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东柳

(1.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00；2.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孔子一生立志为学，《论语》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学”的问题。据统计，《论语》中提到“学”字共有64处，大多数出自孔子之口，只有少数是孔子弟子所说。如耳熟能详的“学而时习之”[1]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120等。关于为何而学？孔子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1]1503“君子学道则爱人”[1]1363等。《论语》中“学”的观点，见解深刻，内容多样。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器与政治性、宗教性的祭祀活动息息相关，而祭祀与礼仪休戚相关。孔子与弟子的互动交流中，许多教学素材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经验世界。“器”作为一个非常直观的、具体的意象，被孔子多次引用。在《论语》中，“器”字共出现6次，均以“子曰”的方式出现，笔者将其分列如下：

子曰：“君子不器。”[1]11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24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1233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1]337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1]1078

从以上例子来看，《论语》中提到“器”字次数虽不多，内涵却很丰富，多与治学、修养等话题有关。其次，《论语》中多处提到具体的器物，有觚、玉、帛、钟、鼓、刀等，分别出现在《雍也》篇、《阳货》篇、《微子》篇、《子罕》篇、《季氏》篇等。孔子深入挖掘酒器、美玉、钟鼓等器物背后的文化意蕴，不仅赋予“器”更多元化的涵义，还将“器”与学行、品性、才德相联系起来。目前学界有关《论语》中“器”的研究多集中在“君子不器”的含义阐述和“管仲器小”的矛盾诠释，少量集中在对《论语》单篇解读，如《阳货》《公冶》等，主要论述“器”与“礼”，“器”与“道”的关系。研究者杨洋在《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发表《儒家劝学思想中的“器”意象运用及其现代价值》一文，首次将“器”与“学”联系起来。文章的论述以儒家劝学传统为切入点，考察“器”意象与“学”意涵，并联系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理解，两者并置地谈论以“器”劝学的现代运用及价值[2]。这是目前笔者所能搜集到的《论语》中“器”与“学”的研究成果。但《论语》中“学”的思想贯穿始终，“器”的内涵丰富，两者之间还具有无比丰富、且极具阐释力的言语空间。笔者不揣冒昧，立足于《论语》，略为梳理“器”与“学”的关联性，展示孔子“器”与“学”的思想。

一、以“器”劝“学”

《论语》中，孔子将“器”与“学”相联系，以“器”阐述其“学”的思想，不仅以器喻人，发挥器物教化功能，而且辩证地看待“器”的功能性特征，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肯定，启发弟子“学”而内省。孔子还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有限之器中蕴含的无限可能，勉励弟子学无止境。

(一)以“器”喻人：器物教化

器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特别是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器更是礼文化的代表和标识，蕴含人与神、人与物、人与社会的文化内涵[3]。《论语》中，孔子以器物为媒介，以器喻人，发挥器物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子路》《卫灵公》和《公冶》三篇中。

《子路》篇：“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1]1078程树德《论语集释》辑录学者们对“器之”的“集解”有“度材而任官”[1]1079之说，而“集注”则为：“器之，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1]1080朱熹沿用前人观点，以为此处之“器”是指具体的有形器具。夫子把人比作一种器具，根据人的才能置之于相应职位，使其各周于用。《卫灵公》篇中，子贡问孔子何为仁？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1233。《论语集释》中对此的“集解”有云：“言工以利器为用，人以贤友为助。”[1]1233此处之“器”同样是指具体器具。器不利不成事，反之，器利才能善其事。“利器”与下句的“贤者”“仁者”互应，以利器比喻贤、仁之人。孔子以有形之器喻人，依“器”之功能喻人之才能，依“器”之优劣喻人之贤、仁与否。

