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各

导 论

政治证成性（Political Justification）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源于如下两点：其一是它能够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充分的论证，即“可以表明政治秩序能够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或者证明国家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1］（178）；其二是它能进一步对国家和个人的道德关系进行梳理，并对前者是否具备公共权威，即能否“成为其受众（subjects）义务的施加者，并运用强制来推行这些义务”［2］（746），进行合理说明。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等人为了更加清晰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把握，还进一步对证成性（Justification）和正当性（legitimacy）进行了严格的概念区分①很多时候，学者们为了充分说明其观点，都会对概念进行不同意义上的区分。西蒙斯区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也是想为其洛克式的“基于同意的正当性观念”进行辩护，并最终捍卫他“哲学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因而，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认可他的概念划分方式，但他对这两个概念所作出的思考却可以激发我们对政治哲学中“元问题的思考”。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进行范围上的界定。此外，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在学界还有一些争论，但在此文中，笔者仍然沿用学界惯有的区分，即用证成性来指代justification，用正当性来指代legitimacy。，以此来为各自的观点辩护。由于这一话题涉及政治生活的核心命题，因而从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神话，到中世纪的高级宗教，再到启蒙时代的理性辩护，人们对其探索从未停息。

近现代以来，学界往往将政治证成的工作与17—18 世纪伟大的政治著作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具有社会契约传统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人的著作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