王。据跟随毛泽东一块上山的何长工讲: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为引导大家上山去当“山大王”,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23]P39。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上山”是“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所以他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有着根本区别,是一支真正的人民铁军。

从狭义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来说,毛泽东也以如椽大笔,写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历程、崭新风貌,展示了他在文艺方面的创造才能。毛泽东的文论、诗论,精辟而深邃、丰富而独到,以其政治家的格局、视野、胸襟、气度,冲破传统文人的个人视角,与民族、国家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比如关于文论,他讲: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深入社会生活;要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等等。关于诗论,他讲: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诗歌应以新诗为主体;诗的语言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等等,至今都还发人深省。

他的诗词文章,更是影响深远。有论者指出:毛泽东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都能做到形、事、情、理、典的融合运用。他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他的诗词文章,有磅礴凌厉的气势,知识渊博、用典丰富,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他的诗词文章中体现的风格、语言、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24]一首《沁园春·雪》,赋予传统诗词以新意,创诗词新峰;《矛盾论》《实践论》哲学“双子星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锐利的哲学武器;“五评”美国白皮书,气势如虹横扫千军。政治家毛泽东,也是文章大家。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标杆和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