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立

(中国人学学会,北京 100871)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并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既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关论述一脉相承,又以其特有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而自成一体。全面、深入地认识和践行这一思想蕴含的一系列创新观点及战略部署,需要我们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上把握其鲜明的实践品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实践是现实的人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能动创造性和社会历史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环节,其哲学基础在于唯物辩证法,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器不二”“即体即用”的人文精神,彰显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

(一)实践理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理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根植于其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一体的实践性和群众性。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社会实践”。与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科学”界定存在本质不同的是,辩证唯物论认为,“科学”并非主体对于客体的直观反映,而是现实的人作为能动的主体通过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等实践的方式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科学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离开了特定主体的具体实践活动,人们既不能获得任何科学认识,也不能真正理解某一项科学认识,更谈不上合理地利用了。

“文化”是什么?古往今来对此有许多不同的回答,在唯物史观这里,广义的文化即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与一定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观念上层建筑,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文化成果,既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独创或少数文化精英象牙塔里的产物,也不是“神”和“上帝”的恩赐,而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物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把这一党性原则贯彻到文化领域,就是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1]历史说明,成功推进包括理论创新在内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着眼于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精神生产,在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走好群众路线。

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西风东渐,放眼世界范围,面对不同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其局面之复杂、交织之深刻、冲突之剧烈、过程之艰难以及结果之斐然等,在中国面前,无出其右者。近代“文化救国论”者欲从文化入手,希望以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层面的变革,但是他们不了解的是,失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的物质基础,观念上的碰撞只能是隔空对话,对于实际的改变其实是微乎其微。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以其羸弱的力量,固然也有其文化纲领,但由于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从一开始就走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去了,试图挽救“中国之命运”的种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与此相比,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旨在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理论,一经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在转化为改天换地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同时,中华民族由此就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而中国文化长期为人所看不起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进入了新时代。在全面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从而以“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运动规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看,“两个结合”的本质在于作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作为特殊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实际”的结合。“结合”之所以能够发生发展,基础和根本都在于“实践”,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人类大同的丰富而生动的具体实践。正是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才获得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二者融合发展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今天,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作为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在宇宙观、价值观、历史观、生态观、文明观等基本层面相互契合,在认识论上也存在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一文中就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关系”为副标题给予了揭示。与西方等相比,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哲学世界观上是一元论,所谓道统在于敬德保民、利用厚生,中国人历来在文化性格上主张己立立人、反对强人所难,践行中道平和、远离自我中心,讲究义利统一、拒绝唯利是图,注重力行实干、摒弃坐而论道。这种深植民族血脉的实践理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是内在契合的。二十世纪以来,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标志,以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以资本为中心、以工具理性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性”愈益暴露其脆弱、危险的一面,正在把全人类推向灾难境地,而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以实践理性见长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实际上为当今世界破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植根中国实践的中国方案。

(二)问题导向

事物是矛盾的集合体,呈现为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诸多战略部署,正是在围绕回答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蕴含强烈的问题意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在文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2]“文化”“文明”问题被提到时代高度加以重视,必然有其内在逻辑,这就是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后,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宏伟目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为此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事实上,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毛泽东曾形象地用“懂宣传”这个“笔杆子”与“人民军队”的“枪杆子”相提并论。毛泽东将报刊视为拿笔的“文化军队”,提出“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方针。[3]P158在各种政治势力竞逐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胜出,最大秘诀在于从一开始就重视包括理论创新在内的全部思想文化工作,在紧握“枪杆子”这个有形而有限武器的同时充分发挥了“笔杆子”这个无形而无限“武器”的作用。与前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相比,党的二十大之后,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增加了“文化”二字,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历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被放到更加突出位置的重要标志。理论创新在全部宣传思想文化中居于根本性地位,发挥着引领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实践,要想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保持应有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首要的和根本的都在于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凝心聚魂。在这个意义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既是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客观要求,也构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环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足必然要求相应的精神生活,而“文明”正是对这一切发展成果的凝结。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而生生不息,基础在于维系天下一家的中华文化,在于各民族千百年来在交流交融中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无不高度重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领导,必须确立思想上的领导,而这又是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已经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依然艰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风化人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实形态的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依然不够,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待更好地满足等等,说明以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支点进而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越发紧迫,而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谱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就成为重中之重。

(三)重在建设

习近平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5]以立为本、立破并举,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品格。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文化问题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生产生活问题紧密联系的,认识和解答文化上的问题,必须从变革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以及人的自身发展等实践层面着手,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重在建设,务求实效。

