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令仪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济宁 272100)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与国际贸易的日益融合，数字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数字贸易的定量测量是数字贸易研究的主要挑战，对理论和政策研究非常重要。在2017年德国G20汉堡峰会上宣布的G20数字贸易优先事项将数字贸易确定为优先事项，国际贸易会计局(TFITS)将整合所有国家会计机构，鼓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积极合作。

1 对数字贸易强国的理解

1.1 传统贸易强国的内涵和评价标准

学者为评估综合研究的理解制定了标准，Porter (1990)总结了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当前问题、要求、行业和相关环境、公司战略、政策和竞争、治理和机会。何新华和王玲(2000)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主要贸易国当时的特点，提出了第一个贸易衡量标准。贸易大国具有全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度竞争力，在全球市场占有很大份额，可以参与国际贸易法的制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区域经济转型中展开激烈竞争。在制定通过国际机制确定贸易实力的框架以获取实力时，可以从贸易的有效管理、消费市场的地位和贸易三个方面判断贸易的实力。盛斌、高疆(2020)研究了600年的现代商业史，包括主要贸易国家共有的十大特征，并将国际经济、商业法律和领导力融入商业权力结构中。十项指标被用作决定效率的必要因素，包括股权比率、出口价格、大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和财富500强公司的数量。王海燕(2020)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贸易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主要贸易国家的八种理论。与同类课程相比，他曾与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人和公司合作过。简而言之，就贸易的好处而言，专家认识到贸易为一个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匪浅的国家或经济体的潜力[1]。

将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对贸易自由化的理解存在一些重叠。在中间层面，贸易强国的大公司必须具备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在较低层次上，主要贸易伙伴应在贸易量和结构上具有比较优势，并拥有与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一起获得国际认可的产品。然而，议价能力的定义和分析并未建立起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电子边贸和数字商务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必须很好地理解议价能力的定义和衡量标准。然而，没有一位专家是通过研究营销的力量开始数字贸易的。基于学者对传统营销能力的解读，摒弃在数字经济时代失去价值的领域，增加对数字贸易的理解和发展，发展数字化的定义和评价。基于分析方法，我们开发了一个框架来衡量数字贸易赋能的潜力，并详细了解59个主要国家的数字贸易能力状况。

1.2 数字贸易强国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国内外专家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很少。马书忠和潘刚建(2020)明确定义了数字贸易的含义和范围。数字贸易以数字渠道为基础，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系统等数字技术，通过有效地交换工作、数字技术和信息，加速从消费互联网向企业互联网的转变，最终实现数字经济时代制造天才和商业传统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数字商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电子商务为数字商务的全流通做出了贡献，全球数字贸易是推动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业务的重要途径。它基于全球数字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字贸易与全球传统贸易的演变、扩张和再生产，对传统贸易力量的分析，强调国际金融治理应起主导作用。近年来，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更加明显，WTO体制下的传统贸易举步维艰，新的战略更加高效协调。因此，数字商务的潜力将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和数字商务法规的建立。对传统营销能力的研究强调营销能力应驱动当今的全球劳动力。数字经济时代，跨境贸易和全球数字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而增加国际业务的利润分享模式则明显下降，价格可能是个问题。因此，要改变全球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角色，数字经济的巨头必须处于中上阶层[2]。

2 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现状

世界各地的数字贸易法规反映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美国对数字贸易法规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全球数字贸易法规的呼声也逐渐提高。二是全球数字贸易法规持续碎片化，热点冲突难以统一。随着国际利益竞争的加剧，在国际谈判中建立有效的联盟更加困难，各国在信息流动性、个人数据保护、数据翻译和技术安全等关键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关于电子商务的跨境法规在实施之前已经由世贸组织多次谈判，世界各国仍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增加新的电子商务议题，国际贸易规则日益碎片化。三是贸易法侧重保护接受国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美国放开数字商务还是在欧盟放开自由信息，这些提议都是关于维持当地经济和促进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况下，表现为根据各方比较优势的强弱改变“供给”，反对其他国家的数字贸易法规很大程度上基于每个组织在数字贸易方面的优势。

2.1 数字贸易体系不完善，基础建设仍需加强

一方面，我国由于地理信息和高科技基础设施等因素，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基础设施改善，相关法律法规不足，在发达国家比较少见。另一方面，目前许多领域的知识创造基础设施有限，并不处于世界前列，没有其他制造业在电信、媒体和数字化方面取得同样的进步。其中，许多是无法获取智能并转变其数字业务模式的中小型企业(SME)。此外，由于系统故障、数据安全等因素，很多数据产品的生产和高效使用受到技术限制和容量不足的阻碍。与此同时，政府最近一直在推动“数字世界”理念，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然而，农村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给城市网络布局带来了问题，还对城镇之间的交通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满足政府需求需要加快农村地区关键信息的建设进程，实现农村和家庭的数字信息，通过发展智慧农业的数字服务创造就业机会，推动数字化和智慧农村治理，最终设计出所有数字链的数字商业模式。

