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桂 李敏 郭正宁 王健 张苗

摘要：研究目的：利用276个地级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为调整土地供给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方法：面板门槛模型。研究结果：（1）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25 438.02元（2007年价）的人均GDP为门槛，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低、高两个阶段，两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别表现为积极与消极影响，消极影响的大小为积极影响的1.78倍。（2）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以23 694.54元（2007年价）的人均GDP为门槛，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低、高两个阶段，两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别表现为积极与消极影响，两者大小基本一致。（3）全国层面上，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差别化影响的转变出现在2010—2011年间；城市层面上，多数城市积极影响已经转变为消极影响。研究结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具有同步、同方向的“双同”特征，有序地推进 “两手”供地策略的市场化转型，可以最大程度获取积极影响并避免其消极影响。

关键词：“两手”供地策略；产业结构优化；面板門槛模型；合理化；高级化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58（2023）03-0048-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2101272，42001252）；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ZR2021QD085）；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BK20221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21M691608）。

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与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的基础条件，蕴含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的内涵[1]。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内产业结构贴合地区的比较优势，避免或减少扭曲，促进产业协调发展，获取最大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剩余。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在经济发展的连续谱系上，各方主体通过经济剩余的再投资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基于要素禀赋的升级状况，因势利导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相适应，又能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者间的正反馈，可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获得螺旋向上的动态效率，实现总量与人均意义上的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2]。因此，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核心经济职责之一。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从低水平起步发展，面临着内外部诸多问题，地方政府普遍选择积极地干预经济发展，以推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沿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3]。在客观条件的约束下，土地供给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利用土地供给策略支持或限制特定产业的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常用的政策选项。由于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质态转变相映射[4]，土地要素产业间的配置结构会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引起产业结构变动，成为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策略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影响[5]。

在“中国式分权”制度安排的形塑下，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两手”供地策略[6]：一手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地引资推动经济增长，应对横向的经济增长竞争；一手推升商住用地价格，以地生财推动财政增收，应对纵向的财税竞争。对此，现有研究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工业用地低价供给方面，葛扬等[7]指出工业用地低价供给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推动了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的超常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对应，李佳等[8]认为，工业用地低价供给使得大量生产率低下的中低端制造业因用地成本低而得以存活，导致产业结构低水平重复，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商住用地高价供给方面，吕玉霞等[9]指出土地价格上升使得收益较低的工业生产让位于收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有助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与此对应，彭山桂等[10]指出商住用地高价供给推动服务业用地成本的快速上涨，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可见，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矛盾且复杂的影响，必然伴随着非线性效应 [4，11]。

总体而言，对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研究做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相关研究都聚焦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考察不足。然而，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涵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动态过程，两者协调演进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忽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考察，不利于整体掌握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规律，从而也难以为实现产业结构合理且高级的优化目标提供土地供给策略的调整方向。鉴于此，本文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放在同一视域下考察，系统研究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综合影响，在把握影响规律的基础上，为地方政府调整土地供给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本质是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协调能力的动态提升，表现为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体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与第一产业的低效率、大量隐性失业伴生。根据库兹涅茨经济增长理论，在未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生产要素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的过程伴随着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优化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12]，既有利于产业间生产率的趋同，又可以提升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13]。基于此，地方政府低价供给工业用地，以地引资推动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二产就业增长带动人口集聚，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有效改善产业协调度。地方政府高价供给商住用地，所获收入多数被用于补贴工业用地低价供给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又为招商引资提供了更大的潜力，进一步推动第二、三产业发展，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样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有效改善产业协调度。综上，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

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可能出现反转，转变主要源于两种效应：（1）制造业早熟型衰退效应。地方政府高价供给商住用地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人口的生活成本出现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上升。在劳动力供给端，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要求工资上涨作为补偿。当工资上涨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将严重侵蚀制造业的利润。在劳动力消费端，在收入总量约束下，生活成本上升必然抑制其他商品的需求，需求不振也不利于实体行业的发展。成本上升、需求不振导致制造业企业比较优势弱化，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14]。这是制造业尚未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至较高位置，未完成升级换代的情况下出现的早熟型衰退[13，15]，导致制造业发展失速，不利于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提升。（2）服务业结构失衡效应。由于过早的去工业化，大量生产要素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并重新配置。但是，由于制造业升级换代仍未完成，内生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转移至服务业的生产要素多数配置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16]。本质上，这是资源由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属于典型的资源配置退化，导致服务业结构失衡，不利于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提升[17]。综上，在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阶段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会引起制造业发展失速与服务业发展失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形成消极影响。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积极影响将转变为消极影响。

1.2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的动态演进，表现为优势产业沿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顺序提升，主导产业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路径推进，进而推动经济体生产率的持续提升[2]。通过工业化带动效应与工业化联动效应，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可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1）工业化带动效应。与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中低端制造业缺乏区位特质，具有很強的流动性和根据各地优惠政策选择投资地的主动性。对此，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低价供给工业用地的手段招商引资，推动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7，18]，使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演进。（2）工业化联动效应。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带动人口集聚，从而推动地区消费性服务业与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升商服与住宅用地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采用非饱和供给模式高价供给商住用地，在“横向补贴”的模式下，将获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用于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增强地区的投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工业用地低价供给—制造业增长—服务业发展—商住用地高价供给—补贴制造业—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正向螺旋上升循环[19]，塑造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推动的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梯次渐进的发展模式，典型地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综上，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