文化以其相对独立性具有强大历史惯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作为现实形态的传统文化已经随着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结构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可对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伦常观念依然有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国文化传统悠远深厚,但也是鱼龙混杂,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先进与落后,做到扬长避短,历来聚讼纷纭;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今对外开放日渐扩大的时代背景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更是强势而来,如何对待泥沙俱下的外来文化,哪些可以为我所用,哪些又是必须坚决予以摒弃的,长期以来也是观点各异。马克思主义作为发源于西欧的外来文化,以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而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但如何扎根特殊的中国历史文化土壤,最终实现“本土化”,可以说自从传入中国以来就始终存在这个问题;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哪些理论论断是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哪些具体观点是为实践证明为不正确的,哪些又是需要扬弃的,归根到底是我们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部中国现代文化演进史表明,对上述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的真正解答,应归功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异成果,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立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事实上,正是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在立足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在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蔚然成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实践指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能够做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勇猛精进的无畏情怀,根本上取决于这一思想赖以发生发展的实践本位,取决于它对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给予的深刻回应。有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武器,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将得到空前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

习近平指出,“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绝不是单纯逻辑体系的构建,不是概念自身运动的结果,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反映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凝结着党对于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揭示了两个大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深度交织背景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是已经并将继续为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一)回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之举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从逻辑上深入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发生发展的重要支点。

科学认识并回答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借以确认历史方位以及中心任务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推进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渊源深厚,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不是从时空而是从理论的内在逻辑上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的“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也是其“文化篇”的逻辑起点。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上,则是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通过不断变革自身体制、机制、观念等,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变,决定了党在新时代“中心工作”的确立与部署。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变,但并没有改变其根本性质即仍然是以“发展”为导向,变的只是在物质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对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追求。与此同时,对外开放背景下,在我国物质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的前提下,从民众、社会到国家,包括家庭伦理、商业伦理、科技伦理、舆论导向、媒体融合发展、学校思政课、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承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外传播、文化安全、自主知识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人类共同价值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任务日益凸显。正是针对上述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而提出的诸多文化建设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当初“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到新时代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并把“文化自信”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科学部署并积极推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文物保护与利用、博物馆、文化产业、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等各项思想文化建设,从而为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思想保证、赋予了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了有利文化条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文化思想顺应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要求,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有着清晰而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推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根本指引

伟大的实践造就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实践。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5]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十三个方面成就”中提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4]后,2023年10月,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6]。这说明,对于新时代以来我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积极变化、取得的显著成就,党中央的认识和评价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递进式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历史与逻辑是内在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7]P14新时代以来,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厚重,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习近平先后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23年针对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就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化传承发展等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等。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上,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到“坚持文化领导权”,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的高度重视;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上,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在“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上,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上,彰显中国共产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在坚定文化自信上,深刻阐明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把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和着力点;在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上,深刻总结了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规律,明确了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原则要求和方法路径;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上,深刻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宣示了我们党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上,指明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上,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情怀大格局,等等。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功实践表明,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身体力行和全力推动下,整个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在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性质、保证、方向、任务、道路、原则以及路径等全方位一系列原创性思想的指引下,成功应对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风险挑战,从根本上扭转了不利形势,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开创了新局面。

(三)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崭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时代新征程,要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就一刻也不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

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理论思维”的确立又是理论上成熟的要害所在。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P436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以及后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意味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熟,标志就是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为内核的“理论思维”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成功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结果。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观点,也是其赖以形成的重要方法论遵循。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这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二者统一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所以成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绝不是脱离当下中国文化建设具体实践的主观想象,而是着眼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这里,我们远的不说,仅就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在文化建设上的曲折进程就可约略看出其中的意蕴。

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即一面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激烈反传统立场,一面是以辜鸿铭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历史早已对这两种激进的文化态度给予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以熊十力、钱穆、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仅反对自由主义文化观,也强烈拒斥马列主义,认为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乌托邦”色彩,与中国文化传统是疏离的,不仅不会落地生根,还会对自成一体的中国文化带来伤害,惟有在宋明新儒学的基础上实现“返本开新”,才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出路。而以杜维明、余英时、唐君毅等为代表的所谓“当代新儒家”在文化观上尽管有所矫正,但万变不离其宗,终于脱不了调和而非创造、复古而非尊古、守旧而非守正的本来面目,林毓生虽然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并试图以此推进中国思想的“现代化”,但因其缺乏特定历史主体的生动实践作为物质基础,“创造性转化”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总之,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对其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无视近代以来在剧烈社会变迁基础上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演进逻辑,尤其是其对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及在实践中创造的新文化,采取了全然否定的立场,故此,将其归于文化保守主义已还不够,其中还存在一个政治眼光乃至政治站位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以李约瑟、费正清、卜正民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西方有见识的学者注重发掘中国文化蕴含的普遍性价值,希望发挥其对于“现代性”的纠正和补充,其中尽管多有错漏甚至依然充满西方中心论,但客观上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人们对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出于对西方工业化带给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发展的严重负面影响,以德里达、哈贝马斯、德里克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表现出希冀从中国文化系统中寻求疗治现代社会症结的冲动,这反过来也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直通“现代化”的预期。

