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富 曹俊伟 高若涵 曲宸萱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长春 130051）

一、理论综述

（一）内贸的经济发展意义及衡量指标

国内贸易（内贸）是指在国内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胡德宁（2021）认为，内贸发展水平高时，社会资源利用率、市场统一性、信息交互及时性等一般也处于较高水平，出口产品的质量与交易效率就会得到提升。南楠（2021）认为内贸衡量指标一般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即为国内居民消费的总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程度。

（二）外贸的影响因素及其指标描述

对外贸易（外贸）也即进出口贸易，是指有形商品和无形劳务、技术等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经济体之间完成交易。陶玮（2021）采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分析市场需求、物流发展状况等因素对省域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刘苏云（2009）认为外贸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外需严重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及外贸企业利润缩小。何莉（2011）从增长规模、发展结构、经济与社会效益等方面对我国外贸进行了综合评价；言英杰（2012）主要从进出口增速、内外部竞争力、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增值率等角度对外贸发展进行了定量描述。

（三）内外贸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张昊（2014）表示，内贸与外贸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外部需求减少时，外贸产能可能迁移至国内市场。陈丽琴（2022）认为，我国即将迎来以内需拉动供给、内贸与外贸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高度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为加快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程提供了优良环境和绝佳契机。

二、我国内外贸发展分析

（一）数量分析

伴随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内外贸规模持续增长。内贸①立足已有研究，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国内贸易的发展。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活力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较小，且增长缓慢。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年均14%左右的增长，到2021年末，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0823亿元，相比1978年的1558.6亿元增长了281倍，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0倍，年均增长近9%。进入21世纪，我国国内贸易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超过10倍，年均增长12.3%，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超过6倍，年均增长9.9%。外贸方面，早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封闭，外贸规模有限。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进出口贸易规模超过4万亿元，之后除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我国进口与出口均出现下降以外，其余年份的外贸规模均保持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1年，全球疫情冲击下，世界贸易低迷，我国外贸逆势增长，进出口总额达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4.4%。2001年至2021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超过11%，期间的进出口顺差由2001年的不足2000亿元发展到2021年4万亿元以上，年均增速超过16%。其中，机电产品是重要的出口商品，2000年至2020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6倍，年均增速达到15.2%；工业制成品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2000年至202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10.1倍，年均增速达到13.5%。

（二）结构分析

外贸发展一度超过内贸，近年有所回落。经济占比方面，改革开放之前，内贸占GDP的比重在40%至50%之间，外贸占比不足10%，远低于内贸。随着经济持续开放，外贸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攀升至2000年的39.2%，超过内贸占比，内贸占比下滑至不足40%。入世之后，外贸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快速增长，在2006年达到64.2%的历史高峰，同期的内贸占比持续走低。2010年以来，内贸占GDP的比重出现上升趋势，外贸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至约30%，低于内贸占GDP的比重。经济贡献度①根据“三驾马车”理论，此处以“出口”分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再以“外贸总额”进行分析。方面，1978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5%，国内贸易为29.3%。200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至46.1%，远超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4.2%）。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2020年，受疫情冲击，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得益于国际贸易的“补位效应”，我国出口逆势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坚挺。

三、新发展格局下的内外贸转化分析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是以国内市场为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双向互通、内外贸易的相互转换、内外需的协调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一是出口转内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14亿消费人群的背书之下，市场需求必将随着产业链、消费链的升级而大增，国内市场将会溢出更多潜在发展机会。同时，出口型企业当前也面临着海外市场需求萎缩、运输物流受阻、经营成本增加、资金回笼不畅等诸多问题。减少外部市场布局，将部分外销产品转战国内市场，成为分散外贸企业经营风险、实现稳健经营的可尝试性选择。二是新兴市场开拓。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15979亿元，同比增长23.6%②数据来源自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不断深化的跨国贸易合作之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借助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往来合作，深化服务贸易发展、提升智能化技术水平、打造差别化竞争品牌优势，能够为内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贸易协定赋能。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富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覆盖全球人口、经济总量、贸易总额的三成。协定的签署对中国的贸易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区域内更加稳固的贸易关系，有力地促进我国“双循环”格局的建立。充分利用协定效应，加大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往来，积极进口引入先进产品、战略资源，有助于促进国内市场消费转型升级，推动内贸高质量发展。

