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心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崇尚,是对先进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和充分信心,是对民族文化独特魅力的真挚情感和浓郁情结。它不仅仅是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更是基于民族文化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独特优势、文化特质和发展前景等的正确体认。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句诗,是毛泽东自信人生的真实写照。文化自信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行为方式和精神力量。毛泽东是叱咤风云的卓越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在缔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成就了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也创作了气吞山河的光辉诗篇。毛泽东诗词气势恢宏、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境高远、博大精深,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结晶,也是生动描绘近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宏伟史诗,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营造出博大的文化气象,彰显了深邃的文化自信。毛泽东诗词中的文化自信,绝非凭空而来,有厚重的历史渊源,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也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毛泽东诗词中的文化自信,有着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激励着当代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毛泽东诗词中文化自信的卓越表现

(一)对古典诗词的艺术创作推陈出新

据曾经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忆,毛泽东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1]P179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也是流传时间最久远的文体。

近代以后,古典诗词逐渐走向僵化,充斥陈词滥调,盛行无病呻吟。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新诗革命应运而生。但有些诗人又矫枉过正,全盘西化,彻底抛弃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以卓尔超群的诗人才华和无与伦比的作品魅力,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毛泽东诗词清新、宏阔、崇高、壮美,字里行间充沛着浩然之气,从意境上极大地丰富了古典诗词的表现领域,使其得以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毛泽东诗词结束了新诗与旧诗水火不容的态势,激活了传统诗体表现新时代的巨大能量,奠定了包容共生的格局,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广阔道路。毛泽东的丰富创作实践和深邃诗学主张,解决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华民族诗词发展的方向,激励人们自信自立、百折不挠地去创造无愧于中华诗国传统的现代民族新诗。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成就举世公认,柳亚子读了《沁园春·雪》之后,拍案叫绝:“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2]P106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充实光晖,大而化,空前未有。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3]P55正如一个外国诗人所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4]P4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诗词具有永恒的魅力,无论如何都是“一万年也打不倒”。

(二)对代代相传的审美风尚积极秉承

中华美学精神,反映中国人几千年来创造和积淀下来的审美方式和审美情趣,在灵活处理文与道、情与理、气与韵、意与象等等关系中,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启迪。《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找不到“美”字,但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互为一体。毛泽东诗词以美铸诗,以美扬善,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美学主张和审美偏好,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不容置疑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

毛泽东善于运用中国古典诗词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优良美学传统。在审美风格上,他欣赏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李白、李贺、李商隐为代表的浪漫诗风,以苏轼、辛弃疾、陈亮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并把他们的风格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美善相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诗词崇高理想与现实因素相互渗透,抒发着一代伟人明睿、高昂、奋进、崇高的博大情怀。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蕴涵着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塑造人的巨大审美价值和教育功能。

“天人合一”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也是他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和谐互通,反映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毛泽东诗词的情志表达往往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在心物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春夏秋冬、阴晴圆缺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

(三)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纵横评说

柳亚子曾赞扬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5]P120。毛泽东一生都在研读历史、评说历史、借鉴历史、创造历史。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填词《水调歌头》予以点评,“掌上千秋史”一句高度凝练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蕴涵。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纵览天下风云,俯瞰历史兴衰,把握时代潮流。毛泽东在“湘江北去”“茫茫九派流中国”的似水流年中回望历史;在“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的风物演化中把握历史。“阅尽人间春色”,面对巍巍昆仑,他回溯波谲云诡的社会发展史。《沁园春·雪》列举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以此来“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6]P196。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畅游北戴河时,他与曹操进行心灵对话。“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联想到正邪交锋的漫长历史。《贺新郎·读史》区区115个字,纵论中国历史,认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颂扬“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对遭谗去职、愤然投江的屈原充满敬仰。“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他对敢于直谏的“中唐俊伟”刘蕡大加赞赏。“贾生才调世无伦”“少年倜傥廊庙才”,毛泽东既肯定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的经国伟略,又对他“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的迂腐至极而深感惋惜。毛泽东曾因“百代多行秦政法”,而赋诗要求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但毛泽东坚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评说历史的春秋笔法,恰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思接千载”,把历史长河写得律动跳跃,灵动传神。

(四)对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自觉服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7]P162民族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毛泽东诗词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转化为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是党带领人民为追求独立、解放、幸福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8]P143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激发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多了楼台亭阁”。

