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永凤

(1.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 中文系，内蒙古 满洲里 021400；2.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区 400715)

1935年，张恨水的《平沪通车》连载于《旅行杂志》。小说讲述了发生在北平(今北京)直达上海列车上的一场欺诈盗窃案。女骗子柳系春扮作婚姻失意的摩登女郎，借口寻找头等车厢铺位而与已有家室的、好色的孔有银行经理胡子云接近，并住进他的头等车厢包房。因火车上规定男女乘客不准同住，各怀鬼胎的二人为保住头等车厢铺位而假扮夫妻。最终，柳系春成为这场财色博弈的胜利者，在火车即将到达上海时，盗走胡子云12万巨款而逃之夭夭，而胡子云则倒在了火车上。10年后，落魄的流浪汉胡子云从上海出发，乘坐沪平通车三等车厢回北平。途径苏州站时，他疯狂追逐酷似柳系春的女子而被火车丢下。对于这部颇有意味的小说，周蕾、陈建华、李思逸等都有过精彩解读。周蕾将《平沪通车》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典型个案，揭示传统中国在面对现代西方文化冲击时所产生的主体困境[1]118-129。陈建华将其纳入民国火车书写脉络，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上，探讨通俗文学如何结合社会公共事件和历史记忆，抢占文学市场的书写套路[2]203-218。不同于周蕾、陈建华的外部研究，李思逸从信任危机与女性主体视角出发，援引安东尼·吉登斯的“抽象信任”概念与巴勒特的展演理论，指出依附现代铁路系统所生成的“抽象信任”正是柳系春所利用的行骗工具，并阐述了作为典型展演主体的柳系春所进行的多重身份展演[3]。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重读《平沪通车》，联系张恨水的个人生命体验，会发现这篇杂糅言情、侦探元素的小说，其道德教化意义较为复杂，已然超越传统的男女训诫。小说讲述的发生在火车空间中的现代邂逅，竟是猎艳游戏与财产欺诈的混合物。作为舶来品的火车，是西方物质文明的象征，作者的道德批判也就具有了东西方文化互观的意味。

一、异托邦：火车空间的道德化叙事

在福柯看来，火车是一个独特的另类空间，是“没有地点的地点”“没有地理标志的异托邦”[4]。《平沪通车》中的整个故事发生在由平沪车站、沿途站台、饭车、三等车厢、二等车厢、头等车厢等所构成的平沪通车/沪平通车这一封闭的铁路空间系统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均质的和空洞的空间中”[5]20，空间的非均质性在火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建设初始，中国铁路的旅客运输就分为头等、二等与三等[6]316。根据不同的乘车条件，铁路部门按车厢等级收取不同票价。后来因贫民乘坐需要等原因，火车也有挂四等车厢的时候[7]。车厢等级造成了火车空间的非均质性。在非均质的空间中，张恨水寄寓了强烈的道德情感，车厢等级与权势等级构成正向对位关系，与伦理道德等级则构成反向对位关系。头等车厢是罪案发生地、享乐纵欲所，三等车厢则是充满侠义精神的道德至高点，作者意在批判以头等车厢乘客为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浸淫下的享乐纵欲的“病态人格”[8]。

《平沪通车》中火车车厢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头等、二等和三等。三种不同等级的车厢票价相去甚远，而且内部设施、卫生、空间、温度、服务等皆存在巨大差异。头等车厢最为尊贵，每个包房设置上下两个铺位，有卫生间、洗脸柜、小椅子，干净卫生，空间大，包房内热不可挡，有茶房监管扒手。二等车厢包房有4个铺位，空间小了很多，人员相对复杂，卫生状况相对差，行李多，但也有人打扫卫生。三等车厢人多拥挤，杂乱无章，气味难闻，暖气形同虚设，聚集的是经济条件最差的人。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旅客在车上的权利也不同。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的旅客可以到站台散步，而三等车厢旅客不敢轻易离开座位，离开可能就意味着失去。头等车厢与二等车厢旅客可以到饭车用餐，但三等车厢的旅客却不被允许。这小小的火车车厢即是权力等级分明的现实社会的镜像。头等车厢旅客西化程度最高，崇洋心理最浓重。银行家胡子云是头等车厢旅客，处在半殖民地中国权势等级结构的顶层。他外表洋化，生活方式具有欧化倾向，跳舞、喝咖啡、吸纸烟。他还有浓重的崇洋心理，他认为“中国人起居饮食的设备，那总不能科学化的……若是在外国，那就不然了”[9]146。这种崇洋风气依照车厢等级而依次递减，三等车厢的旅客代表最地道的中国人，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与价值情感等都保持着传统的中国做派。

