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伟，李 薇

(1.东北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2.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

一、引言

Cooper(库珀)认为语言规划可分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教育规划[1]98。地位规划是关于语言间地位和功能的规划，语言地位安全规划必须综合考虑不同语言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家需要协调好不同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关系和功能分配，进而构建良性互动的语言秩序[2]。方小兵从三个方面对语言安全进行了分类，即“语言自身安全”“语言关系安全”和“语言应用安全”[3]。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侧重语言关系安全，其目的是维护语言公平和语言权利，反对语言歧视和过度的语言竞争，抑制语言冲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语言秩序。国家通用语的合理选择是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的首要任务，关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国家通用语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自然会具有一些特质要素以保证其在语言竞争中获胜，政府在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必须考虑这些要素，以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构建良性互动的语言秩序。

通用语特质要素是指某种语言或方言能够成为通用语所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也是影响该语言或方言成为通用语的重要条件要素，包括原生性特质要素和现实需求性特质要素。当某种语言具有通用语特质要素时，方能在国家语言地位规划中被确定为通用语，否则会造成巨大的成本支出，无法达到通用语推行的最佳经济性效果。本文主要从通用语的原生性特质要素和现实需求性特质要素两大方面探讨通用语，阐述在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通用语的特殊属性，助推国家语言政策进一步完善发展。

二、国家通用语原生性特质要素

国家通用语原生性特质要素是指通用语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功能而本有的语言属性，包括依托性和竞争优势性。依托性是指通用语必须依托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竞争优势性是指通用语自身应具有的语言竞争优势。

(一)依托性

一种语言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究竟哪一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这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4]6，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和标准语言都始于方言[5]23。通用语应该以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为基础，凭借其背后强大的使用人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稳固其通用地位，而不应是拼凑或创造出来的人造语言。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召开会议，与会者基于清代李光地等人的《音韵阐微》，并将修改过的章太炎的纽韵文作为记音字母，兼顾南北语音特点，确定了标准国音，即所谓的“老国音”。老国音实质上是一种南北语音拼凑出来的人造语音体系，已经失去了方言基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从旧国音到新国音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次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反映人们对推行国语运动的一次进步。新国音成功的经验在于国音的标准必须摈弃过多的人为的规定，国音的标准必须以某种活的语言为准[6]。

国际通用语也应该以一种民族语言为基础，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等背景进行支撑，否则国际通用语也无法实现国际通用的目的。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基于印欧语系创制了一种人造语言，即世界语，曾一度被看成为弱势群体的文化武器，受到不少近代知识分子的青睐，许多追随者和研习者积极参与了推广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行动。截至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00多万人在使用世界语，甚至出现了世界语的母语者[7]，而且当今国际上还有很多组织或机构仍在推广世界语。然而，百年转瞬而逝，如今世界语运动在实践的检验下即将“弹尽粮绝”，世界语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所坚持的理念已成明日黄花，所期盼的愿景也遥不可及[8]。世界语已无往日的辉煌，更多的是一种语言文化遗产或是大同愿景的寄托所在，在功能上无法达到如同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等一样的世界通用语的地位。当今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已经非常深入了，而且仍在谋求能够进一步加深一体化程度。但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仍然是英语、法语等，并未人为创造一种通用于整个欧盟区域的共同语，显然从目前来看这是各国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从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的角度观察，人造语言成为通用语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易于激化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虽然出于一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人造语言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缺乏文化积淀、情感基础、应用范围等自然语言所具有的属性特征，往往仅能成为精英人士或某一领域内的通用语言，难以为多数的普通大众所接受。