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早在长沙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四言诗·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少年时代豪气冲天,青年时期踌躇满志,壮年时期执着豪迈,晚年时期壮心不已。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9]P1抗战时期,毛泽东专门创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颂扬国民党抗日名将,在《四言诗·祭黄帝陵》中号召:“各党各界,团结永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赋予民族精神以鲜明的国际意义,表达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坚强决心。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前者是旧中国黑暗无边的噩梦,后者是讴歌新中国锦绣壮美的好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表达出中国人太空遨游、深海探险的千年梦想。

(五)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运用自如

中国历史悠久,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博弈、改朝换代、文化交锋和社会变革,积淀了大量化解危机、经邦济世、克敌制胜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徜徉于博大深邃的中国智慧宝藏,并将其炉火纯青地运用于治党治国治军,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而毛泽东诗词也凝结了历代先贤的韬略智慧。尤其是毛泽东的军旅诗词,把诗情融入战争,使战争充满诗意,不仅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的生动画卷,也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艺术再现。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具有谋划大局、创造大局、驾驭大局的过人胆略。面对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横扫千军如卷席”,一个“席卷”,一个“卷席”,这两句诗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诗意表达。

毛泽东博采众长,师古而又不拘泥于古。王船山亲历过农民战争,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着巨大力量,“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毛泽东把这种全民战争的思想萌芽升华为“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枯木朽株齐努力”。王船山认为农民起义军的作战特点是“败亦走,胜亦走”“进必有所获,退以全其军”,毛泽东将其发展成“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诗词中反映红军运动、行军的诗句不少,如“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雪里行军情更迫”“七百里驱十五日”。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有名的“走”就是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以“走”制敌,尽现了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的中国智慧。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毛泽东一反历代兵家“穷寇毋追”的兵法原则,谆谆告诫人们要戒骄戒躁、一鼓作气、除恶务尽。毛泽东思的是楚汉之争的历史教训,用的则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军国大计,因而才有了解放战争的一往无前,才有了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和长治久安。

(六)对蔚为壮观的中国气派极力推崇

《新民主主义论》在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强调:“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0]P706-707毛泽东诗词是20世纪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气魄宏伟、情志飞扬,又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其蔚为壮观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P534令无数人为之心醉神迷,在中华大地广为传诵,感染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

毛泽东诗词古朴典雅,是运用旧体诗词形式反映现实斗争和现代生活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诗词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从文化名人到历史典故,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传说,从哲学思维到日常习俗,字里行间,俯拾皆是。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比如日月江河、风雪云雾、苍松腊梅等,要么是历代文人骚客借以托物言志的传统物象,要么是现代作家用来描绘战争风云的常用素材,具有不同于世界他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毛泽东一向反对使用古奥偏典,故作晦涩。他借用的典故都是广大读者颇为熟悉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牛郎神女、吴刚嫦娥。他引用或化用的名人诗句,如“一枕黄粱再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等,一看便懂。他把“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这样的日常口语直接入诗,将“莫道君行早”“离天三尺三”这样的民间谚语信手拈来,毛泽东诗词语言质朴、生动活泼。

毛泽东诗词蕴含着充满激情的理性,炽热而深邃,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它史诗般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使读者能够真切体察中国人民的疾苦心声,深刻感知20世纪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与沧桑巨变。毛泽东诗词又洋溢着充满理性的激情,深沉而浓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想象独特、吐纳风云,在平淡中彰显神奇,在黑暗中闪耀光明,在困难中展望前途,在曲折中呈现刚毅。毛泽东诗词明显偏重于豪放格调,包涵寰宇、贯通古今,凸现出大国气象和伟人气度。

(七)对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自觉汲取

毛泽东诗词形象地寄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和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梦的理想境界、精神特质和人间正道。毛泽东诗词具有永恒的魅力,既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又有扣人心弦的穿透力;既有催人奋进的感召力,又有朴实无华的亲和力。毛泽东诗词凝结着无穷的中国力量,这股力量一定能够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中国力量,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始终奉行人民史观,他所做的一切都深深地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一旦觉醒并汇入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将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不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心路历程的生动缩影。用毛泽东的三句诗,便能勾勒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深层逻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这是不断思考与探索的重大问题。“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大革命失败的危局,毛泽东毅然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引兵井冈,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斗争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昭示了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勇往直前的人间正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有着深厚绵长的“井冈情结”,创作了《西江月·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三首词又都提到了“黄洋界”:“黄洋界上炮声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这一现象在毛泽东诗词中绝无仅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它是推动中国革命勇往直前的磅礴力量。