张恨水对三等车厢的旅客有明显的道德偏爱，他描写了张玉清、朱近清夫妇，到苏州结婚的老人，落魄的失业者石子明等人物。他们经济贫困，但情感真挚，具有同情心，与头等车厢里冷酷的胡子云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三等车厢乘客朱近清是道德审判者角色，其名字即含有作者的道德寄托。他的道德审判是通过自审与审他两种形式完成的。朱近清洁身自好的品质以内心独白剖露，他有朋友在交通部可以拿到免票，但他却不愿白坐国家办的火车。他对头等车厢乘客胡子云、柳系春的审视，曲折表达了作者的道德批判。面对柳系春的神秘身份与行为，他想道：“一个人果然要图物质上的享受，就不能讲什么人格，人格能值多少钱呢？”[9]192当胡子云受骗后，他质问：“女人睡在你屋子里，你丢了钱，干我们什么事？”[9]257俨然是一场灵魂的审判。在此，物质与人格被看作对立的两极。富人的道德层级最低，而穷人的道德层级最高，金钱成了决定道德层级高低的“金标准”，最有力的证明是胡子云的前后转变。在小说开头，胡子云是显赫的银行家，但冷酷、自私，在故事结尾处，落魄的胡子云主动帮助老人，显得有情有义。造成这种前后变化的，正是金钱的有无。至此，张恨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观念，即金钱是罪恶的渊薮。而这种观念的直接来源要追溯到张恨水的个人游历体验。1935年，《平沪通车》在《旅行杂志》发表时，张恨水刚刚从西北旅行归来。西北之行对张恨水的触动极大，西北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他带来的印象难以磨灭，他坦言“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10]63。西北的贫弱、荒芜与租界的奢靡、享乐形成鲜明对照。欧化生活、小资情调、拜金主义被当作奢靡享乐生活的罪恶之根，而这也是张恨水所极力谴责的。早在1933年1月30日，《新闻报》就发表了张恨水的《上海人已觉醒吗？》，副标题为“国难周年说国难”。文章批判——上海人经过“一·二八”后依然“纸醉金迷”“仿佛这上海租界里的人，另是一国。中国兴亡与他们并没有关系”。张恨水对于上海“麻木陶醉的气味”深感愤激，并倡议给前线将士捐款[11]。所以，他愿生活在北平而非上海。

火车车厢是社会空间的延伸，是现实等级与权力社会的缩影。在平沪通车上，上海魅影一直游荡在火车车厢中，它是旅客将要抵达的目的地。通过旅客们的交谈、想象，一个“唯洋是尚”、拜金主义、贫富分化、享乐纵欲的上海呼之欲出。“上海这个地方，动乱、虚夸、奢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全可以看得出来的。在这种地方，来了这么一个胡子云，他便不是在火车上倒下去，那十几万款子也未必是能完璧归赵。”[9]258最后，作者将道德批判的锋芒指向堕落都市上海。

二、乔装的现代性：摩登女郎的复杂面影

乔装指假扮，有意隐瞒真实身份。此处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殖民文化借助现代性外衣在中国生根，可称其为乔装的现代性。摩登女郎就是这种乔装现代性的典型产物。其特质是消费性大于生产性，物质性大于精神性。二是将乔装作为动词看，《平沪通车》中摩登女郎柳系春将自己乔装为婚姻失意的阔少奶奶诈骗胡子云。由于摩登外形的可乔装、可模仿性，故而摩登女郎可以统摄多重女性身份，诸如妓女、少奶奶、女学生、侠女等。摩登女郎的面影显得复杂、多变，其所传递的现代性特质，就不免流于浮泛、隔膜甚至抵牾，这凸显了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与排斥并存的特点。