(二)竞争优势性

文化接触，民族接触，常以语言接触为先导。语言接触不仅带来语言的丰富发展，也带来语言之间的相互竞争[9]。不同的语言共存于一个社会中，相互间普遍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语言关系，可以说，语言竞争是语言关系的产物，是调整语言协调于社会需要的手段[10]。这里所说的“语言竞争”是指因语言地位的不同而引起的语言间斗争，语言竞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语言的竞争优势，这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竞争力可分为政治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人口竞争力、宗教竞争力和文字竞争力[11]219-255。通用语的竞争优势可分为强势优势和弱势优势。强势优势是指在语言竞争中常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弱势优势是指对通用语的选择常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因素。语言规划和政策的本质就是限制人们的语言行为，天生就具有强制性和不平等性[12]87-108[13]6-42[14]。为了克服语言间的不平等性而引起的语言问题，以及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避免造成国家、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国家语言安全规划中，国家或政府所确立的通用语首先应具有强势的竞争优势，而且应尽可能多地占有弱势竞争优势，以确保通用语具有绝对显著的竞争优势，促进民众对通用语与非通用语之间不平等性的认可。

1.通用语原生性的强势竞争优势

通用语原生性的强势竞争优势是指人数优势、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

(1)人数优势

占绝对优势的使用人数是通用语竞争的重要依靠。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了统治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噶盖创造满族文字，二人将蒙古字合女真音，创制了满文，并作为国语颁发，即旧满文或无圈点满文。1632年，皇太极为了完善老满文的不足之处，令达海创造了新满文或圈点满文。入关以后，清廷十分注重满语满文的学习，将满语定为国语，满文定为国书，开设学校，进行满文、满语教育，用满语翻译经典史籍，官方文件必须使用满文，并对官员提出掌握满语、满文的要求，事关科举考试与官职的升迁，坚守清太宗的“衣冠、语言不可轻变”的准则，大力推行满文、满语，保护民族语言。虽然清朝在极力推行满语满文，但是从18世纪初开始，京城的满族在风习、语言等方面几乎被汉族所同化，19世纪以后，满文逐渐衰退，清末被废弃，新的国语被确立。满文满语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数来说，使用满文、满语的人非常少。清顺治五年(1648年)，入关的满族官兵仅有5万余人，加上随后进关的满族人口合计不及百万。印度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在推行国语印地语时引发了一系列语言问题，甚至语言冲突，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地语的使用人数并未达到绝对优势。据统计，当时使用印地语的绝对人口尚未达到印度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2)政治优势

良好的政治条件是通用语竞争的强大保障。通用语的政治条件主要包括通用语所依托语言的政治地位、通用语使用者的政治地位及其语言意识形态等。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在地的语言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会成为国家通用语的首选，各国的传统一般都是“以王都之音为正”。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通用语几乎均是王都所在地的方言，类似的还有英国的伦敦音、法国的巴黎音等。以王都语言为标准的通用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对非通用语的歧视，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因为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受王都辖治，故通用语应以王都所言之言为尚，这样可以减少因语言地位问题而引发的民族和地方矛盾。

通用语使用者的政治地位及其语言意识形态也是通用语竞争的强势优势。阿格尔认为语言意识形态(ideology)，指的是执政者对于语言的看法，是一种上层建筑对于语言发展的参与和干涉[14]。通用语的地位规划可以被看作是“领导者试图改变社会的工具”[15]37。执政者或管理者使用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政治竞争优势，常成为通用语，但也出现过定异族语为通用语的情况，这主要是受到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北魏孝文帝弃本民族鲜卑语，定汉语为通用语。通用语的普及是否能够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大力推行是语言规划成功的重要条件[16]。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民间开展的通用语普及工作很难成功，例如清末的切音字运动。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拉开了切音字运动的序幕。随后，该运动代表人物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他们希望为下层民众提供一套言文一致、简单易学的拼音文字，进而普及教育，以达到挽救民族、富强国家的目的。然而，切音字运动仅是一场清末知识分子倡导的、民间自发的文字改革运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和政府支持，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3)经济优势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竞争通用语的强大后盾。通用语的确定需要讲该种语言的民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可以决定一种语言成为国际语言，但经济实力才能保持这种语言的地位并扩大其影响[17]8。同样道理，政治实力可以决定一种方言或民族语成为通用语，但经济实力可以巩固其通用语的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从国内来看，汉民族一直都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民族，汉民族共同语一直都是中国的通用语。从全球范围看，公元1世纪前后，古罗马帝国因政治经济的强大而使拉丁语成为欧洲西部的通用语，其通用语的地位一直延续至中世纪。16世纪初，法国经济实力壮大，成为整个欧洲的经济中心，法语逐渐替代了拉丁语成为国际通用语。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强大，凭借雄厚的经济支持，英语最终获得了世界通用语的地位。