《论语》中所提之“器”最具有文化气息的莫过于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孔子评价子贡：“女器也。”[1]337此处之“器”为“瑚琏”。那么，何为“瑚琏”？皇侃《论语义疏》云：“瑚琏者，宗庙宝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贵者也。”[4]100《论语集释》中的“集注”载：“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1]339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亦有提到——“瑚琏乃宗庙中盛黍稷之器，竹制，以玉饰之，言其既贵重，又华美，如后世言廊庙之材。”[5]104以上诸家的释义皆把“瑚琏”译为宗庙祭祀的礼器。孔子以瑚琏喻子贡，将子贡喻为礼器。

器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以上提到的三段语录中，孔子根据器物的作用和本身具有的特点，挖掘器物本身独特的文化蕴涵，将器物与人相融合，以器喻人，充分发挥器物的教化功能[6]，不仅使受教之人从具体的器物中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逐渐完善自身人格，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沁润到器物背后的文化因子，对个人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对“器”的否定与肯定：启发内省

《论语》中涉及许多人物的评价，上至历史人物、君王贵族，下至身边的弟子和平民百姓。孔子具体地、辩证地给予每个人物中肯的评价。孔子辩证地看待每个人，既能不惜赞美其品性功德，又能攻瑕索垢发现不足。最为明显的是对于子贡和管仲，孔子均以“器”评价他们，在对“器”的否定中暗含着肯定，肯定中暗含着否定。

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是孔门十哲之一。《论语》一书中共38次提到子贡，数量上仅次于子路。有的学者认为，《公冶》篇中，孔子将子贡喻为“瑚琏”，此处“器”已脱离了有形器物的具体形态，作为一种礼器，既贵且美，是祭祀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赋予神圣的意义，给予子贡一个很高的评价，是夸赞子贡之德。有的学者则认为以“器”喻子贡，是对子贡的批评，认为孔子批评子贡没有由具体之事达到对普遍之道的体认[7]。另外，在《论语》中，孔子多处提到君子应寡言，曾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1403而子贡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善外交，曾任卫国和鲁国的宰相，以巧言善辩著称，有很大的名声。因此，皇侃、朱熹等学者认为孔子将子贡喻为“瑚琏”，并不是一种赞美，而是带有贬义和否定意味。笔者认为，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肯定中带有否定，否定中又带有肯定，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孔子敏锐地抓住“瑚琏”作为物质工具可延展到文化层面上的特征，精确地将其与子贡的性情品质相结合。他既肯定了子贡的才能，又发现子贡所存在的不足，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借助“器”来表达。这符合孔子中庸婉转的劝谏方式，既不直接伤害子贡的自尊心，又启发子贡内省，起到劝学作用。

同样，《八佾》篇中，孔子评价“管仲器小哉”[1]240。《论语集释》中的“集解”有“言其器量小也”之说[1]240。诠释者将此处之“器”释为“器量”“器度”。而同一书的“集注”则为：“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1]241“器小”指的是“不行王道”。后世学者进行诠释时，多于“集解”“集注”二者中择其一。春秋时期，“器量”是特指器皿的容量，东汉时期首次用于形容人。所以，将“管仲器小”之“器”释为“器量”的说法有待商榷。联系上下文来看，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孔子以“器小”来评价管仲“不俭”“不知礼”，此处之“器”是对人的一种道德价值判断，“器”的内涵已从文化层面延伸到伦理道德领域。

《论语》中涉及管仲的评价共出现4次，《宪问》篇中出现3次，笔者将其分列如下：

1.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1105-1108

2.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1128-1129

3.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136-1140

面对子路和子贡关于“管仲仁否”的争论，第一段中，与子产、子西相比较而言，孔子肯定管仲为“仁人”，认为其仁行高于另外二人。面对子路“管仲不死”的问题，孔子举例“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再次称赞管仲的功绩。子贡进一步追问管仲是否为“仁者”？孔子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的事迹再次肯定管仲之仁。孔子以“器小”评价管仲，具有否定和肯定的两面性，一方面以“器”外在表现形式功能单一性否定管仲，另一方面又以“器”所承载的内在价值肯定管仲。