面对西潮的冲击，本土文化的自主性被慢慢蚕食。在交流融合、互动协商机制与逐新趣异、崇洋媚外心理的双重作用下，殖民文化的侵略性往往被忽视或被简化为现代性，而被盲目接受。实质上，“‘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12]194。近代中国的“假洋鬼子”“摩登女郎”等西化人物，追求奢靡享受、金钱至上的西式价值观，他们崇拜、模拟、移植西方物质文明，这无疑强化了以“现代性”模糊“殖民性”的倾向。《平沪通车》中“女拆白党”柳系春以摩登女郎形象登场，实则是一个妓女，“摩登”外形是其进行诈骗的手段。柳系春通过乔装完成由妓女向摩登少奶奶的身份转变，继而进入与摩登相关的现代性秩序，与胡子云所信奉的物质享乐主义相对接，最终达到欺诈目的。

“摩登女郎是以上海为代表的租界城市的产物”[13]，代表着消费气息、异国情调、都市节律与色情诱惑。1933年，一篇名为《美国电影与摩登女郎》的文章谈到——“摩登女郎的制造所，我们可以断定的说是美国电影”，由美国电影明星的妆饰可窥见二者的渊源关系，“她们的妆饰，都是熨着蓬蓬的头发，穿着短短的衣服，涂着红红的嘴唇，配上一副旋转流利的媚眼，并于嘴里还吸着一支香烟”[14]。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视觉上制造了典型的摩登女郎形象。“近年来所谓之摩登大约是指欧美化罢胜利之后大批外国货涌到了中国，什么玻璃丝袜、玻璃皮鞋、原子钢笔……太太小姐们更从电影里学到了好莱坞的极度文明，穷奢极侈的艳装异服，谁最先学到谁就称最摩登了。”[15]由此可见，摩登女郎的特质所系主要来自外表的穿着打扮，西方器物的大量涌入为摩登女郎的形象移植提供了物质可能。年轻女子只要有钱，就可以轻松地乔装成摩登女郎。1934年8月18日，《新闻报本埠附刊》刊登一幅漫画《如何使乡下大姑娘变成摩登女郎？》，详细介绍了摩登女郎的乔装步骤。图中有两个女子，一个穿着普通、保守，显然是有待改造的乡下大姑娘，而另一个则是穿着时尚的摩登女郎，在二人间有4幅小图，分别为美发所、时装公司、鞋庄及香水柜台[16]。由此可见，改变外表身份特征的步骤简单而清晰，报纸即可教授。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乔装是获得摩登外表、完成西化、接近乔装现代性的一种途径。

柳系春以摩登女郎形象登场：“……一位二十附近的女人，穿了一件高领子皮大衣，在皮领子中间，露出那红白相间的粉脸来，两片翠叶耳环子，只在领子上面不停地打着秋千。看她那漆乌的眼珠、闪动的两个旋涡、蓬松着的头发，没有一样不是勾引人的。她偶然抬起手来，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却在她无名指上，露出一粒蚕豆大的翠石戒指。”[9]144-145穿着时髦、洋化、充满魅惑气息，柳系春一出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摩登。随后，饭车上的咖啡、英文、香烟、戒指、洋装书等现代性标的物(象征符号)，进一步将柳系春塑造成一个时髦的摩登女郎。小说中提及的两种洋烟“加力克”与“三炮台”，均是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间较为流行的高级烟。“加力克”即是茄力克(Garrik)香烟，是从英国直接进口的最高级的香烟，50只的听装，1块银元1听，富豪才买得起。当时有民谣：“眼上戴着托里克，嘴里叼着茄力克，手里拿着司梯克。”至于“三炮台”则是绿锡包(The Three Castles)的俗称，也是当时流行的高级烟，50支听装卖5角，是比茄力克等级低的香烟[17]125。香烟品牌透露人物的阶层和社会地位。柳系春通过对咖啡、香烟、服饰、香水、洋装书、外语等西方象征物的消费、支配，乔装成外表摩登、婚姻失意的时髦少奶奶。胡子云偷窥柳系春的信件，发现其抛弃本土传统贞操观念——“人生行乐耳……这片面的贞操，徒是苦了我自己……”[9]169而两人夜宿之后，柳系春又透露出其对西化的价值观念的奉行，即“在事实上无论亲密到什么程度，在名义上，我们不要发生什么关系”[9]220。名分是中国婚姻伦理的基石，是合法性的象征，也代表着尊严与地位，而贞操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婚恋观。通过外部形象与内部观念的双重“改造”，柳系春成了“道地”的摩登女郎。