2.2 数字贸易人才不足，缺乏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先行

我国在数字贸易方面正在做的另一件事是吸引和推广数字贸易技术，技术和团队很难找到“数字吉林”。我国有很多大学，但人才流失很严重，没有正确的数字贸易技能，数字贸易会迅速增长并没有限制。为攻克这一难题，相关部门需要建设“数字吉林”工场，培养人才。同时，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落实人才引进政策，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提供财力、物力支持，促进人才集聚。作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必要准备，合适的人才可以在平台上交流经验，打造创新的最佳平台。而大学继续将数字经济中的人才输出到祖国，在那建立了当地的人才，减少了人才的流入，让技术成为内部数字业务的支柱，专业地发展数字业务。

2.3 政府政策性支持不够，发展理念有待提高

我国农业发达，很多农场选择线下营销，无意使用数字技术，政府应积极推广数字经济理念，拓展“数字吉林”数字商务。例如，跨境电商平台是数字经济中减贫的最佳途径，然而农民的数字经济概念与数字商务的快速增长并不匹配，也没有充分捕捉到数字商务带来的好处。因此，为了提高农民的数字化发展理念，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提供教育，使利益相关者能够了解和应用，适用于推进农村航空，推进数字农业。此外，通过使用基于短信的直播服务，将设备接入网络等“云技术”，运营商可以增加系统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共同获得更大的收益，将数字化融入农民生活，促进我国农业发展[3]。

2.4 数字贸易市场存在壁垒，发展受限

各个群体对数字体验的定义不同，混淆了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的定义。因此，数字商务特别是电子商务跨境商务的全球竞争力因国家而异。事实上，由于数字商业的非法目的，跨境数据移动、个人安全和隐私没有严重问题。此外，韩国的电子边境贸易与其他地区不同。关于数字商业监管的概念和性质，数字商业市场存在障碍和争议。展望未来，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安全、集中地整合和规范数字贸易，减少数字贸易市场的壁垒和摩擦，促进更快发展，鼓励扩张。

3 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具体策略

随着数字贸易力量对不断变化和演变的国际文化规范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贸易法规的引入为关注新的全球竞争并鼓励改变和改进全球目标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基于TAPED数据库评估了2014—2020年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深度。截至2020年6月，全球185个国际贸易协定(RTA)涵盖数字贸易，其中110章为“特定的电子商务条款”，80章为数字商务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利用UIBEGVC数据库进一步研究数字商务法规的影响。数字贸易法规的重要性将对中国对全球目标的承诺指标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其中数字贸易规则与产品的完全融合将改变全球价值链，促进和加强中国对全球目标的逆行参与。

3.1 鼓励数字贸易发展，完善法律监管机制

数字贸易的演进阶段首次出现，然而我国与数字法律体系相关的监管机制并不完善。一方面，中国政府应立足理想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积极引导更多企业拓展数字贸易，切实推动数字贸易发展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规范数字交易法律方面的制度微不足道，数字交易参与者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明确了参与者的责任，并建立了适当的争议解决方法。当发生争议时，重要的是确保它是合理的。

3.2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中国模板”

发达国家在执行数字贸易法规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尤为突出，特别强调数字贸易法规的实施，数字贸易的发展正在寻找一种策略。但是，考虑到“美国理论”和“欧洲理论”各有特点，转向中国的独特情况是不合适的。因此，中国应以数字贸易法为基础，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制定数字贸易法的“中国模式”，实现“一带一路”。因此，指定大小并启动“中文模板”，为国内外数字贸易从业者提供了有用的规则和法规及在其他国家制定数字贸易法规的特定演示工具[4]。

3.3 加强数字设施建设，提高自身谈判话语权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商务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数字商务基础设施尚未达到国际标准。一方面，谋划近期加快中西部地区社交网络的实施和建设，着力区域合作，加强沟通；有效提高宽带普及率和网络扩容，鼓励研发和部署5G、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数字技术。另一方面，在没有全面的国际数字贸易协定的情况下，中国将受制于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规则，提高数字整合的贸易成本。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努力提高议价能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审查现有法规，并建立数字贸易法规。

当前，我国数字商务发展迅速，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带动国际贸易变革，给全球工商业带来重大变革，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新阶段。世界主要国家利用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商务开放发展所需的环境和监管变革。数字规则旨在为各方改革国际经济和贸易法律。总的来说，未来国际贸易模式和利润分享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法律和制度。数字营销方面，涉及的法规越来越多，虽然一些法律与数字活动直接相关，但其他法律与数字治理环境并不分离，主题的数量不断增长，内容变得更加复杂。迄今为止，关于数字商务法的讨论已涉及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和数字税收、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互联网信任和数字商务等问题[5]。

4 结语

中国已成为多边数字贸易治理框架的推动者和建设者，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数字治理议程，形成数字贸易治理合力，在不断合作中提升发展“一带一路”数字治理，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发言权”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