(八)对不同凡响的中国故事鲜明宣讲

毛泽东把中国古典诗词推向了世界。在吟咏唱和之间,毛泽东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仅让外国人了解了他的诗人才华和情感世界,而且向国际社会宣传了救亡图存、改天换地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颂扬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塑造了新中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

1936年7月,急于探寻中国革命奥秘的埃德加·斯诺率先冲破重重封锁,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采访。毛泽东与斯诺多次进行了彻夜长谈,他破例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把《七律·长征》抄录给了斯诺。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在“长征”一章,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6000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11]P202《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便风靡全球,此后,外国记者纷至沓来。

1957年1月,《诗刊》杂志首次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同年9月、11月,苏联真理出版社和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发行了内容相同的两种俄文版《毛泽东诗词十八首》。此后,毛泽东诗词的外文译本不断涌现。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邀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自己畅游长江。蒙哥马利送给他一盒555牌香烟,毛泽东则回赠亲笔手书的《水调歌头·游泳》,让这位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建设的喜人局面和美好前景。但毛泽东诗词毕竟是中国古典诗词,外国人不易理解。比如,将“黄洋界上炮声隆”误解成“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7首本的《毛主席诗词》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作品条目最多、使用文字最多的一次。足见毛泽东对诗词作品对外传播的高度重视和鲜明态度。

(九)对顺势应时的革命文化倾情塑造

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孕育而生的革命文化,是传统文化与革命风云的结合体,具有撼人心魄的时代价值,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强劲的文化形态之一。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挺立潮头,不仅坚定执着地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也热情洋溢地讴歌改天换地的革命壮举。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独特文本。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毛泽东诗词对中国革命的目标有着独特的诗意表达,具体体现在从“问天”“比天”到“翻天”“换天”的不断演进。“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天”表现出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患。“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从来不信邪,要与不可一世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分庭抗礼。“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

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词,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光辉历程,也生动反映了革命军民“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大无畏气概。“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仅一个“直”字,就使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毛泽东诗词12次出现的“旗”、9次出现的“红旗”,如“旗号镰刀斧头”“红旗漫卷西风”。其中最别致的又是6次出现的“山加红旗”组合,如“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昭示着中国革命在山里红红火火,从这山到那山不断取得胜利。红旗是人民军队的标识,红色政权的体现,红色理论的符号,具有浓厚的革命意味和文化价值。

(十)对锦绣壮美的祖国河山热情礼赞

山水属于自然造化,对山水的感知、态度与情感则是文化。《论语》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模山范水,诗人常事。”毛泽东“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具有强烈而深沉的山水情怀。但他不像古人那样一味寄情于山水,他总是超乎于山水之外,借山水来呈现他丰富的人生感悟与哲理思想,来寄托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深情眷恋,来抒发自己跋山涉水的壮怀雅趣,来表达改造战天斗地的崇高理想,来展现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毛泽东熟悉山,迷恋山,赞美山,有多首咏山之作。从“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从“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从昆仑山“横空出世”到五云山“远接群峰近拂堤”,毛泽东以“山”记史,以“山”言志,以“山”造境。“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是他战天斗地的征服对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山是他造福黎民的改造目标。“刺破青天锷未残”,山也是他敢做善为的人格象征。

毛泽东吟咏的江河湖海或汹涌、或壮阔,气韵生动,明志喻理。毛泽东凝望“湘江北去”,探寻“谁主沉浮”的国家命运;感怀“茫茫九派流中国”,思索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前途;驰骋“赣江风雪迷漫处”,开展工农武装割据;驾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创造化险为夷的奇迹;在“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黄河两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百万雄师过大江”,实现“虎踞龙盘今胜昔”;置身“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抒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他惊羡“洞庭湘水涨连天”的磅礴,欣赏“漫江碧透”的清澈,推崇“寥廓江天万里霜”的旷达,迷恋“风起绿洲吹浪去”的野趣,沉醉“浪下三吴起白烟”的浩渺,慨叹“千里波涛滚滚来”的壮美,向往“热风吹雨洒江天”的生机,憧憬“江草江花处处鲜”的繁荣。