火车空间是现代都市空间的延伸，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既有空间。火车车厢集合了四面八方的旅客，是流动性极强的陌生人聚集的临时社会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突破了基于地缘、血缘的传统交往方式，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往往源自某一话题，对交往对象的品行判断也常常建立在外在的服饰、谈吐与行为上，这种人际关系具有临时性、脆弱性及不安全性等特征。因此，《平沪通车》中的柳系春能够取得胡子云的信任，诈骗成功，正与这种以外在推断内在的现代交往方式有关。即胡子云所说“公众场所总是花钱多的地方，秩序要好些”[9]178。在胡子云看来，富人爱卫生、守秩序，穷人则相反，富人的道德品性胜于穷人。在此，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中，金钱多少被等同为道德多寡。柳系春通过摩登的外表、阔绰的消费及信件将自己乔装成婚姻失意的阔少奶奶。至于柳系春的真实身份，通过她与三等车厢学生的谈话可知，其住过上海亭子间，而其同伙余太太又曾是堂子里的人。由此，可以推测，柳系春真实身份应该是妓女。20世纪30年代妓女生活较为洋化，妓女也在摩登女郎之列。乔装使柳系春进入胡子云的金钱即文明的秩序世界，胡子云简单地以金钱逻辑作为区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善良与罪恶的标准。以其所谓理性判定“有钱”的柳系春是遵循秩序的文明人，渐渐放松警惕，最终掉入陷阱。胡子云好色、冷酷，柳系春却同情穷人，有侠女之风。最后柳系春的逃脱与胡子云的忌惮，包含了穷人对富人的胜利，女性对男性的嘲讽，那么柳系春所为到底是欺诈盗窃还是行侠仗义行为？摩登女郎的面影变得复杂多义，充满魅惑的摩登女郎成为阶级、善恶的僭越者。我们无法对柳系春做出非此即彼的善恶裁决，而她的来去无踪，她的无根，似乎就是乔装现代性的隐喻。

三、速度的悖反：旅行风景与现代邂逅

“速度”这一概念是工业革命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的。霍顿(Horton)曾经说：“直到维多利亚时期以前，动力和通讯方面的速度几乎保持了几百年不变。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陆地旅行的速度就从每小时12英里提高到了每小时50英里(增长到百分之四百以上)……给维多利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新发明的机械速度，不如说是这些发明在生活方面带来的速度变化。”(1)转引自李春风《劳伦斯小说中的“速度”与“激情”》[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2)：113-117.]。工业革命后，人们对于速度的体验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生活便捷，更来自全新的内在生命体验，一种现代节律。铁路的修筑给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时空观念被彻底颠覆。“一袋烟工夫”“一顿饭时间”这些模糊的、中国传统的时间概念被“分钟”“小时”等西方现代机械时间所取代。精确到分钟的西方机械时间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中国传统乡村也在时间上与世界同步了。西方标准的统一时间代替了地方性时间，从此，中国被纳入到世界时间秩序中。同时被取代的还有传统社会的生活节律。“精确的时钟时间对人们生活产生普遍的约束力则应该自火车运行开始。”[18]火车以现代化的速度突破了古老的时间节律，火车的飞驰代表一种现代的“都市节律”。火车带来的时间体验，正如徐志摩坐沪杭车的体验，是一种“匆匆匆！催催催！”的急促。

作为重要的现代交通工具，火车是人们体验速度的典型媒介。火车旅行往往给人带来两种相互矛盾，又杂糅交织的时空体验。即火车外部快速、开放的空间体验与车厢内部相对静止、封闭的空间体验交杂一处。通常，高速的空间穿越使火车窗外的空间犹如被压缩了。海涅直言，“铁路将空间杀死了，我们只剩下时间了……”(2)转引自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张杰博士论文《火车的文化政治》第7页。乘坐火车的人会强烈体验到车窗外飞驰的风景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就描绘了火车飞驰时的窗外风景：“人们是坐在速度上面的。原野飞过了。小河飞过了。茅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的存在就消失了。”[19]9火车以高速度在空间中穿行，人正是这速度的驾驭者，旧有的空间感知体验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与瞬间。这是一种全新的对现代速度的视觉体验。与刘呐鸥将火车速度聚焦于窗外的旅行风景不同，张恨水《平沪通车》中对火车速度的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对窗外风景的描摹几近静态，着重突出车厢内部空间的现代节律。