四、内外贸转化及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贸易除了依托于基本市场需求，还可能受到物流运输状况、跨境电商发展、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内外贸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机制。本部分借助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我国内外贸的影响因素及相互转化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方面，选取2015年9月至2021年9月时间范围内的月度变量数据①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发布的数据；内贸电商指数、跨境电商指数源自商务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金额等其他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综合考虑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对部分空缺的月度数据作了剔除处理。内贸方面，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和内贸电商指数（IX）作为替代变量；外贸方面，以进口金额（EP）、出口金额（XP）、跨境电商指数（WX）作为替代变量；物流运输方面，以外贸货物吞吐量（TS）作为替代变量；经济政策方面，以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WU）作为替代变量。此外，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异方差性影响，对所有序列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经检验，七个序列变量为二阶单整序列，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因此建立VAR（2）模型②经单位根检验序列变量满足平稳性，采用AIC判断准则的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AR特征多项式逆根数值均小于1表明VAR（2）模型也是稳定的，上述具体过程略去表达式③LNTS(-1) 表示对LNTS滞后一期,LNTS(-2) 表示对LNTS滞后二期,以此类推。如下：

格兰杰（Grange）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内贸电商指数（lnIX）和跨境电商指数（lnWX）互为格兰杰原因，跨境电商指数（lnWX）和外贸货物吞吐量（lnTs）互为格兰杰原因，内贸电商指数（lnIX）是出口金额（lnXP）的格兰杰原因①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故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之后进行格兰杰（Grange）因果关系，上述具体过程略去。同时对相应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如图1至图5所示：

图1 lnIX对lnWX的脉冲响应图

图2 lnWX对lnIX的脉冲响应图

图3 lnWX对lnTS的脉冲响应图

图4 lnTS对lnwX的脉冲响应图

图5 lnXP对lnIX的脉冲响应图

最后得出实证分析结论：一是借助新兴业态可以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在发展初期，内、外贸各自分割国内国际市场，存在对立互斥关系，但跨境电商的发展能够在后期打通内外部需求，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使内外贸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拉动内外部贸易实现规模增长。二是跨境电商与外贸物流具有正向相互影响机制。跨境电商的购销双方通常居于不同国家、地区，较远的物理距离对物流运输具有更高要求，高效发达的外贸物流会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电商自身的发展对海外仓、国际航运等物流因素产生更高需求，也为外贸物流的壮大产生催化作用。三是内贸的良好发展有利于出口金额的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内贸）的扩大，反映的是国内供给能力的提升，在内贸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内增加的部分产出商品数量会转移至国际市场，出口金额由此扩大，内贸对外贸的推动作用显现。

五、政策建议

一是支持推动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发展。商务、海关、财政、税务、人行、外管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努力发挥几家抬的政策支持作用：支持符合要求的地区进行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建设，发挥示范性电商企业以点带面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满足合规性前提下，适度放宽平台资格、经营资质、对外业务等方面的准入；探索国际海关信息互认，提升跨境电商产品通关便利，完善出口退税环节管理，加快跨境电商市场主体的退税资金返还速度；加大对跨境电商相关市场主体的融资支持力度，立足跨境电商主体“轻资产”特点，指导银行机构开发推出针对性信贷产品，提升电商主体的资金可获得性；对疫情期间受困、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优质电商企业进行财税补贴，进一步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作用；引导电商主体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多样化的汇率避险产品，减少开拓国际市场中的经营风险；通过开展贸易便利化政策宣传、指导银行机构提升贸易结算服务能力，推动便利化政策落地。

二是持续发挥物流运输关键要素的保障能力。继续推进深化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等建设，带动国内产品更好输入沿线国家地区、布局外部市场，引入相关国家、地区优质产品至国内市场，实现国内消费提质升级；积极进口、引入国际优势海运、航运服务，巩固提升我国航空、海运能力，降低贸易运输成本，提升内外部市场转化能力；鼓励支持有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建设海外仓，减少出口产品从国内调运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升当地化需求的快速满足能力。

三是通过完善价值链、供应链管理提升本土供给能力。用好RCEP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经贸协定，尝试加大对我国国内相对供应不足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规模，形成稳定的外部资源获取路径；加大与美国等经贸大国的商谈联络，降低对美国的高度贸易依赖，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供应中断冲击；加大与欧盟、日韩等技术强国（地区）的合作，吸引高级技术人员来华务工生产，积极引入半导体制造、新能源获取等高精尖技术，加强技术转化与学习，提升我国先进技术制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