但是，上述螺旋上升循环可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被打断，演变主要源于两种效应：（1）制造业低端锁定效应。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生产率低下、竞争力不足的产业被淘汰，生产率高、竞争力强的产业乘势进入，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提升全社会生产率的创造性破坏过程[13]。对照现实，地方政府低价供给工业用地，为企业提供了两方面的补贴[20-21]：一是在工业企业落地时，减少企业的土地购置成本，为其提供了直接的补贴；二是在工业企业运营过程中，以高于土地购置成本的市场价格进行土地抵押融资，为其提供了一种隐蔽的间接补贴。在存在大量补贴的情况下，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难以实现，导致资源配置僵化，阻滞产业结构演进[10]。（2）生产性服务业抑制效应。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高端制造业，两者之间协同集聚[22]，但与低端制造业的关联并不紧密。城市制造业被“锁定”在低端，将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二三产业在城市空间内集聚，存在空间载体的诉求冲突[23]。向下扭曲的工业用地价格与向上扭曲的商服用地价格，本质上是对制造业的补贴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歧视。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将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经营成本，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综上，在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阶段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会引起制造业低端锁定与生产性服务业抑制效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形成消极影响。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积极影响将转变为消极影响。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2.1 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LPS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示性函数I（·）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区间；q表示门槛变量，为人均GDP，用于根据数据自身属性，内生地划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间，为保障可比性，调整为以研究期起始年份（2007年）为基期的数据；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Controls为一组控制变量；c为常数项；1 t、2 t、θ 为待估系数；μ、u为个体、时间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i、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

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剔除政治、经济地位特殊的直辖市，以全国层面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数据可得性筛选出276个地级市。为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将研究时间范围设定为2007—2020年。

2.2.1 被解释变量：产業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测度

2.2.2 核心解释变量：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的衡量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表现为一手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一手推升商住用地价格。对此，采用分用途土地价格差异指数衡量[4，15]，具体测度方法为：商住用地出让均价/工业用地出让均价。数据收集与整理过程为：首先，利用爬虫软件从中国土地市场网收集276个城市行政辖区2007—2020年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数据，剔除内容缺失、重复记录，获得955 854条有效记录。其次，借鉴国际估价师协会（IAAO2010）对异常数据筛选的建议，按年份、分用途剔除单价位于上下四分位数的1.5倍四分位距以外的样本[25]，共剔除3.16%的样本，保留的商服、住宅、工业用途的样本分别为193 978宗、311 997宗、419 673宗。最后，整理出商住用地、工业用地出让平均价格，测度两者比值。

2.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一系列对城市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为避免变量关联产生多重共线性，需要精炼选择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从基础设施水平[26]、人力资本[27]、对外开放[28]、财政压力[10]、官员晋升压力[29]5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上述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相关省市统计年鉴，相关变量的构造过程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表2报告了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模型在各门槛设定下的 F统计量与采用自抽样法得到的P值。很显然，两个模型单一门槛效果非常显著，分别在5%、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拒绝了线性模型的原假设，可以确认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呈现出非线性的影响方式。同时，双重门槛与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最终确认两个模型的形式应设定为单一门槛模型。

在确认模型为单一门槛模型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对门槛估计值进行检验。图2与图3分别报告了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两个单一门槛模型的似然比函数图。综上，可以确认两个模型单一门槛值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10.042，10.145]和[10.070，10.075]，门槛估计值分别为10.144和10.073。

3.2 面板门槛模型的计量结果分析

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按照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进行参数估计，根据式（1）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以单一门槛值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个区间，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可见，逐一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一致，大小仅略有调整，参数估计结果具备较好的稳健性。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将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由商住与工业地价比率替换为商服与工业地价比率、住宅与工业地价比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计量分析结果没有实质性改变，具有稳健性，限于篇幅未报告详细结果，留存备索。

3.2.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表3的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4方面的结论。

其一，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分用途土地价格差异指数（LPS）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有利于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TL）偏离0的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正如理论分析指出的，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农业具有低效率与大量隐性失业并存的严重问题，生产要素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的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地方政府通过“两手”供地策略为工业企业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补贴，推动工业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以土地价格的扭曲撬动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其二，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会推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TL）偏离0的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正如理论分析指出的，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高价供给商住用地，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居民商品与服务需求不振、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需求不振、成本上升导致制造业企业比较优势弱化，出现早熟型衰退，制造业发展失速。同时，导致伴生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发展失衡。制造业发展失速与服务业发展失衡的综合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形成消极影响。

其三，低水平、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分别为-0.063和0.112。绝对量上，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明显更大，为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1.78倍。这意味着相比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的积极作用，需要更加重视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的消极作用。如果不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地方政府的“两手”供地策略，可能导致先前建构的积极作用被快速消解。