二、毛泽东诗词中文化自信的厚重底蕴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他的才华情思和其他角色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不会凭空而来,也不只是表现在诗词作品当中。那些成就毛泽东的所有内因和外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诗人毛泽东文化自信的根源和基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激发了毛泽东的不朽诗篇,也塑造了毛泽东的文化自信。

(一)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

江西省吉安市渼陂古村有一幢名叫“唯吾德馨”的清末民宅。1930年2月,毛泽东曾在此居住和办公。屋内天井墙壁上书有一副对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毛泽东对此联赞不绝口,曾手书此联,长期挂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直至逝世,也不曾取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与这副对联可谓珠联璧合。

去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都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的办公间及卧室堆满了古本线装书。尤其是他的床铺与众不同:宽达五尺,一边高一边低,睡觉的半边高,靠墙的半边低,几乎被书籍占据。如此奇特的床铺布局,是毛泽东终生酷爱读书、好学不倦的生动缩影。

毛泽东终生都把读书学习看成是人生的第一需求,“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12]P2。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13]P8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他在湖南一师图书馆读书的感受:“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14]P214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5]P7不管人生处在什么境遇,顺境也罢,逆境也罢,毛泽东始终迷恋读书。

毛泽东曾把求学经历描述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但他从未间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始终与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包罗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而读得最多的是文史古籍。从先秦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作,包括正史类、稗史类、演义类、文学类……几乎无所不读,全而盖之。一部3000多卷、4000多万字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他24年不离身边,反复阅读。一部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看了17遍之多,令人望尘莫及。毛泽东诗词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土壤,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

(二)古典诗词的深厚功底

曾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整理了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涉及429位诗人。汉、魏、南北朝诗150多首,唐诗约600首,明诗近200首。圈画过10首以上的,有陶潜、杜甫、辛弃疾等24位诗人。[12]P3至于他读过而散佚的诗词和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诗词,都无法包括在内。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涉猎广博,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韵。他对诗词集本中有关作者生平、创作经验、引用的典故或编者对诗词的评价等,他都表露出极大的关注和阅读兴趣,常加圈点。

毛泽东的诗词功底有时甚至令一些职业文人都自叹弗如。明朝诗人李攀龙作品流传不广,一般人未必注意到。诗人臧克家曾说:“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但对他的作品没读过。”而毛泽东在两部《明诗别裁集》中,圈划过李攀龙的诗22首,称赞说:“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据周世钊1972年10月2日日记记载,毛泽东在同他谈到林彪时,曾随口念起李攀龙《怀明卿》一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并说,如将诗中“侍臣”改为“叛徒”,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在解释《七律·登庐山》“云横九派浮黄鹤”一句的“九派”一词时说,就是引自李攀龙《怀明卿》一诗的。[12]P4

毛泽东一生与古典诗词有不解之缘。读诗、学诗、吟诗、赋诗、解诗、论诗,对毛泽东而言,是情趣爱好,是生活方式,是政治工具,也是交往手段。毛泽东深厚的诗词艺术修养,催生了诗人毛泽东的勃勃诗兴,锤炼了毛泽东诗词的才思韵味,更凝结了中国诗词文化的一脉相承。正因为他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他能够出口成诗。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往往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能够随口背诵出许多古典诗词。

(三)湖湘文化的直接熏陶

湖南是赤县神州的芙蓉国,湖湘文化是指长期以来在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形态。岳麓书院大门外有副名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涌现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等经世致用、大气霸蛮、以天下为己任的历代名人,影响深远。

一代旷世逸才杨度曾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下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与豪气。彭大成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总结了湖湘文化的五大特征: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16]P187-202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湖湘文化先贤们对毛泽东思想上的熏陶,环境上的感染,行为上的内化,使他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学识修养打上了深深的湖湘文化烙印,练就出毛泽东坚毅顽强、勇于承担、积极独立、乐观自信等品格。敢为人先的思想意识使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毛泽东深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世致用的韬略智慧使毛泽东寻求到救国救民的“人间正道”。毛泽东诗词中所表现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操、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情调以及乐观豁达的现实主义情怀,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山水相依、灵动多变的地域特征使湖湘文化韵味无穷,也给了诗人毛泽东文思泉涌、新颖别致的诗词创作灵感。