在《平沪通车》中，火车旅行的速度不是体现在火车窗外的风景上，而是聚焦于车厢内部的物品状态，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听觉刺激更凸显火车的速度感，而这样的速度正是与小说人物的内心情绪起伏与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紧密相关，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来自都市的节律，它从人们的外部生活蔓延到内部心灵。火车出了北平，胡子云向窗外看风景——“火车一开过了永定门的时候，渐渐走上了荒野，前若干日子下的雪，依然是漫田漫地地堆积着，在雪地里的人家，似乎都缩小在两三株枯凋的树下，不见有个行人在田野里走”[9]145。在这段对火车外部风景的描写中，火车行进的现代速度似乎被抹去，仍停留于传统的视觉习惯。与此相反，车厢内部的体验却被作为速度聚焦的重心。“火车在过了杨柳青以后，也加起了速度，向南奔驰，一片哄咚滴答之声，只看那饭桌上摆的盆景秋海棠，花叶颤动不止，就知道车子奔驰得紧张。”[9]166火车的速度与胡子云、柳系春二人关系发展速度呈现出互文性，写火车速度即是展现恋情进展速度，同时也与人物内心情绪起伏呈正相关。

《平沪通车》对于速度的写真同时有赖于火车时刻表。火车时刻表象征着规范和秩序，准时成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法则。正如吉登斯所说：“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且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这种方式是以前的社会所没有的。”[20]215火车运行需遵守严格的运行时刻表，时间精确到分钟。疾驰的火车有其独立的时间体系，车上的乘客严格按照火车运行时刻上下车，错过停靠时间就意味着失去上车或下车的权利。小说将故事开始的时间设定在1935年1月3日下午2时40分，这是火车开行前的20分钟。火车的速度与故事进展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同时为故事情节展开提供客观条件。在火车时刻表上，时间与站点紧密相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到某一站即是到某一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二者具有互换价值。时间与站点参与到了小说叙事，影响故事发展。柳系春曾两次看火车时刻表，筹划下一步行动。在饭车上，柳系春自称要到天津下车，而胡子云内心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做出决定的时间点，即六点之前，因为火车6点到天津。柳系春利用火车在浦口过轮渡这一特殊的时空点下车，故意在火车开动后才回到包房，为之后的逃脱做准备。由火车时刻表规定的现代时间节律逼迫胡子云做出决定，使他一步步掉入陷阱，形成故事发展的节律。在这场猎艳与猎财的冒险游戏中，胡子云与柳系春的行动步骤竟与火车节律同步。胡子云的猎艳过程快得惊人，其速度不亚于火车的风驰电掣。“男人对于女人的侵略步骤”“他那速度，也像这火车一般，是特别快车”[9]189。火车奔驰时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声音，正是柳系春紧张的盗窃心绪的表达。“先看看手表，接着，就把小箱子里的火车时刻表取出来翻了一翻。听听窗子外面，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轰咚啪嗒，非常之猛烈。这是在那里告诉着人，火车是正在极力地奔驰着呢。”[9]242速度代表了火车邂逅这种现代情感发展的新特征。车窗外飞驰的旅行风景以传统不变的静观状态呈现，而相对静止的车厢内部景观或现代邂逅却被置于窥视速度的视角之下，从而构成一种速度的悖反。在速度的维度中，窗外的静态风景与室内的情感游戏形成巨大的张力，表现了作者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

四、结语

张恨水在小说开头即设下了一个问题，“往昔没有火车的时候”，远途旅行的人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蜂拥？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火车作为现代出行工具所带来的生活变革意义。在平沪通车的空间体系中，北平与上海两个城市作为起始空间，但显然故事的流动与火车的行驶是具有方向性的。与反复被提及的上海相比，北平已开始作为消费娱乐化上海的同质存在而出现，被隐喻为奔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而纳入到以上海为代表的世界化时空体系中。平沪通车引擎所带动的正是中国社会由乡土奔赴都市，由传统奔赴西化的历史车轮，而胡子云正是这现代化之旅中的典型旅客。他所遭遇的种种诱惑、蜕变与转变即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缩影。胡子云上当的原因，表面看来是色情陷阱，其实质是以北平为代表的传统的本土观念与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间的疏离，张恨水在此表达了其鲜明的道德批判倾向。但吊诡的是，张恨水的走红又与上海畸形发达的消费文化有关，“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而张恨水正是该刊的“台柱子”[21]。由此可见现代物质文化强大的吸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