2.通用语原生性的弱势竞争优势

通用语原生性的弱势竞争优势主要包括通用语的广度性、文化载量性、历史继承性、语言声望性、语言宗教性等。但是，这种弱势竞争优势仅是相对而言，它们对选择通用语时所起到的作用在程度上不及强势竞争优势，但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两种语言的强势竞争优势不相上下时，弱势竞争优势也会对通用语的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通用语的广度性

通用语的广度性是指通用语所占据的领域、阶层和地域，当一种方言或语言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性，方适合在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明确确立和普及。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进行了语言地位规划，仿照梵文和藏文创造八思巴蒙古新字，并规定蒙古语作为国语，设立蒙古语学校，用蒙古语编写教材、翻译汉文典籍及佛教经文等，并要求在朝廷公文和官方交际场合中使用蒙古语，以强化和推广蒙古语。而且，还通过实施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凸显蒙古语的尊贵地位。然而，蒙古语并未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蒙古字也没有动摇汉字的通用文字地位。从使用领域的角度看，蒙古语的使用一般仅局限于官方和宗教场合。从使用阶层的角度看，蒙古语更多的是为蒙古人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所使用，并且在元朝实施“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助推下，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加剧，进一步引起了语言间的抵触，注定不会民心相通。从地域角度看，元朝时期蒙古语使用区域主要集中在蒙古人聚集的北方。虽然有显性语言政策的加持，但蒙古语不具备通用语的广度性，难以得到普及，反而广度性较高的元大都话成为了元朝通用语。所谓元大都话，实际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到建大都时已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18]。

(2)通用语的文化载量性

通用语的文化载量性主要是指其文字记载的经典著作、宗教翻译、文献释义、风俗习惯等内容的体量。语言文字记录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涵盖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饮食、民俗、建筑等各领域的辉煌内容。语言的内容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语言史和文化史是沿着平行路线前进的[19]196。语言文字地位规划的成功与否，政府的行政力量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于该语言文字所属文化的先进程度[20]。这里的语言文字所属文化的先进程度指的就是语言文字的文化载量性。文化载量性匮乏的语言不易成为通用语，清朝推行满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推行满文，但是其文化载量性远远低于汉字，最终在成为通用语的竞争中落败。文化载量性大的通用文字具有极大的同化能力。西夏、辽、金为巩固政权都曾创造过本国文字。西夏政权创立了西夏文，到明朝中叶已无人使用，前后使用了500多年；辽朝于921年创立了契丹大字，于1191年废止；金朝于1119年创立了女真大字，于15世纪中叶废止。这些朝代的文字被废止，虽然与朝代的灭亡息息相关，但也不可否认汉字对这些文字的同化作用。元朝时期的八思巴蒙古字没有替代汉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字的巨大文化载量性。

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为了适应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开展了拼音化文字改革运动，变更本国通用语文字。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取得民族独立战争胜利后，为了开展好国家的扫盲工作，使土耳其快速走上现代化道路，凯末尔政府决定实施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法律规定从1929年起全国都必须使用新的拉丁字母，极大促进了扫盲工作的开展。1930年，受苏联“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决定使用拉丁化文字，1931年政府公布第一版拉丁化拼写方案，1939年推出第二版拉丁化拼写方案，直到1941年最终决定推广拉丁字母拼写系统，许多书籍和报纸印刷都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但在苏联把所有新创的拉丁化文字改成斯拉夫字母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于1941年决定用西里尔字母(斯拉夫字母)拼写蒙文，即新蒙文。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确定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作为法定文字。同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确立了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不具有丰厚的文化载量性，但却成为通用语的法定文字，说明了政治因素对通用语的巨大影响性，是通用语的强势竞争优势。

