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霞 原 磊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当前,我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积极稳妥地塑造高水平安全。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关系

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发展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构建自己未来的能力,而安全是为了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一)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安全对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能够引领发展,成就发展和衡量发展。很多情况下,安全容易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但一旦安全出现问题,就会对国家利益和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也会对老百姓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首先,安全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追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也将安全作为人类的基础需求,并指出人们需要稳定、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能免除恐惧和焦虑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必然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为了更好保住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将更好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要求。其次,安全为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影响。安全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具有传导效应和联动效应,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问题,都可能会对总体安全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今世界竞争中,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成为集聚全球优势资源的关键优势,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往往朝向更加安全的国家或地区流动。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利益,就必须要营造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最后,安全是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发达,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总量并不低,1820年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2.9%[2]P340,经济总量和人口均居世界第一,但是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较低,不仅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而且国内也是危机四伏,瘟疫、叛乱、吸食鸦片等问题层出不穷。由于没有安全作为保障,发展成果也就无法保持。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不得不割地、赔款、商定关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倒退,1870年我国经济总量下滑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7.2%[2]P340,在清朝灭亡后的1913年,经济总量进一步下滑到全球经济总量的8.9%[2]P340。由此可见,对发展水平的衡量,不仅要看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要看保护财富的能力。

(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3]安全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能力,而发展是提高保障安全的能力的根本途径。首先,发展能够提升维护安全的科技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促进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必须要依赖于科技赋能,运用最前沿的科技来提高国家安全治理能力,而科技能力的提升必须要依赖于发展来实现。例如,数据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源,而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的基础性安全。数据安全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物理空间边界,在数字社会中所涉及的诸多领域无一不需要数据支撑与表达[4],一个国家如果无法保障自身数据安全,也很难保障其他方面安全。为了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必须要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更加安全、更有韧性、更保护隐私、更公平的数字生态系统,提高国家的数字治理能力。其次,发展能够奠定保障安全的综合国力。国家安全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需要不断地塑造和维护,必须持续投入大量经济社会资源。一个国家必须要通过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才能有足够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军事、科技、文化等安全相关领域,才能取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才能更好保障自身安全。从全球来看,能够保障自身安全的国家,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往往面临着贫困、落后、失业、政局动荡、依赖他国等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与综合国力之间呈正相关,发展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保障安全的根本途径。最后,发展能够化解威胁安全的各类风险。工业化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各种各类风险形成并充斥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5]P7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既要防范化解小概率高风险的“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化解大概率高风险的“灰犀牛”事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风险,其防范化解都必须依靠发展来实现。例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增加了经济社会脆弱性,造成发生“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概率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很难依赖调整存量来实现,而是要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更好地调整增量来实现。

二、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环境,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科学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

(一)国际环境向复杂、多变和脆弱的方向演变

在全球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和国家之间利益格局失衡的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向复杂、多变和脆弱的方向演变。首先,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导致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国与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持续加深、竞争博弈手段多样化等多个方面。从世界多极化来看,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向着“多极化时代”逐渐过渡,国际力量对比正加速朝着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这一过程将十分漫长,并且会伴随多次反复甚至冲突对抗。从国与国依存关系来看,全球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各国之间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险传导也变得更加迅速,局部问题可能会迅速演变成全球性问题,对各国安全治理造成挑战。从大国竞争来看,博弈领域已经遍布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诸多领域,博弈主体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博弈手段包括政治颠覆、军事参与、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科技控制等多种方式。其次,国际环境的多变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多变性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和中美关系的恶化。从西方国家政治格局来看,政治“右转”势头加强,反传统、反建制、反精英思潮上升,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宗教政治化进一步抬头,对这些国家传统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冲击,也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从中美关系来看,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将我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对我国进行打压遏制,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破坏国际经济和世界贸易秩序、规则。最后,国际环境的脆弱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军事冲突频发、经济风险增加、粮食危机加剧。从军事冲突来看,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引发大国之间大规模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迅速增加。同时,美国通过军事部署、海上巡航等手段,插手台海和南海问题,试图干预地区争端,导致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从经济风险来看,受前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美国和欧洲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从2022年3月份开始,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了持续加息,这也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统变得更加危险。[6]从粮食危机来看,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缘冲突升级等因素影响,粮食生产和运输变得更加困难,未来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

