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若菡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潮流，西方现当代舞蹈创作技术、思潮和理念在中国当代舞蹈创作的个体表达中有着明显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除了有接受过西方舞蹈教育或者在以海外国家为基础开展创作的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话语上的日益凸显，还表现在新生代舞蹈创作者对当下西方舞蹈创作思潮的本土化尝试。例如，以提出“非舞者”（non-dancer）而闻名的法国编舞家杰罗姆·贝尔，他的“舞者肖像”系列作品、征用没有舞蹈基础的普通人和身心障碍人群组成的剧场表演方式在中国艺术市场上有着高度的接纳。这种接纳表现在将杰罗姆·贝尔的创作概念与在中国招募的参与者的个体表现进行结合的展演，诸如他的《精彩必将继续》和《盛会》就先后在国内上演了北京版、厦门版和上海版。循着杰罗姆·贝尔使用未受训练的普通人作为舞台上表演者的“非舞者”思路，可以看到这种概念和手法在我国当代舞蹈剧场创作中的本土化，无论是称之为“素人剧场”“凡人剧场”，还是“普通人剧场”都是在寻求一种更新编舞实践的另类视角。这类本土化的舞蹈剧场作品，例如文慧的《红》（2016）、小珂子涵的《舞蹈共和》（2016）、杨朕的《珠三角》（2019）和宋欣欣的《悠悠视界》（2021）等，无不在通过记录的方式寻找剧场创作和未受训练的身体符号之间的交织，找寻属于编舞家自己剧场表达的独特风格。

在这种更新编舞实践的群体共性下，本文想要引入如下思考：使用未受训练的身体作为舞台上的表演主体，从创作者的角度体现出什么样的创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