(3)通用语的历史继承性

非因外族入侵形成的通用语具有历史继承性，即每一时期的通用语都会受到上一时期通用语的强烈影响，甚至是上一时期的通用语在语言接触下演变而来。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应维系一脉相承的通用语，因为这种通用语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形成的，能够产生巨大凝聚力量的纽带。

中华民族通用语具有极强的历史继承性。先秦时期的通用语称“雅言”，即洛阳话。秦统一全国之后实施了统一全国文字的语言政策，此后汉字一直都是历朝历代的通用文字，而此后的通用语仅指全国通用的标准语音。秦朝统一全国的时间很短，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通用语，故洛阳话仍是其通用语。西汉通用语称“通语”，为长安话。东汉、曹魏和西晋时期的通用语也称为“通语”，为洛阳话。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通用语仍以洛阳话为基础。西晋以后，北方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促进了属阿尔泰语系的北方各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接触，一些北方民族的语言特点融入汉语，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汉儿言语”。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一书认为，在北方黄龙府附近，汉人和高丽、女真、契丹、回纥、党项杂居地区，“汉儿言语”是这些民族交往的共同语。南朝时期的通用语是受到吴语影响的洛阳话演变而成的金陵话。潘悟云[21]5、麦耘[22]207等学者坚持金陵话是洛阳话受吴语影响而产生的变体语。隋唐时期的通用语是长安话。宋朝时期的通用语是汴洛语音，即开封和洛阳一带的方言。元朝时期，通用语是大都话。在东北燕京一带发展起来的汉儿言语，在与辽、金两代的京师语充分接触后，演变而成元朝时期的大都话，并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多数学者认为明朝时期的通用语是南京话，即金陵话。清朝时期通用语为北京官话。民国时期的通用语为国语，即北京话。新中国成立以后，通用语为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从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演变历程来看，最早的通用语是以洛阳话和长安话为核心的中州音，受南方吴语的影响形成了金陵音，受北方少数民族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形成了“汉儿言语”，并发展成为现代的北京话。可见，中华民族通用语是一脉相承的，并已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巨大力量。

(4)通用语的声望性

通用语的声望性是指通用语在语言使用者中的形象。Kaplan(卡普兰)和Baldauf(巴尔道夫)系统地介绍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声望规划是关于语言的形象规划[23]201-266。在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政府应大力度塑造和维护通用语的良好形象，增加其在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可接受度。中国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就为普通话树立了良好形象。2018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坚持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提升贫困地区人民使用普通话的能力，为群众提供提升职业技能和增强就业能力的机会，同时为实现国家精准脱贫的工作目标打好语言基础，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整个“推普脱贫”的行动过程中，普通话与脱贫建立起了联系，塑造了良好的通用语形象，增加了普通话的可接受度。

从国际角度看，法语一直都树立着良好的语言形象，被赋予“贵族语言”“最美丽的语言”“最浪漫的语言”等称号。18世纪以前，法语在法国国内一直是精英贵族语言，并且政府通过法令等显性语言政策维护其形象和地位。1066年，纪晓姆公爵占领了英国，成为英法两国国王，法语随之成为英国王室、贵族及其行政部门的官方用语，英语则为英国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语。法语成为英国上等语言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巩固了其贵族语言形象。1812年卫国战争前，俄语在俄罗斯帝国的地位还不高，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很多俄罗斯贵族对法语的珍视程度高于俄语[24]。直到一战之前，法语仍是欧洲贵族最喜欢的语言。随着欧洲贵族阶层的衰败和没落，法语又以最美丽、最浪漫的语言形象流行于世界。

但是，在宣传通用语声望和地位之时，也应把握适度性，不能过度强调通用语的声望和地位，避免发生像法国、英国、美国等出现的一些民族语言濒危或消亡现象。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通用语的声望和地位，清末的北京话作为通用语在一些地区就没有获得应有的声望和地位。耿振生指出，有趣的是，虽然说的是北京话，但在观念上却没有把它当作高雅语言，有时还要贬低它。赵元任在家想改用地道的北京话发音，被他哥哥斥责为“学老妈子说话”。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傅斯年，在北京大学学了北京话，却被家人嘲笑为“说起老妈子话来了”。可见，不把北京话看作高尚“雅言”的人并非少数[25]。但是，也不能过度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声望和地位，避免发生类似苏联出现的通用语逆歧视现象。苏联初期，苏联政府推行“本土化”语言政策，弱化俄语地位，鼓励民族语言的学习，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但这也引起了对俄语的逆歧视，民族主义盛行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5)通用语的宗教性

