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平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 650091）

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将党和国家的工作朝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焦的同时，凸显了民族工作改进的紧迫性，进而将民族理论创新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突出位置。

一、时代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国家决策层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的建设、治理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彰显了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而推进国家发展的决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与国家治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不仅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列为会议的主题，而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

对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来说，目标的指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目标表述，最终都落脚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强国”目标表述大体一致。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国家决策层便在新时代开启之时于强国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发展目标增添了一个文化性、历史性、道义性的表述，使国家发展目标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加完善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便成为了国家发展的主体，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中华民族既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又是由56个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民族聚合体。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关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协调和凝聚，进而关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成为国家发展主体，也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突出到了国家发展总体进程的重要位置。因此，以处理国内各个民族之间关系为根本任务的民族工作，与国家发展进程和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且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此条件下，民族工作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推进的格局逐步形成。2014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没有延续前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来统领和论述民族工作，将民族工作纳入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轨道。党的十九大进一步作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随后，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而构建新的历史叙事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工作体系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民族工作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工作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这一系列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调整，将民族工作推进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结合并提供助力的轨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全面推进，而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力，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地融合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更高和更实的要求，从而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了新的阶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对民族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民族工作既要立足当前，着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也要放眼未来，进一步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56个民族之间的新型关系。民族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和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党的任务新要求，简单地谈加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改进，通过对民族工作的取向、机制和方式的改进，增强民族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大助力。

二、改进民族工作就须创新民族理论

民族工作的改进，必然地牵涉到民族理论创新的问题。民族理论的创新，既是改进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工作得以改进的必要条件。这是由民族理论的本质、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的有机联系及其功能所决定的。

中国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理论，是对国内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方式的理论论述，由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的表述、党和国家相关文件的论述，以及理论界的相关论述所构成。它们由核心到外围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既体现着党和国家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也体现着理论界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时代色彩，不但对民族政策的制定、阐释和执行发挥着深刻影响，而且与民族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形成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看，民族理论的论述总体上围绕着国家治理的观念、思路和方略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添新的论述，不同时期的民族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民族理论在不同时期的民族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民族理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之前就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中华民族的论述。

对于中国的民族理论来说，中华民族论述缺乏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中华民族从悠远的历史中走来，经过辛亥革命后的现代构建过程，在新中国成立时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这样的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的形式，包含着国内的各个民族，是一个国内各个民族凝聚而成的有机整体。经过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而确定的56个民族，则是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中华民族与国内各个民族这样一个整体与组成单元之间的关系，不仅突出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对组成单元的影响，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论述对各个民族及其关系的论述具有总体规约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虚置进而逐渐虚化，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中没有中华民族的论述的现象就出现了，甚至宪法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中华民族”概念。在缺乏中华民族论述的整体约束的情况下，民族理论便朝着突出各个民族的特点和权益的方向发展，进而导致民族关系中差异性的强化和固化。中国梦的提出，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国家发展目标后，这种状况才逐步发生改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后，中华民族的论述在民族理论中确立了主导地位。

但是，传统的民族理论不仅在长期的发展中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内在逻辑和体系化，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对若干基本问题论述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在民族理论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大多数论述，与国家决策层提出的重大论断之间存在距离的问题突出地存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所作的解读和论述，就由于缺乏恰当的理论工具，而以民族团结理论来进行论述。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重大命题，就在不经意间转换成为了民族团结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高度相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离不开民族团结的加强，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民族团结讲了几十年后还要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了。民族理论内部的这样一种结构性问题，不仅影响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也将民族理论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民族理论“现有”与“应有”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凸显了民族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民族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部署，围绕中华民族复兴而对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基本问题、根本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处理好各个民族间的差异与共同性的关系，进而重塑有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理论。

三、民族理论创新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民族理论要达成这样的创新目标，在推进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对原有理论中那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不符，或未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进的问题，也涉及根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对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形成新的理论论述，同时还要将这些论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框架中进行整合，增强各个部分、各方面论述之间的一致性，在提高各个部分之间自洽性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的体系化。

显然，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程，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持之以恒的长期努力。但是，这样一项结构性、整体性的工作要在逐步推进中产生实效，抓住某些根本性从而能够对整体产生影响的问题，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而对其进行准确的论述，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此一来，便会将一些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进而成为导致或促进整体改变的抓手。

第一，要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结构和性质进行准确论述。今天中国民族关系较之其历史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各个民族皆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而组成的共同体，不但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而存在，而且已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因此，各个民族都不是nation-state 之nation，它们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既不能援引针对nation的理论来进行定位和论述，也不能鼓励和引导各个民族按nation的规格进行论述和自我塑造。民族理论要对此有清晰的论述。

第二，要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基本原则进行新的阐释。作为多民族国家，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十分必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论述在民族理论中处于重要位置。但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平等、团结的关系，也有一个从什么角度进行定位和论述的问题。今天，必须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置于中华民族整体中，从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不能援引西方流行的族际政治理论进行论述，更不能将其抽象化、绝对化。

第三，要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完整、准确的论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兼具党的政策和国家制度的双重性质，相关论述在民族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影响。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但根本目的却是促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由此形成的完整的制度伦理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要求，因此，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不仅要全面完整，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要求，而且要根据这样本质要求而不断赋予民族区域自治新的功能，同时也要对各种有悖制度伦理本质的理论保持警惕。

第四，要对依据西方族际政治理论进行的论述进行必要的反思。然而，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与西方国家的族际关系具有根本区别，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导致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并在西方国家引起了理论反思。盲目援引西方族际政治理论来论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应对方式，必然给中国的民族理论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民族理论创新中对以西方族际政治理论进行论述的内容进行反思，就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