(四)天赋个性的充分体现

湖南人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了得难”而闻名,这些个性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他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17]P319用“虎气”和“猴气”来比喻自己的性格特征,是毛泽东的又一创造。

毛泽东自幼就倔强好胜、敢作敢当,桀傲不驯的“虎气”是他性格的主旋律。在同斯诺回忆往事时,谈到少年时代与父亲所发生的冲突时,毛泽东的表现无疑是最为轻松、最为幽默风趣的。比如,“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11]P121-122诸如此类的经历,塑造了毛泽东的“虎气”个性。

而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是以“叛逆者”的角色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造反”中度过了一生。这位传统社会的叛逆勇士与造反斗士,正是中国革命在人格精神上的象征,驱动毛泽东创造了开天辟地的辉煌业绩。从“诸公碌碌皆余子”“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从“万水千山只等闲”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从来不怕压,不信邪,他总是满怀信心,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具有战胜强敌的英雄气概和攻坚克难的坚强决心。

《西游记》是毛泽东读私塾时最早读到的古典小说,他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这是把握毛泽东内心世界以及天赋秉性中“猴气”一面的重要线索。“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看重它灵活善变的机智敏锐,更欣赏它无拘无束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一向特立独行,不愿循规蹈矩。他曾说:“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18]P187

(五)时代潮流的反复磨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密不可分。从20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开启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实现的。毛泽东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曲折坎坷、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这一历史进程成就了毛泽东的千秋伟业,催生了毛泽东的光辉思想,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磨砺了毛泽东的钢铁意志,练就了毛泽东的卓越才华,塑造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即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中国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获得新生。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孕育了一种改天换地、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敢于担当的革命文化,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矢志不移、不断前行。毛泽东是这一革命文化的贡献者、倡导者和传播者。这不仅夯实了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也成为诗人毛泽东文化自信的现实来源。

(六)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

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袁枚诗云:“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历代文人在做诗方面一直有炼字、炼词、炼意,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深知:“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6]P323他对自己的诗词作品要求甚严,轻易不肯出手,始终抱着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态度。

毛泽东坚持改诗,锲而不舍。毛泽东诗词,特别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那些诗词作品,都经过一改再改、反复润色。从诗词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行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毛泽东都精心琢磨。比如,《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中的逗号就几经挪移,先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来他根据袁水拍的建议才最终确定。

民族英雄林则徐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行自勉。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尽管毛泽东的诗词成就已经达到柳亚子所谓的“令千古词人共折腰”的境界,但他始终保持低调,认为自己的作品要么“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6]P308,要么“主题虽好,诗意无多”[6]P323。他总是拜纳批评,从善如流,竭诚欢迎别人进行斧正,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七律·长征》“金沙水拍云崖暖”中“水拍”原作“浪拍”,1958年12月21日,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6]P195毛泽东所说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是指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七律·到韶山》第一句原为 “别梦依稀哭逝川”,梅白建议把“哭”改为“咒”字,毛泽东欣然接受,并风趣地称他“半字之师”。 谦虚提升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水准,也增添了他文化自信的底气。正因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存之于胸,求之于尽善尽美,毛泽东诗词无不意新语工、独步诗坛,成为千古绝唱。

三、毛泽东诗词中文化自信的深刻启示

党的二十大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毛泽东诗词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毛泽东诗词中的文化自信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领略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魅力,感悟毛泽东诗词中的文化自信时,要深入思考,全面把握,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思想启迪。

(一)立足中华文明,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民族定位

文化的民族性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民族繁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对此,毛泽东具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0]P663、706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构成其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他的文化民族性思想。

把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第一要素,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纵观诗人毛泽东的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尊重、继承和发展是他矢志不渝的文化信仰和实践。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表现在作品内容与形式方面各个要素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19]P90毛泽东诗词鲜明的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描写和歌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可歌可泣的斗争画面或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其次表现在描绘具有民族生活特色的场景,抒发具有民族风味的亲情友情乃至无产阶级的壮志豪情。还表现在诗歌意象的营造、诗体形式的运用以及诗歌语言的民族特色等许多方面。