通用语的宗教性是指通用语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最早的文字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用于宗教活动，记载宗教传统[26]。宗教对语言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古代文字的产生往往与占卜、巫师等有关，例如中国甲骨文产生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占卜。宗教对语言词汇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佛教对汉语词汇量的扩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浮屠、忍辱负重、因果报应、法宝等，这些都是随着佛经翻译而创造出来的新词语。宗教对语音体系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例如汉语的反切。反切是东汉末年出现的一种汉字注音方法，是在梵文字母的启发下利用汉语固有的双声叠韵特点创造而成的，而梵文正是记录佛教经文的文字，跟随佛教传入中国。宗教对语言形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汉语句法组织上的重“意”不重“形”和组词上的重和谐、求平衡的特点，也无不与佛教影响有关[27]。宗教也能复活一种语言，如以色列犹太教对希伯来语的复活。宗教也能促进语言研究，事实上，最早语言研究著作编写的目的就是为传播宗教提供语言服务，最早对汉语语法做过系统考察的就是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传教士。语言是建构宗教世界的载体，宗教又在创造、发展语言，二者成为构筑一个民族心理特质和精神风貌的基石。

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时，必须考虑通用语自身的宗教特质，以及其他方言或语言所关涉的宗教，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国家分裂。印巴分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印度斯坦族，其语言是印度斯坦语，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是在莫卧儿帝国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6世纪初期，印度建立了一个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几乎统一了全印度。穆斯林的波斯语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官方语言，用于行政、教育、法庭和贸易等领域，但宗教领域一律使用阿拉伯语。借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突厥语和其他语言的词汇，逐渐形成乌尔都语，但其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事实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极为相似，二者大同小异，常常被看成一种语言。但是，由于宗教不同，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斯坦人尽管使用乌尔都文，却用阿拉伯文书写。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斯坦人使用印地文，却用梵文天城体字母书写。这种宗教和语言文字的冲突是1947年印巴分治的一个重要根源[28]。印巴分治之后，在印度国内，两语的冲突依然不断。1950年颁发的《印度宪法》规定，联邦的官方语言是以“天城体”字母书写的印地语。1955年印度全国开展了“印地语日”活动。但是，为了表示不满，乌尔都语捍卫者于1957年举行“乌尔都语日”活动，两语捍卫者发生了激烈冲突。由此可见，宗教对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国家通用语现实需求性的特质要素

国家通用语现实需求性的特质要素是指民众或国家对通用语的实际需求性，包括民众实际的沟通需求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需求。

