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杰，郭汀汀

（中国航油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能源需求进一步提升，国内油气资源逐渐难以满足消费需要。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1]，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在海外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能源投资，海外能源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暴发，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19年的增长2.36%，骤降至2020年的萎缩3.6%，2021年恢复增长5.7%，2022年放缓至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将进一步降至3%。同一时期，中国经济虽然韧性较强，但也发生了较大波动，GDP从2019年增长6%降至2020年增长2.2%，2021年恢复增长至8.4%，2022年增长3%，国家统计局预测2023年将增长5.5%[3]。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是中国开展海外能源投资的出发点，良好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开展海外能源投资的必要前提。

疫情以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相比疫情前发生重大变化，这对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在新的宏观形势下，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形成了哪些特征？这些是本文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1 疫情以来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状况

本文所述海外能源投资是指围绕海外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品种业务开展的权益类投资，下文主要对疫情以来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规模、结构、区域、主体、类别分别进行分析和介绍。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全球数据投资追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更新至2023年6月。

1.1 疫情以来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规模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2019年达到了高点306.6亿美元。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海外能源投资也受到严重冲击，2020—2022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项目共61个，总规模为382.3亿美元，与2017—2019年3年投资总规模727.7亿美元相比降低了49%（见图1）。其中，2020年海外能源投资131.6亿美元，环比下降57%；2021年132.4亿美元，环比增长0.6%；2022年118.3亿美元，环比下降10%，仅为2019年水平的38.9%。2023年1—6月，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项目共11个，总投资规模55.6亿美元，比2022年同期下降31.7%[4]。

图1 2017-2023上半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规模

由此可见，疫情对海外能源投资规模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投资规模比疫情前大幅下降，疫情后的海外能源投资规模约下降了一半；二是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并未随着疫情管制放松、经济报复性反弹等回升，疫情暴发后的3年里，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均处于较低水平，2023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并没有立即回升，投资规模整体走势为“L型”。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本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投资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化水平是影响海外投资的最重要因素。能源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发展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也是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疫情暴发后，人们原有的工作、生活模式被打断，对何时走出疫情和经济前景感到困惑，各国消费、投资、进出口均大幅下降，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在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企业和个人风险偏好降低的大背景下，本国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收缩，全球资源、物资、人员流动受限，企业普遍经营发展受到影响，作为初始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影响因素多且复杂、总体风险偏高的经济活动，海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下降。随后，尽管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宏观经济时有波动，但由于巨大的发展惯性，国内外需求的降低，叠加地缘政治不稳定性、资金利率高涨致使投资成本激增等因素，导致新增海外能源投资项目急剧降低，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仅为疫情前的一半左右。在中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疫情放松后，需求仍然疲软，世界经济增长依旧缺乏新的动力，以及高企的美元利率和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致使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仍然延续低迷状况，并未出现恢复性发展。

1.2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结构

从海外能源投资品种上看，疫情暴发后的几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见表1）[4]。

表1 2017-2023年上半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结构

表1数据表明，油气类海外投资受影响最小，疫情期间的投资总额比疫情前降低25%，表明油气海外投资的稳定性较强；煤炭和电力类投资降低幅度均较大，下降水平均超过一半，其中煤炭类投资降低69.3%、电力类投资降低55.6%。因此，体现在投资结构上，疫情期间油气类海外投资占比提高了13.7%，煤炭类投资占比下降了5.3%，电力类投资占比下降了8.4%。2023年上半年，在投资总规模并不大的背景下电力投资占比大幅上升。

形成以上投资结构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开展不同品种能源海外投资的根本出发点不同。中国一次能源的基本国情是“多煤、贫油、少气”，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2022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1.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0.2%，这决定了中国在海外开展油气类能源投资主要是为了保障国内油气供应，海外油气类投资被赋予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属性，因此疫情的冲击虽然降低了国内油气的消费水平，但出于战略性、安全性考虑，仍然保持了较大的海外油气投资规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海外煤炭投资的保供意义较小；电力类投资主要是为东道国服务，由于电力直接关系东道国国计民生，因此电力类投资既受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全球电力市场的供需格局影响，也受东道国与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此，随着疫情对海外国家经济的冲击，海外煤炭、电力类投资水平迅速降低。2023年上半年，电力类投资占比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南方电网收购了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在秘鲁提供配电业务和高级能源服务的两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价格为29亿美元，超过上半年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一半。