其四，对于控制变量，与现有研究一致[26-28]，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财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的原因是财政压力更大的城市，倾向于扶持房地产、金融等能够带来大量短期财政收入的行业，导致产业结构脱实入虚，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官员晋升压力更大的城市倾向于通过投资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从而引发过度投资的问题，导致投资、消费部门的不协调，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综上，计量分析结果支持假说1：在低水平經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积极影响将转变为消极影响。

3.2.2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表4的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4方面的结论：

其一，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分用途土地价格差异指数（LPS）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正如理论分析指出的，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通过低价供给工业用地为企业提供直接补贴，并通过高价供给商住用地获得收入的横向转移为企业提供间接补贴，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以土地价格的扭曲推动资本、劳动力等资源配置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转型，自然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积极影响。

其二，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正如理论分析指出的，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继续通过“两手”供地策略为没有比较优势的低效制造业企业提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僵尸企业的产生与长期存活，致使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难以实现，造成资源配置僵化，强化城市产业的低端结构刚性，导致制造业升级困难以及内生于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困难，进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消极影响。

其三，低水平与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分别为0.163和-0.181。这意味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的积极作用与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内的消极作用，大小基本一致。这提示，如果不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地方政府的“两手”供地策略，可能导致先前建构的积极作用被逐渐消解。

其四，对于控制变量，与现有研究一致[26-28]，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可能的原因是财政压力与官员晋升压力更大的地方政府，容易被短期利益左右，为促进短期内的财政增收与经济增长，选择支持低端产业的重复建设，对于周期长、风险大的创新支持不足，从而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综上，计量分析结果支持假说2：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积极影响将转变为消极影响。

3.3 进一步的讨论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具有同步、同方向的“双同”的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差别化影响的转变时间基本同步，两个门槛值相差不大，分别为10.144和10.073，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25 438.02元和23 694.54元（均为2007年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是同方向的。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积极影响；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消极影响。在产业结构优化决策中，通常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长期目标，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短期目标，很多政策工具在长短期目标间通常存在冲突与取舍。然而，上述同步、同方向的“双同”特征表明，地方政府采用土地供给策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无论对于长期的高级化，还是短期的合理化，政策取向不存在冲突，政策效应是一致的。在低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采用“两手”供地策略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与此对应，在高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应避免继续采用“两手”供地策略，这不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进一步，刻画上述“双同”特征的具体状况：全国层面上，基于价格指数将研究期2007—2020年的全国人均GDP折算为2007年的可比价与门槛值作比较（图4与图5），两个门槛值均位于2010—2011年之间。这表明，对于全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转变出现在2010—2011年间，在2010年之前表现为积极影响，在2011年之后表现为消极影响。城市层面上，2007年，276个城市中人均GDP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门槛值的城市数量分别为64个和72个，占比分别为23%和26%；发展至2020年，分别增加至151个和163个，占比分别为55%和59%。总体而言，多数城市已经跨越了两个门槛值，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积极影响已经转变为消极影响。人均GDP尚未跨过门槛值的城市，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差别化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其一，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分别以25 438.02元和23 694.54元（2007年价），将城市经济发展区间划分为低水平、高水平两个阶段。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内，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分别表现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消极影响的大小为积极影响的1.78倍；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消极与积极影响大小基本一致。其二，全国层面上，人均GDP在2010—2011年间已经跨越了两个门槛值。城市层面上，截至2020年，多数城市已经跨越了两个门槛值。

基于上述结论，以调整土地供给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政策目标，可以得出以下两点政策启示：其一，考虑到全国层面上，人均GDP在2010—2011年间已经跨越了两个门槛值，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积极影响已经转变为消极影响。因此，应减轻地方政府在土地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的扭曲，利用“标准地”供应、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政策工具进一步提升工业用地供应的市场化程度，给予商住用地严重短缺的中心城市更多的指标倾斜，促进市场供需适配，进而避免资源配置僵化、退化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其二，考虑到截至2020年，276个城市中仍有125个、113个城市尚未跨越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门槛值，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对于这些城市，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对此，应统筹考虑地区差异，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按照先东部、后中西部，先一二线城市、后三四线城市的顺序，有序地推进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的市场化转型，进而在最大程度获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积极影响的同时，避免其消极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讨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在不同类型城市中的差异化表达，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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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PENG Shangui1， LI Min1， GUO Zhengning1， WANG Jian2， ZHANG Miao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panel data of 276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2007 to 2020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and its interval effect level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on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djusting the land supply strategy an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o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er capita GDP of 25 438.02 yuan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n 2007 prices） is used as the threshold， and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e.， low level and high level. The local governments“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negative impact is 1.78 times that of the positive. 2） For the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er capita GDP of 23 694.54 yuan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n 2007 prices） is used as the threshold， and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e.， low level and high level. The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3） At the national level， a transition i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on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ppeared in 2010-2011. At the city level， for most cities， the positive impact has turned into a negative one. It conclude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has the synchronous and the same direction impact on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rderly promoting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can maximize the positive impact and avoid its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s： “dual-track” land supply strategy；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panel threshold model； rationalization； supererogation

（本文責编：郎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