(一)民众实际的沟通需求——通用语之源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通用语有了实际的需求时，通用语才适合在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明确确立并加以推广。成功的语言规划的条件之一就是通用语应有社会需求[16]。南北朝时期，南北处于阻隔状态，隋朝统一全国之时，发现南北通用语的语音和文字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正音，隋、唐、宋均采取了规范语音的语言政策，颁布韵书作为语音标准，并规定在科场中必须遵守其音韵标准，标准音具有了官方法定色彩，成为官韵。隋代的陆法言大量吸收南方金陵话的语音，并以金陵话和洛阳话为基础正音，编撰《切韵》，并作为官韵。唐代的孙愐对陆法言所著的《切韵》进行修订和增补，著成《唐韵》，并作为官韵在全国通行。宋朝颁布了两部官方韵书，即《广韵》和《集韵》，用以确定语音标准，两部韵书均反映了宋代的实际语音。隋朝以前，由于南北阻隔以及文字基于不同目的改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异体字增多，引起部分文字失去统一规范。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提及由于南北朝士大夫作书妄改笔画，或自造简字，于是俗讹、异体不断滋生，成为风气，以致经籍文字，不堪入目。在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努力下，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正字书。正字书是指为了确定文字标准形体而编著的书，如《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佩觿》等。这些正字书和韵书符合了当时民众的实际沟通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民众对通用语没有现实性的沟通需求，但政府却以显性语言政策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话，就会费时费力，不但达不到推广通用语的经济性效果，而且严重时会引起民族矛盾。Spolsky(斯波斯基)指出，即使有一种正式的、书面的语言政策，白纸黑字的政策也不一定被贯彻实施，其实践实施的效果也不一定得到保证和始终如一[29]39。在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末年期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以推广北京话为目标的正音教育运动，主要在闽粤两地进行。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官话》云：“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30]270其间涌现了一批教授北京官话的学校，以及刊出了一系列的官话正音读本。此次正音教育运动，有标准有措施，并把学习北京官话当成科场取士的必备条件。但是，由于普及的对象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两地的入京官员，并非民众的实际沟通需求，清朝官话推广政策基本宣告破产。再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39年颁布的“维莱哥特雷法令”，将法语定为国语，但由于当时地方之间联系和沟通并不多，作为通用语的法语并没有实际上的需求，在学校、教堂、家庭等场合以及日常沟通中仍使用自己的地方语言，因此，该项法令并未达到在全国推广法语的目的。

我国当今的普通话推广政策适应了清末以来国内人口迁移的实际情况，满足了全民现实沟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清末民初之时，国民的流动和迁移开始加剧，根据路遇的统计，这一时期仅从山东向东北的移民就达2 500万人[31]4-10。外地移民的涌入必然会与当地原居民进行语言交流，势必会造成不同方言间或语言间摩擦或碰撞，引起通用语地位规划问题。民国期间的战争、自然灾害、饥荒等因素引起国内人口迁移进一步加大，对通用语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经济接触更加密切，为了满足民众现实沟通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相关的语言政策，大力推行普通话。

(二)国家利益的政治需求——通用语之驱动力

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政治需要，在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中，执政者可以制定法令、法规等显性语言政策要求国家通用语居于主流地位，以达到国民国家身份认同的统一，抵御国外语言文化的入侵，进而促进本国的发展壮大或对他国的控制。清代自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在语言政策上实行“一切语言，必照内地”的强制改造政策，实现了土家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法国对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强制性地普及法语，极力推行语言文化入侵，以至于经典阿拉伯语成为阿尔及利亚的一种外语，从1938年起，阿尔及利亚民众已不再使用经典阿拉伯语[12]124。如今，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讲法语第二大国家，人数仅次于法国本土。法语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推广和普及极大维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统治。

极少数情况下，也会出现统治者主动制定法令法规要求本族民众语言与异族通用语同一化，以达到促进本民族、本国发展和强大的目的。北魏孝文帝就提出了一项促进汉化的语言政策，把汉语确定为“正音”，提出要“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弃本民族鲜卑语，以文化载量最大、使用人数最多、通行地域最广泛的汉语为国家通用语。孝文帝的语言规划行为，有宣言，有策略，有措施，可算作是一次比较明确的、完整的语言地位规划[20]。这项显性的语言政策促进了鲜卑族汉化，使鲜卑族能够以当时最先进的理念管理国家，促进了北魏的进一步强大。

四、结语

语言的选择是语言政策中最基本的核心内容，通用语的选择是语言选择中最核心的内容，关系着良性语言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语言地位安全规划要充分考虑通用语的特质要素，既要充分考察备选语言或方言的原生性特质要素，即所依托的语言或方言在人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继承、宗教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也要充分调查备选语言或方言的现实需求性特质要素，明确大众或国家对该语言或方言的需求程度，积极推进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最大限度地提高公众对准通用语的认可度，避免因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之间的不平等而引发的语言问题，保障国家安全。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并要求大力推广普通话，这符合语言客观规律，因为我国普通话已具备了通用语应有的特质要素。但是，为了巩固普通话作为通用的地位和功能，国家和政府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等，积极维系我国普通话的通用语特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