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昊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无法脱离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成为完全独立、客观的影像符号。在影像叙事中，“每一件事物都是作者操纵的表现符号”[1](P20)，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组镜头，都难以完全保持中立，都是被导演操控的，必然存在对留守儿童影像生成的主观介入。电影作品中呈现出何种类型、样貌、体态的留守儿童形象，依然与其自身价值倾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要进入叙事，叙述者就必定有一个叙事角度和叙事立场以及叙事倾向。”[2](P4)“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3](P14)将此观点转移至电影创作，即导演依据其价值倾向为基础，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留守儿童群体进行主观重塑。“导演并不单纯在摄录现实，他是在‘分辑’一种现成的意义。”[4](P122)留守儿童影像再现，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画面中直观呈现的相关影像，也包含了导演对于此类形象主观“意象”的投射。

电影创作者所进行的场景设计、视听语言选择等，能够直接影响观众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接受。因此，导演通过影像传递的价值取向，唯有借助观众的接受、认同，方能得以发生，“主体自身不能单独地构成意义之源，它只是经历和见证着世界，它自身实践活动的意义也需要得到历史的见证……各种话语主体总是处在相互见证的时间过程之中。”[5](P76-80)所以，导演主体性的完成与否，依赖于其在影像叙事活动中所选择的话语方式能否得到观众的接受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