孔子肯定礼器的政治功能，即是对子贡聪慧机敏、知礼守礼的一种肯定。对礼器专于一技的否定，即是对子贡讥讽他人、巧言善辩的行为不够满意，认为子贡在道德方面不够完善。同理，孔子既肯定管仲有仁者之功，又以“器小”批评其行为骄奢与僭礼，德行有瑕。正是因为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孔子对子贡和管仲的评价才更显得真诚。任何人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孔子循循善诱以“器”劝学，不管是喻子贡为器，还是评价管仲“器小”，都是在引导弟子内省是否修仁礼、行王道，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

(三)“器”的有限与无限：学无止境

《论语》开篇《学而》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所提之“学”包含两个方面，对内“修己”，安顿好自己的生命和心灵，对外“安人”“安天下”，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554的永无止境的道路。“君子不器”一语中，孔子将“器”与“学”联系起来，从“器”的生活、功能(器皿)延伸至“器”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特征，意味着“学”不仅流于有限的外在形式，而且更应注重内在的内容，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学无止境的过程。

《论语》一书中的“君子不器”含义丰富，历来为人们争论不休。其原因在于：一是“君子不器”一句孤立出现，并无上下文可辅以理解；二是“器”字本身义项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其引申方式多种多样，有借代、比喻等，对其解释具有多重性；三是孔子自身处于礼器文化逐渐衰落的时代，他本身对“器”的理解包含诸多矛盾。《论语集释》中对此的“集解”有云：“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也。”[1]112此解释乃引包咸之论，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君子不器”之“器”的解释。同一书对此的“集注”则为：“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1]112后来的钱穆先生提出的“器”即“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近之”[5]10，“不器”即“犹今之谓通才”[5]10。乃至杨伯峻、南怀瑾等学者提出的观点，都是沿用包咸所提的“各周其用”和“无所不施”观点[1]112。“君子不器”之义中，“君子”不应该成为器皿，强调的是“君子”不应只会一技一艺。此处的“器”从表面上看是指具有生活性和功能性的器皿，实际上反映的是孔子已脱离功能层面的考量。人要成为君子，达到“仁”的境界，是一个不断求学的过程，正如“器”从器皿的功能性逐渐提高到价值性的过程。

综上所述，不管是孔子对管仲微妙而复杂的评价，还是对子贡褒扬中夹杂批评，抑或是君子“器”与“不器”，都反映出孔子已经超越“器”的物质层面，上升到文化领域，乃至移用到对人的价值评价。孔子以“器”喻人，以“器”作为载体提出“学”的思想，在对“器”的肯定与否定中启发人学会内省，并从有限之器、无限之器引申出学无止境的内涵。

二、从“器”到“不器”

孔子继承《周易》“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的思想。“器”是“道”的基础，“道”是“器”的目标，从“器”到“道”有一个过程。孔子将“器”作为重要的劝学载体，引导弟子先“观器”“识器”，后“成器”，再摆脱“器”的限制，最后“破器”入道，学以求道，成为君子，实现“器”与“不器”的有机融合。

(一)“观器”为法

“器”之所以为“器”，在于其有形。有形意味着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事物。古来便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8]46的传统，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建构即是一个“观物—取象—制器”的过程。孔子继承前人思想，将“观”作为求学的重要方法，在很多篇目中均有提到。看一个人是否温良恭俭让，孔子认为要“观其志”“观其行”。了解一个人，即是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107。何以知仁？孔子提出“观也，斯知仁也”[1]278。孔子认为要达到“达”的境界，需具备“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即能“在邦必达，在家必达”[1]1000。《荀子·宥坐》篇中提到孔子具体的“观器”教学实例。孔子带领弟子参观鲁桓公庙堂时，看到悬挂的欹器(君王用来警示自己的器具)，孔子说：“中则正，满则覆”，并让弟子亲自实验观察，告诫弟子抱有谨慎谦虚的态度[9]8。“观器”是“识器”的前提，要多观方能识之，观得全面、正确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557。关于如何“多学而识之”[1]566，从孔子对伯鱼的教诲中可见一斑。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388孔子所论之“观”，是学习的基础，不管是观人，还是观物，都是“观千剑而后识器”[10]494的学习过程。