毛泽东诗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当年,西方国家的元首和政要,在来中国之前都要先了解毛泽东诗词。截至20世纪末,各国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达7500万册。国外不少专家学者还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评介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专著。到目前为止,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把毛泽东诗词作为诗歌艺术专门课题进行研究。这正应了鲁迅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二)面向人民大众,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人民导向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路社》中写道:“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20]P40唐代罗隐《蜂》诗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P60如何将文艺与大众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文艺问题。“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P58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熟悉大众语言,适合民众需要等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有效解决。毛泽东的这一诗学理念,对于诗词创作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生动体现,在创作方向、选材立意、感情抒发和创作方法上,都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21]P89寥寥数语,显示了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的实践,关注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是毛泽东诗词的核心理念。写人民,赞人民,始终是毛泽东诗词的主旋律。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颂、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坚持大众化的写作实践,他的诗词虽是古典形式,但从不故作高深。他大量运用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使写景抒情、表意达理更加生动形象,既富有诗意、琅琅上口,又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堪称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之广,超出了五四运动以来任何一部用白话写的新诗。

(三)把握时代脉搏,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938年秋,毛泽东接见从武汉到延安的诗人臧云远,问起武汉文艺界的情况。臧谈到在武汉文艺界的座谈中,有人提出通过朗诵的语言接近大众语,大众语也变成了诗的语言。比如,去年“飞机”两字不能入诗,诗人叫飞机是“铁鸟”,飞机在生活中多起来,今年的诗歌就叫“飞机”了。毛泽东的诗词语言与时俱进,用新词,讲新话。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写道:“要作新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决不能要。”[6]P334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实践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诗词所吟咏的内容与时代的发展进步同频共振。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剪影,浓缩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主题和时代精神,是诗的历史,是历史的诗。毛泽东诗词跳动着时代精神的脉搏,激荡着时代感情的潮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解读毛泽东所处时代的鲜活教材,能够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理解和认识。只有读懂了毛泽东诗词,才能读懂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与波澜壮阔,读懂“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现实逻辑和历史真谛。

毛泽东文化自信的实践性特点使得毛泽东诗词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尽管毛泽东诗词也闪耀着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光芒,但现实主义始终是毛泽东诗词的主基调,表现出坚实、厚重的生活基础。透过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不懈奋斗的恢宏精神和博大胸怀,领略到他一路走来的坚实脚步、心路历程和革命功绩。他以一个旧世界的改造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姿态扎根于现实生活,审视观照一切,从社会实践中吸取素材,以真实性充实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丰富而广博的社会生活和实践要求,不愧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艺术实践的结晶。

(四)力求融会贯通,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高度自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一个整体,辩证统一于历史实践。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之源,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浸润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在诗词创作中所迸发的才情与思想,丰富而深邃,是四个自信的高度融合。

当毛泽东横槊赋诗,挥毫写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这种诗句的时候,谁能分得清他究竟是诗人还是军事家?谁能说得清这是文韬还是武略?当毛泽东纵览天下风云,理性分析“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这样的国际局势的时候,谁能看得出他究竟是激情赋诗的文人还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谁能讲得清这是时事报告还是内心独白?毛泽东诗词彰显了一个革命家的文化自信,同样也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信念上,他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军事战略上,他坚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历史观点上,他主张“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行为方式上,他奉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生活情趣上,他热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把诗人的文化自信与政治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结合得天衣无缝。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说:“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至少五位一体的人。他是在全中国点燃造反之火的农民组织者。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狂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机构的首脑。”[1]P295

(五)掌握科学思想,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正确方向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当中,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征程。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光辉实践的理论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丰厚滋养的完美结合,是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撼人心魄、发人深省,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是一个普通文人的游戏之作,而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段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实践纪实与生活感怀。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真实再现,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诗意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升了毛泽东文化自信的境界。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文化自信的根,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使其有了魂,所以才会那么深刻、那么稳健、那么执着。

以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为例,它是毛泽东诗词当中艺术成就最高的精美华章。它不仅仅是毛泽东所经历的革命战争风云的壮丽画卷,同时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战争谋略的艺术演绎。毛泽东的每一首军旅诗词,表面上看,是毛泽东对具体战争事件的描述或评论,而实际上,则是毛泽东科学分析战场形势和准确判断敌我优劣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策略观。“战地黄花分外香”“钟山风雨起苍黄”,这些浪漫诗句的背后,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正因为有科学思想的指导,他才能够把旷古绝伦的战略思维和策略艺术驾驭得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才使得毛泽东军旅诗词的文化自信能够豪迈地转变为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心和摧枯拉朽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