(二)国内环境处于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也急剧增加。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资源环境条件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20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的13205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从后发追赶向超越领先的转变,往往是发展历程中最为艰难的爬坡阶段,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承担的“阵痛”,必须要通过转型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6]现阶段,我国经济主要面临四个方面重大风险。首先,宏观经济过快下滑风险。受居民消费大幅下滑、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萎缩、世界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压力,2022年我国经济增速为3%,处于多年以来的较低水平。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但如果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其次,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必须要坚持的底线。当前,我国要防范外部输入风险,在美欧国家持续加息的作用下,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十分脆弱,避免国外突发事件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同时,也要防范内源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要避免地方债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再次,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但大量企业都是集中在产业链低端环节,而产业链高端环节往往由国外企业把控,很多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关键设备往往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一旦国外企业停止提供,我国就面临“卡脖子”问题。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会严重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从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最后,房地产风险。房地产的风险既体现在房地产企业倒闭对金融系统造成冲击,也体现在购房群体因无法偿还购房贷款,而导致的断供、弃房等问题。[6]目前,我国很多房地产企业由于销量大幅下滑导致资金难以回笼,因此频繁“暴雷”;同时,因为房价下跌、购房者收入下滑、期房“烂尾”无法按时交房等原因,导致“断供房”数量急剧增加。

(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带来新挑战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首先,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人民安全带来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费者通过提供部分个人数据,从而获得企业更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然而,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个人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问题,从而对人民信息安全造成损害。据Risk Based Security(RBS)《Data Breach Report:2021 Year End》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公开披露的数据泄露事件4145起,共导致超220亿条数据泄露,造成数据泄露的原因主要包括黑客入侵、内部人员泄露、工作失误等。除了个人隐私数据以外,还有一些非常敏感的特殊数据,包括生物信息、基因信息和健康数据等,一旦被滥用,将会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安全。其次,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目前,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网络自由”而窃取其他国家数据,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进行策反,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发动颜色革命,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严重损害。随着ChatGPT被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西方国家通过选择性的数据采集和有偏性的算法,对敏感信息进行过滤和控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最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维护国家利益带来挑战。当前已经进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的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正成为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大数据资源的多寡则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数据影响力乃至政治经济影响力。[7]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经济活动频繁,且市场需求层次丰富、类型多元,是世界上数据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数据资源也成为国外竞争者争相窃取的对象。国外对我国数据的窃取,既包括一些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数据,也包括很多个人隐私数据和敏感数据。数据被窃取不仅会造成国外竞争者对我国数字产业发展进行打压,损害国家利益,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

在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工作的基本遵循。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体系