太阳能和风能、电池类等新能源投资继续保持高水平，疫情期间的投资总额达81.4亿美元，占同期电力类投资总额的45.6%，虽然比疫情前3年的99.6亿美元下降18.3%，但远低于同期其他电力投资类（例如电网）的下降幅度，在电力类投资中的比重提高了20.8%。2023年上半年，太阳能和电池类能源投资12.9亿美元，占同期电力投资的38.4%。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在光伏、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能源投资仍然市场较大，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才可以在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逆势而起，并持续发展。

1.3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区域

疫情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目的区域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2）[4]。

表2 2017-2023年上半年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区域分布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目的区域从发达国家进一步收缩，主要区域从南美洲、欧洲转向南美洲、东亚及东南亚区域。2017—2019年，南美洲、欧洲是中国海外能源投资最多的区域，二者总共占比48.7%。2020—2022年，南美洲、中东北非、东亚及东南亚区域成为中国对外能源投资最多的区域，三者总共占比达75.8%。从2023年上半年数据看，中国对外能源投资区域进一步向南美洲、中东北非、东亚及东南亚区域集中，三者总共占比达到90.5%。

造成这种投资区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暴发后全球市场的分割、欧美经济体的高通胀、西方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等。一方面，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之间的资源、物质、人员流动相比其他国家大幅受限，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奔赴这些国家开展能源投资业务；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由于能源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及能源投资的特殊性，中国在某些市场的能源投资规模大幅降低。此外，新能源投资业务兴起，与传统化石资源能源对投资区域的选择考虑不同，投资区域的灵活性较高。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一直是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重点区域。2017—2019年，中国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能源投资项目64个，投资总额419.2亿美元，占同期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57.6%。疫情暴发后，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2020—2022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开展能源投资项目42个，投资总额264.5亿美元，占同期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69.2%，比疫情前提高11.6%。2023年1—6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开展能源投资项目9个，投资总额51.1亿美元，占同期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92%[3]。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较好契合，能源投资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动，外部环境发展趋紧，中国在发达区域开展能源投资受到影响，也使“一带一路”能源投资在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中的比重上升[5]。

1.4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主体

以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本是海外能源投资的主体。疫情背景下，国有资本作为主体投资的比例进一步上升。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领域海外能源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资本，在水电、核电、电网领域的海外投资也都由国有资本投资，其他领域的海外投资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参与，但国有资本在投资项目数量、投资规模上都远高于民营资本。民营资本在海外的能源投资集中在光伏太阳能、风能发电、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

海外能源投资的属性是形成这一投资主体格局的主要原因。能源投资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特征，单一项目投资金额巨大、技术复杂、交易或建设持续时间长、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很高，而国有资本的资本雄厚、技术实力强、抗风险能力强，因此成为海外能源投资的主体。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煤炭、传统电源和电网领域，国有企业具有将国内产业沿产业链上下游、市场扩张到国际市场的能力和意愿，开展海外能源投资可以产生规模和协同效应，形成更加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民营资本所不具备的。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从承担国家社会责任角度看，国有企业开展海外油气投资也是确保中国能够获得安全可靠的资源供应。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效率、成本控制上具有一定优势，主要涉足光伏太阳能、风能发电、新能源电池领域，这些领域单体项目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巨大，独立性较高，因此成为民营企业介入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领域。

1.5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类别

海外能源投资分为收购兼并类投资和新建投资，疫情暴发前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中收购兼并类和新建投资类在项目个数比例上没有发生剧烈变化。2017—2019年，共有50个新建海外能源投资项目，占总数约50%；2020—2022年，共有30个新建海外能源投资项目，仍占总数的50%。2023年1—6月，共有7个新建投资项目，占总数的64%[4]。

