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仕忠

在20世纪初通过王国维、吴梅等人的努力，戏曲才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后逐渐进入到学术行列。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做法，则经历了不断尝试与修正。

清末民初，吴梅等人帮助刘世珩编校《暖红室汇刻传剧》（共出30余种），开始系统整理戏曲，精校精刻。但当时的做法，主要采用“择善而从”，没有校记，所以改变了原貌。在整理者看来，戏曲本身水准不高，以他们的学养帮助“完善”，已经是一种积极的提升。其后董康覆刻《盛明杂剧》《杂剧三编》，校勘和雕刻极其精美，时称“新善本”，也间有以意改订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吴梅编《奢摩他室丛刊》，整理朱有燉杂剧，始用铅字排印，更是做了较多“修订润色”、代为“完善体例”。

与此同时，影印方式也开始使用。如董康影印了日本藏本《苏门啸》《杂剧十段锦》和“元本”《琵琶记》（珂罗版）等，郑振铎影印了长乐郑氏的传奇丛刊。但董康影印本《琵琶记》另加了凌氏刻本的插图而不加说明，导致读者产生误解。这些处理，都是当时常见的现象。

1938年，因日军侵占江南，脉望馆旧藏“古今杂剧”散出，经过郑振铎的努力，书为民国政府购得。学界亟望得见，最好的方式是影印。但战时条件不具备，所以张元济选择其中的孤本，请王季烈主持整理，于1941年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收录剧本140余种，代表了当时杂剧整理的最高水准。但现在看来，也仍然改动较多；同时在赵琦美批校与原抄本之间作取舍时，有时首鼠两端。

吴梅、王季烈等名家整理本，一是有意将剧本所用俗字规范化，符合文人著述的标准，二是当时对戏曲俗语词研究滞后，尚未有高水平的工具可用，误解、误改的现象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