总体安全观是一种整体性国家安全理念,总体安全要达到的目的是各类安全问题耦合而产生的整体涌现效应,其强调各类国家安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而不是各类安全的简单相加。[8]从国家安全要素来看,有“五位一体说”[9]、“十一种要素说”[10]和“十二种要素说”[11]等不同观点。其中,“五位一体说”认为国家安全要素主要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等五个方面;“十一种要素说”认为国家安全要素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十一个方面;“十二种要素说”认为除了“十一种要素说”中提到的安全要素以外,还应当包括国民安全,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谈到“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实际上,无论是“五位一体说”,还是“十一种要素说”“十二种要素说”,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不同角度阐释。从把握国家安全的原则来看,中央主要有过三种不同表述的“五对重要关系”。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12]二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13]三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14]综合来看,这三种表述中,实质上是提出了七对重要关系,需要我们在理解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把握。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问题长期探索的重要创新。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但尚未安定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提出了严峻挑战。毛泽东做出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将保卫新中国安全作为最为紧迫的任务。这一时期,国家安全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知识与科技已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新主题的主张。此时,维护国家安全不再单纯地思考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领土和主权安全,而是更多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纳入考虑范围。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概念,1999年3月将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5]P312-318,2001年7月又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16]P264-299。“新安全观”涉及的只是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忽视了传统安全问题,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在当代国家安全问题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具有片面性。[11]2006年以后,党中央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观”表述。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价值。第一,安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国家往往是单一主体,其他主体,包括个人、组织、社会等往往被忽视,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基本框架,强调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实质上是将多元化主体都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内。第二,安全内容由狭窄到广泛。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安全内容往往是限定在政治安全、领土和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后来加上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部分非传统安全内容,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提出了十二种国家安全要素,国家安全内容进一步丰富。第三,安全范围由注重外部到内外并重。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往往是注重外部安全,而不注重内部安全,事实上内部安全是影响国家安全的直接因素,维护外部安全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实现内部安全。当前,我国内部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矛盾凸显,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社会稳定等问题,这些都是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体现了对安全范围的拓展。第四,安全观念由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往往推崇采用军事手段以威慑或防御外敌胁迫或入侵,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基础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导致世界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实质上是要在深化对外开放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世界各国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动态平衡。第五,安全手段由防御到塑造。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往往是强调对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是在已有国际规则下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被动防御的逻辑,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实质上是要在发展中提升自身实力,更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营造更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更好保障国家安全。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理念的逻辑联系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能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上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高质量发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第一,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以后,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然要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必然要由要素扩张驱动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必然要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原始创新不足、重点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不完善等短板。这些都对我国的科技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对我国来讲,要想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发挥科技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就必须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既体现在产业之间的不协调,也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从产业来看,我国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大量企业集中在低端环节,而在高端环节面临着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从区域来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部分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升级困难、地方债等问题,威胁经济社会稳定。为此,必须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加产业发展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协调性,从而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第三,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我国做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为此,我们必须要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生态安全,坚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低碳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好转,同时要保障资源安全,维护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稳定,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四,要实现开放发展必须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然而,在开放过程中,我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围堵和遏制,不仅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对我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为此,我们必须要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开放发展中既要合作共赢,也要坚持斗争,为我国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五,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为了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要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改进居民收入分配和区域收入分配,从而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为此,必须要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更好维护群众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防范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战略性调整,也是我国解决国内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17]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通过新安全格局来保障,只有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认识和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获得内外循环互为条件、彼此依托、不可割裂的整体视角,并将重心放在构筑起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上。[18]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着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增强我国在复杂发展环境中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其内涵在于更好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潜力,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各类风险带来的影响,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障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发展,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增加,经济运行风险也逐渐积累,安全问题也更加凸显。为此,必须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一是坚定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我们要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释放经济发展动力,同时也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安全稳定。二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和针对性,避免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高度重视就业、物价、房地产等指标,避免对民生领域造成冲击。积极主动化解地方债风险、房地产风险,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满足合理融资需求,修复融资预期,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畅通经济循环中的各类堵点、断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优化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更好激发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全面释放强大国内市场潜力。三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更好保障安全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历史一再表明,人民安全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过程中,要重点抓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避免一些突发因素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冲击。对于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要协调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进行解决,及时发现和消除不稳定因素。

(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我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内涵在于更好的实现内外经济循环的联动,在全球范围集聚和利用资源,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动力。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开放发展的今天,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很难割裂开来,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17]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必须要形成特定组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而对我国来讲必然存在相对过剩的生产要素和相对不足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有利于提升国内循环效率水平。从商品市场来看,消费活动本身是一个系统,必然涉及到很多具有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也会带来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因此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要同时增加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消费。然而,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需要积极主动地进行防范和化解。为此,必须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是维护好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我们从革命胜利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依靠。然而,中西方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差异,在制度上也大相径庭。为此,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时,必须要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尤其是防止国外对我国政治渗透、文化渗透,防范对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破坏。二是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的供给安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供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更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基础,同时还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部分能源和重要资源上还严重依赖进口,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也存在“卡脖子”问题,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在深化对外经济合作中,必须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维护生物、网络、人工智能、数据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实力,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我国要想保障自身安全,必须要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从而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尤其是在生物、信息等新兴领域,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主要演变为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手段争夺技术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能力更加充分地体现为国家安全能力。为此,必须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提高安全能力的根本途径,不断提升科技安全、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强化科技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