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部，湖北·武汉 430079）

科学是对事物的认识。认识有一定规律可遵循，并会形成相应的范式。范式提供一种典范、规则，值得人们学习和效仿，使科学研究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中国的政治学生长在中国大地上，中国政治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引导着政治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来的重大命题，并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基本范式。

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中国的主题，但历经曲折。以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大规模推进现代化建设。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在中国大规模推进现代化，很快面临着现代化的取向和道路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9 年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文章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都伴随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问题来自于客观事物本身。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实际提出来的政治命题。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到党的二十大的系统阐述，可以看出这一命题包含的基本涵义。这就是现代化的先进目标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代化是方向，中国式是特点。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现代化的追寻构成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引，它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中国性问题”，并在“现代化指向”下回答问题。

一、历史与趋势的结合

中国的实际与中国的特点是由长期历史构成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这一历史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格外艰难，并会有自己的特殊路径，由此提出了诸多“中国性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时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1]人口多是底色，是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性。只有充分了解历史规定性，才能发现、筛选出“中国性问题”并加以回答和解决。

中国的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而生长的，具有很强的当下性。过往的政治学研究对与现代化相对应的历史传统重视不够。随着现代化在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的大国获得长足进步，中国人获得了历史自信，历史政治学得以兴起。通过历史政治学研究，我们发现传统中国政治不只是现代化的负资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历史规定性和传统馈赠。如孙中山先生早年不仅要学习美国共和制，更要学习联邦制，但后来放弃了联邦制。中国最终实行的是与人民共和制相适应的单一制。这是历史的规定性。包括韦伯、福山在内的学者认为，中国很早就有西方直到19 世纪才有的官僚制。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僚制与基层的家户制相贯通，使得国家意志可以纵向到底。这都是西方国家到了现代才具备的制度要素，是历史的馈赠。

政治学研究历史不是历史学的重复，而是从历史进程中寻找和发现趋势。历史只是证明了历史，历史不可重复也不能重复。现代化毕竟是人类发展大趋势。研究历史是为现代化提供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找“现代化指向”的合适路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艰难曲折走向现代化。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文中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1]民主是目标，民主化是过程，一步步前进是路径，怎样一步步前进便是政治学要研究的“中国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在历史中寻求答案，而要以现代化为指向加以研究。

二、田野与理论的结合

中国式的现代化从中国实际出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实际的最大特点是一切皆在变化之中。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现代化建设恢复和重建的。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然会伴随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提出了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恢复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从正在变化的中国实际中建构“中国性问题”。从正在变化的实际出发便是一种田野路径。田野路径的特点是不拘泥既有理论和结论，以事实逻辑为重。其中，田野政治学率先走出文本，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的农村实际出发，提出国家改变农民性的“中国性问题”，并在“现代化指向”下提出“国家化”的概念[4]。

现代化是一种趋势。“中国性问题”不仅来自于中国实际，而且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趋势。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命题。这都属于“现代化指向”的“中国性问题”。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相当强的理论建构能力。民族学和人类学侧重于50 多个原生民族本身的研究，比较多地使用田野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现代国家为载体的更高层次的民族共同体，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主要是理论建构。民族政治学因此不同于民族学、人类学。

三、经验与规律的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点。对于如何推进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依靠在实践中探索，获得经验。经验是认识的出发点。只是在40多年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内容才日益清晰。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要通过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建构“中国性问题”并加以回答。民主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民主如何在中国生长却有待探索。正是在基层民主实践中，人们发现仅仅是民主选举这一环节还远远不够，从而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指向”。现代化具有普遍性。人类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在自己的运动过程中也会产生特有的规律。这些规律共同支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通过认识规律可以避免实践中的盲目性。政治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需要从大量事实经验中超越出来，寻求事实经验背后的规律。如中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历史周期率”。这种周期率具有规律性。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打破历史周期率，便构成“中国性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自我革命”，是对这一“中国性问题”的回答。至于为什么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还有待政治学进一步探索。政治学研究要特别注意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发生的问题并加以解答。

四、自主与借鉴的结合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中国式现代化导引下的政治学发展也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建构“中国性问题”，并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形成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是为了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会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这就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基本导引。政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政治学进入中国后便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这就是运用政治学知识解释和解决“中国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主的中国理论。

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不排除外来知识，恰恰相反，没有外来知识也不存在自主性的命题。自主性是相对外来性的概念。没有外来，无所谓自主。自主性是指研究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自信性。这种自主性以充分借鉴和吸收外来知识为前提条件。邓小平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后提出恢复重建政治学，本身就是要吸收和借鉴外来知识。他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1]民主、法治等一系列现代政治话语最早产生于西方。当然，吸收和借鉴外来知识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用，并在吸收和借鉴中实现创造性转换。如将外来的“治理”话语转换为治国理政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前进和深化的过程。政治学研究也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提升。如果说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时，政治学主要是引进和学习，那么当下及今后更应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建构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到达新阶段后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只有适应这一要求，政治学研究才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