(二)“成器”立“学”

从“观器”到“识器”，是为了能够“成器”。人生来就有“器”化的特点，人无法脱离肉体之器而独立存在，生于世间，必将要融入这个器用结构的社会，必定与有形之器直接打交道，所以想要成为君子，达到“不器”的境界，必先“成器”。对于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后人多解释为孔子有轻器的取向。其实不然，孔子七十二弟子皆通六艺，可见孔子并不否认成才、成器。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这话虽带有贬低、批评之意，但不可否认，“瑚琏”是非常尊贵的大器，而且孔子也曾评价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1]65，所以，孔子是认可子贡的才能的。只是作为子贡的老师，孔子对他寄予更高的期望和勉励，以求得个人德性不断向上的挺立，既成“大器”，更成君子。另一方面，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672，但当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田、织布时，孔子说他是“小人”，此处“小人”并非贬低嘲讽之意，也并非轻视体力劳动[11]。在孔子看来，培养一个人，使其广泛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学有所成，行有所成，即“成器”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成为君子，实现“不器”，从内到外皆为完美，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孔子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他从特定的社会条件出发，认为君子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人才的重要储备，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可能成为君子的弟子，孔子诲而不倦，引导弟子树立更远大的目标和志向。这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没有实现“不器”就是资秉不高，能力不足。“成器”与“不器”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只有先“成器”，才能实现“不器”。

(三)“破器”入道

“器”属于形而下者，受限于具体之“形”的束缚，所谓“破器”就是超越具体之形的束缚[12]，摆脱工具性、手段性，追求个体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实现“不器”，成为君子。君子不满足于只“成器”，滞于一端，限于“器”的局限束缚，因陷入一偏就难知全貌，而应在游遍各种知识技能之后，学有所悟，内化于心，在不断地积累和实践中实现对“器”的突破和超越，达到“不器”的状态。“君子学以致其道”，“不器”即是达到“道”这一形而上的境界。“不器”是孔子对君子各种美好品质总的概括，主要有三层含义的内涵。一是君子“破器”，实现“不器”，是守住“道”，以“道”为原则和志向。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1]1282孔子所论之“道”是指君子所追求的无所偏向、无所意图、不为具体之物所困扰[13]，追求更高的目标，对内备圣人之德，对外施王者之政。二是君子“不器”即实现对有形之器的扬弃和超越，能周遍通达，无所不包，无所不是。这亦是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1]1472，或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14]384，意味着君子博学多能，不限于某一具体技能或职业，但也不是意味着人要封闭自身，而是意味着要具备整体全局观，掌握万物至理，顺时而动。三是君子“破器”，实现“不器”，摆脱“使人如器”的状态，成为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考与抉择，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1]479它强调不被自身单一、僵化的视域和观念所束缚。总的来说，“破器”是在各个方面突破“器”的限制，是对某些片面的突破，更是对形而下的突破，摆脱各种现实维度的限制后，修养美好的道德品质，形成理想的人格，成为君子。

人没有办法脱离具体之“器”而存在，只能在接受“器”后实现对“器”的超越。这种超越并不是完全的摒弃，而是戴着“器”的镣铐实现的一种蜕变。孔子对“器”的理解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他将“器”与“学”联系起来，并实现“器”与“学”的调和，引导弟子明白，生活在器物世界之中，要通过“观器”达到“识器”，以“器”为学习对象，获取知识和体悟，成为“大器”。但又强调不为“器”所限制，追求比“器”更高的目标，上达于“道”，进而成为“君子”。从“观器”到“破器”就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过程，从“破器”到“不器”亦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孔子从学习过程和学习目标两个维度将“器”与“学”作了一种有机的调和，实现“器”与“不器”的融通。