数据表明，疫情以来，中国并未产生额外的海外能源并购机会，也没有如部分媒体所报道的国外能源企业经营难以维系而大量出售、中国企业有机会大量购入的情况。疫情对全球能源消费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短期内消费骤降、能源价格暴跌，但随后就由于能源生产和维护亦受影响，导致供应紧张，加上各国为了刺激经济走出疫情影响所实施的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源价格得以回升。同时，能源企业在疫情期间经营更加审慎，并未出现持续大规模经营困难的现象。而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政治关系格局亦发生变化，各国普遍对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加强管控，能源业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行业受到各国政府的监管趋严，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对外开展能源并购的难度。由于能源投资实体项目辐射较广，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各国普遍对能源实体投资持欢迎态度，希望能够通过实业投资拉动国内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因而需要开发建设、带动力强的绿地能源项目落地广受东道国的欢迎。

2 疫情对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影响

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显著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发展。与疫情前相比，疫情暴发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形成了以下特点。

2.1 全球经济复苏脆弱，海外能源投资总体恢复较慢

疫情对国内外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持续影响着海外能源投资的发展。疫情暴发后，主要通过3种渠道影响海外能源投资。第一，降低了国内外联通能力，从而影响了海外能源投资实际开展的可行性。2020年以来，全球各地不时发生的疫情和管控措施，严重影响了人员、物资的跨境流动，甚至境内的正常交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种沟通不便迫使某些项目被推迟甚至取消。第二，疫情对各国经济普遍造成冲击，即使从近两年数据看经济增长较好的美国，也因为疫情期间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造成高通胀的后遗症。国内外经济的放缓降低了能源需求，从而抑制了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第三，疫情暴发以来，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在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偏好降低，致使企业海外投资行为更加审慎[5]。

2.2 西方“冷战”思维抬头，海外能源投资进一步向欧美以外区域集中

疫情的暴发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分化。疫情暴发以来，为了缓解国内的矛盾和经济不景气，西方“冷战”思维抬头，营造东西方、中西方的对立局面，挤压中国海外发展空间，对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造成重要影响。能源资源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使其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国际局势紧张使各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重新高度重视能源、粮食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加大了对外资投资能源领域的审查[6]。由于各国均对外资投资本国能源产业有严格限制，加上疫情暴发后病毒探源、防控措施等问题，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导致中国投资欧美能源产业难度增大，使得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进一步向欧美以外区域集中。

2.3 企业更加兼顾保障国内能源供应安全和追求商业利益并重

从历史上看，一直以来，中国开展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国际能源资源、弥补国内供应的不足。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石油和天然气权益投资为主。根据企业国际化发展理论，在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大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不断发展，必然逐步向跨国公司发展阶段迈进，并沿着产业链上下游、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在全球配置资源、产能和市场的能力得到加强。在开展海外投资业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兼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性责任和追求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兼具战略性和商业性的能源项目不断增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力企业加大对境外电网、发电等资产的权益性投资即体现了这一趋势。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从单纯保障国内能源供应安全向兼顾保障国内能源供应安全和追求企业商业利益并重发展，而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快了这一步伐。

2.4 对新能源等新兴能源领域投资逐渐加大

由于绿色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和科技的进步，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全球获得了较快发展。新能源领域的绿色和科技属性高，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竞争格局的新赛道。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光伏和风能发电组件生产、出口和应用大国，也在海外加大了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这既消化了国内有关设备的产能，也以清洁的方式解决了东道国的能源短缺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一个亮点和下一步海外能源投资的重要方向。

3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前景展望及投资建议

3.1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前景展望

海外能源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疫情的暴发催化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演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迈过高速增长期，正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步入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阶段，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同样重要，这深刻影响着国内能源需求总量和结构，以及能源企业的发展战略。随着国内经济稳步恢复发展，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对国际油气市场的持续冲击下，为了确保中国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相匹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海外能源投资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类投资仍将保持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在碳减排大背景下对清洁能源需求的提升，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海外能源投资竞争格局将更趋激烈，为了获取政策支持、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能源企业将加速增加海外新能源投资。