毋庸讳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都面临一个如何具体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其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实际推进。极端事例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被以“破四旧”的名义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结果就是在极“左”路线下的“大革文化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社会思潮长驱直入、鱼龙混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之风开始滋长,以电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的崇洋媚外观念一度肆虐,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大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国内文化界涌起一股以“诵经”“寻根”为指向的“国学热”,彰显人们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精神世界回归传统的取向,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威逼下,同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大背景下,一股非理性、关门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大量表现于各类网络空间,成为影响乃至左右民众思想和行为取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动向。对此,需要重申的是,在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设取向已经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来没有放弃应有的民族立场,反而以实际行动深刻表明自己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但是,应有的民族立场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天壤之别,这不仅取决于科学实践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还在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华夷之辩”早就说明,任何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立场都是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P585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抽象继承”也许具有学术价值,但脱离开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毕竟无法落地生根,试图在碎片化中只取对我有用的那部分、进而仅做观念层面的对接,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骨子里“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理路无疑是死路一条,旨在“返本开新”的保守主义立场也不足取,非此即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是两极相通,对“西方中心论”的真正超越绝不能是改头换面的“中国中心论”,惟有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取向,采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对传统文化予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其实质在于它真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本民族的固有传统,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化传统进行优劣长短的判断和取舍,也正因为如此,“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成功实践,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体现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创新规律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凝结和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两个结合”一起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备的“理论思维”。这一“理论思维”所展现的不仅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更有其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和独有的精神气质,一方面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桥和船”,同时,从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十一个方面也鲜明而彻底地贯彻着这一“理论思维”。

如同“文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自信”之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位置及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独立成篇,但并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整体中有局部、局部中见整体,与习近平外交思想、强军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经济思想等全部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10]显然,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都发挥着强大支撑性、引领性作用。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面向的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要求

正确地提出并回答问题,正是“理论”的本质所在。对于“新的文化使命”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一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解答,既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同时也反映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政治论断,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1]。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阶段新征程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后,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6]。可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两个大局”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大文化”建设上进行的顶层设计,而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十一个方面为基本内容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既是践行这一使命的经验总结,同时为下一步更好地担负这一使命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在这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把握“体”“用”关系,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至关重要。

“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范畴,如《周易·系辞传上》云“显诸仁,藏诸用”,《论语》有“礼之本”“礼之用”的记录,《荀子·富国》篇中有“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的记述,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论及道家的宗旨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等。“体用论”在中国古典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着古人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如“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等。中国传统体用关系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则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体”即“本体”,与中国古人以及外国哲学主张的形形色色的“实体”(著名的如“上帝”“第一推动”“原子”“绝对真理”等)有本质不同,与西方科学称谓的“经验事实”也不同,它指的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特定客观事物的性质、规定、规律等,“用”指的是该事物在实际运动变化中呈现出来的表象、个性、功用、取向等。事物的“本体”并非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东西(西方自然科学通过实验的手段获得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是感性的而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作为事物内部与外部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是需要运用理论思维透过种种表象(即“用”)才能把握的“本质”所在。正是在这里,在什么是“真理”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真理”的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立在所谓“经验事实”基础上的西方哲学划清了原则界限。在体与用的关系上,正如在物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实践与认识等基本问题上一样,习近平文化思想彻底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现实中芜杂并存的文化现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艰辛理论思考,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规定性也即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基于规律性的认识对当下乃至未来一个时期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以及方针政策,因而呈现出鲜明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体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九个坚持”概括的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认识之中,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2]等;体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明确的“十四个强调”之中,即:“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好中华文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明”“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13];体现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出的“七个着力”之中,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6]。从“九个坚持”到“十四个强调”再到“七个着力”,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展示的是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针对不同阶段的任务以及工作全局提出的原则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有“体”有“用”、“体”“用”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对这些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凝炼和理论升华。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围绕新阶段新征程的这一“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等等,对于文化建设在其中应该明确的道路、方向、目标、任务等给予了清晰界定,实际上已经作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基本内容确定下来。按照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确保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肩负的历史任务,首要的和根本的都在于,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使之转化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的强大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