三、孔子“器”“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处在教育功利化大背景下，“器”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治和宗教意蕴淡化，功能性意味加强。由于过度重视工具性价值，人为了适应社会，不断地学习是为了“成器”，“成器”后却忽视了对“器”的超越。几千年前，孔子强调生而为人，虽处于肉体之器中，但可通过刻苦学习，修身养德，实现对“器”的超越，达到“不器”的境界，最终达到自我完善和内外合一的理想境界。孔子这样的教学理念对于愈发“功利化”的社会而言仍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人是寄身于肉体之“器”中，并不是毫无生命感的器物，在“学”的征途中，师者起到引导的作用，把学生当成鲜活的人，启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意义的体验，在意义体验中不断地思考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世界，从“观器”“识器”到“成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15]，亦如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1]82-88孔子以学贯穿始终，是终身学习的典范。面对“仁”难以达到的说法，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571而今的学习过于追求速度，寻找各种捷径，企图在一夜之间就掌握所有的知识，妄想读一两本书就能知晓天下事，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1059的局面。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孔子曾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1]709，他以庄稼的自然生长规律来警示自己和弟子：人的成长、学习与庄稼的生长一样，有其自然规律，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只有遵“序”，才能“渐进”，进而“成器”。在倡导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社会背景下，师者引导学生以循序渐进的态度求学，将学习当作终生的事业，最终实现内在的自我提升。

其次，孔子以“器”劝学，并将“不器”作为求学的目标，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根植于具体生活情境中的选择。“器”本身具有多重内涵，从功能层面上考量，是强调“器”之用处。进一步来说，礼器作为祭祀礼仪的重要工具，虽还是承担功能性作用，但还兼具神圣性、政治性的特征。从一个单纯的器皿成为尊贵的礼器，也是对自身能力的不断升华和提高；最后，不再停留在器物的效用层面上，实现“破器”，成为君子，上升到作为人的价值、意义、内涵的觉察和顿悟中。孔子以“器”进入“学”中，最终还是落到了人的身上，实现“不器”，即是要“为己”“修身”“成己”。现在，人们在使用“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向外的操纵，忽视“器”本身的价值和神性，人也逐渐沦为一件控制“器”的器物，变成“器”化的人。此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分工愈加复杂、细化，每个人都被禁锢在“器”限中，学习的目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器物”。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分工明确的时代，孔子也没有反对人从事具体的工作。只是对于孔子来说，通过学习，成为一件“大器”，根据自己的特长匹配擅长的工作，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成“大器”是学习过程的一个阶段，仅是完成了一半，最终目标是实现“不器”。而今，社会分工下的人成为社会的“工具”，这无可厚非，但人们在学习之后“成器”，却只停留在这一阶段，把“成器”当成学习的重点，并没有进一步实现“破器”，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展现自己“用”的价值，却忽略了作为“人”的价值。

李泽厚先生将“君子不器”释为“人非robot(机器人)”，强调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器械。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现代阐释，生活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以“器物”为代表的技术逐渐架空人们的生活，吞噬人们的存在，要恢复个体生命的神圣感和满足感，要在学的过程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65，体察“器”所蕴涵的个中滋味，并跳出效用逻辑和工具理性逻辑的陷阱，学在“修身”“为己”，实现人的意义价值的挺立。

四、结语

孔子论“器”，使“器”为“学”的思想提供正面的价值支持，将“器”贯穿到“学”的始终，不仅以“器”劝学，实现器物教化，启发内省和终身学习的劝学思想，更是从“观器”“识器”“成器”和“破器”的过程延伸到人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实现个体的超越，成为君子。此外，孔子以“器”喻人，进而劝学的思想，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物化的现象，仍具有深刻的意义，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宝贵的财富和鲜活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