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在分裂、融合的矛盾中曲折前行，全球面临着脆弱经济复苏、顽固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环境、经贸阵营分裂、紧张地缘对立、海外投资监管更严的形势，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及2020年疫情暴发以前的两个阶段，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经济、市场、汇率等风险明显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抑制中国企业的海外能源投资。

综合以上分析，由于内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中国企业对海外能源投资可能将持更加审慎的态度，风险偏好持续低迷，因此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可能仍会延续“L”型走势，甚至存在当国际经济发展不及预期或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故后进一步降低的可能。但是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主的油气类投资仍将保持活跃，并继续成为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中的重要部分；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新能源类投资规模和占比均将进一步提升；企业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比重将显著上升，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可能进一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中。

3.2 对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发展的建议

能源投资是中国开展海外投资的重要方面，对于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疫情暴发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出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在新形势下，要确保海外能源投资健康、稳定、有序开展，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智库研究单位等各方共同努力。

3.2.1 政策上做好统筹规划和引导

海外能源投资项目一般单体投资金额大、经济和社会意义都很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境外投资项目，其对中国整体对外经济发展和东道国经济发展均有较大影响，因此必须从顶层做好统筹规划和引导，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中国石油和天然气海外投资业务开展较早，围绕保障国内油气供应安全构建了海外布局，能源投资业务随着“走出去”政策持续增多，应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油、气、煤、电统筹协调发展的海外能源布局，兼顾注重能源项目的战略价值和商业价值，以对中国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规范和引导各主体有序开展海外能源投资，避免无序和恶意竞争，推动海外能源投资持续稳健发展。

3.2.2 企业需注重风险防控，进一步培育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能源投资的决策和实施中，要在审慎判断宏观环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风险防控。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企业除了要继续关注市场等风险外，应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科学研判，特别是注重对投资标的和交易对手的背景调查，避免陷入盲目乐观的情绪中。作为企业，考虑投资要以商业回报为主，但随着绿色、和谐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企业的海外能源投资应该培育依靠绿色、科技发展的竞争优势和能力。在经济波动加剧时期，企业要坚定对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信心，以穿越经济周期的长远目光，敢于在经济低谷时期布局未来发展。经过多年的海外发展，中国企业已拥有了一定的海外能源存量资产，要做好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协调发展，利用国际市场做好资产管理，提高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灵活性，增加投资收益[7]。

3.2.3 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大对海外能源投资的支持力度

海外能源投资项目的金额较大，对资金需求要求高，普通企业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难以开展海外能源投资业务。因此，国内金融机构要创新合作方式，通过更加灵活的债券、信贷安排等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提供更加优质的融资服务，特别是在当前欧美普遍维持高利率、资金成本很高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能否提供期限、利率合理的贷款对开展海外能源投资至关重要。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独特优势，参与具体的海外能源投资，与投资企业分担风险和收益，实现互利共赢。

3.2.4 智库单位发挥智囊作用并提供智力支持

海外能源投资涉及的方面多、范围广，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存，单独依靠某个企业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必须充分发挥智库单位的参谋智囊作用，系统性地研究海外能源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适用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特征的海外能源投资理论。在疫情背景下，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剧变，存在许多与之前不同的特征，面临许多与之前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智库单位要为解决中国海外能源面临的共性和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能源投资和融入新发展格局[8]。

4 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一度发展较快。但疫情暴发以来，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原因，中国海外能源投资规模大幅下降至约疫情前的一半水平，且恢复缓慢；投资结构出现分化，油气类投资相对稳定，新能源投资异军突起；投资区域进一步向非欧美地区集中，“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能源投资占中国海外能源投资比重持续上升；央企、国企仍是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主体。

疫情背景下，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形成了新的特点，一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脆弱，海外能源投资总体恢复发展较慢；二是由于西方“冷战”思维抬头，海外能源投资进一步向欧美以外区域集中；三是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更加兼顾保障国内能源供应安全和追求商业利益并重；四是对新能源等新兴能源领域投资逐渐加大。在新形势下，要确保海外能源投资健康、稳定、有序开展，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智库研究单位等各方共同努力。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渐趋稳定以及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