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 亮（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源自于唐代元稹 《莺莺传》（又称《会真记》）的《西厢记》，为王实甫所撰。明清两代附有版画插图的曲本不下数十种，是戏曲版画中最多的版本，其中尤以明代的版本为精，在明代刊刻盛行的几个地域诸如徽州、金陵、武林、吴兴及建安等地都刊行有不同的版本，且风格呈现各自的特征。对其版画插图多限于图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作为卷首的肖像版画探讨的却不多，以下据现今所知的版本进行梳理并加以探讨。

一、版本梳理

已知《西厢记》附有版画插图的版本为元末明初刊本 《新编校正西厢记》，此本残卷，仅5页，插图一页半，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一幅似为“月下听琴”，故难以观全貌。明隆庆三年（1569）苏州众芳书斋顾玄纬刊本《增编会真记西厢记杂录》，传为宋陈居中绘，明唐寅摹，何钤刻。图单、双面版式。版心刊“众芳书斋”、像名（同图内名）及刻工“何钤”。卷首有莺莺像两幅，其一“唐崔莺莺真”（见图1a）署“宋画院待诏陈居中写”。其二“莺莺遗艳”（见图1b）署“吴趋唐寅摹”，版心上刊“众芳书斋”，下刊“何钤”[1]。两幅崔莺莺像为《西厢记》诸版本中最早存本，风格与建安、金陵不同，后世所绘莺莺像大多以此本为祖本。此本图后有顾氏跋文两篇，年代分署丁酉（1573）、己巳（1569）年，述其图像源流。何氏为苏州刻书世家，有姓名可考者多达20余人，然镌刻过版画的仅何钤1人。图版线条运用略显滞重，但比起早期的建安、金陵版画却显得细致有余。

图1 众芳书斋本唐崔莺莺像

明万历年间汪光华玩虎轩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明汪耕绘，黄鏻、黄应岳刻。图单面1幅，双面20幅。版心刊“北西厢记”、卷次、页次及“玩虎轩”。此本首序已残缺，序有“玩虎轩”二方印章（另一似为汪云鹏印），次为莺莺像，为单面版式，图内左下刊记“明伯虎唐寅写，于田汪耕摹”[2]。此本绘刻精工，对照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本（见图2）和继志斋西厢插图可知二者源于玩虎轩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伯良香雪居刊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明长洲钱谷绘，吴江汝文淑摹，新安黄应光刻。图单面一幅，双面20幅。单面图内署“崔娘遗照”“宋画院待诏陈居中摹”，版心刊“新安黄应光镌”[3]（见图3）。其他图版版心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图”、页次及“香雪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刊本《北西厢记》，仇英绘，插图长卷形式，单面图图内刊“崔娘像摹仇英笔”。明万历年间刊本《西厢记考》，明唐寅、钱谷绘，夏缘宗刻。卷首图双面版式5幅，单面版式1幅。单面图“莺莺像”1幅，署“明伯虎唐寅写”[4]（见图4）。其他双面图版心刊“图”及页次。插图页二左下角刊署“夏缘宗镌”，另有武林翻刻本，于同位置署“新安黄应光镌”。

图2 起凤馆本莺莺遗照

图3 香雪居本崔娘遗照

图4 夏缘宗刻本莺莺像

明天启年间金陵刊本 《槃迈硕人定本西厢记》，刘素明刻，画家刊署有魏之克、钱贡、吴彬等10余人。图单面版式1幅，双面14幅。单面图内署“莺莺遗照”“唐伯虎”并钤印“伯虎”。版心刊“西厢像”及页次（见图5a）。明崇祯年间苏州存诚堂刊本 《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刘素明刻，图单面狭长型版式1幅、双面10幅，版心刊页次。单面图内署“莺莺遗像”“仿唐六如笔，陈一元”（即陈一元所绘）[5]（见图5b），“素明刊”。双面插图署名有“孩儿、凌云、之璜、一水、如愚、贞父”等人，署“素明刊”。

图5 刘素明刻本莺莺遗照

明崇祯年间刊本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陈洪绶、魏先、陆棨、陆玺、陆喆、陆善、孙鼎、高尚友、任世沛、仇英等绘，项南洲刻。图单面版式1幅，双面版式正副各20幅，版心刊“像”及序号。单面图内署“双文小像”[6]（见图6a）。傅惜华与西谛旧藏本有所不同，傅惜华本版心无宋体字“像一”，头发刻法也有差异，西谛藏本为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刊本。明崇祯十二年（1639）刊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明张深之、陈洪绶绘，项南洲刻。图单面版式1幅，双面版式5幅。版心刊像次，单面图内刊“双文小像”（见图6b），5幅精准的提炼了五卷中主要的内容。明崇祯十三年（1640）闵齐伋彩色套印本《六幻西厢》，图共21幅，卷首图为莺莺像 （图7），左有篆书题“嘉禾盛懋写”，钤印两方，一为白文“盛懋之印”，一为朱文“子昭”[7]。明崇祯年间山阴延阁李告辰刊本 《北西厢》，陈洪绶等绘，项南洲刻。月光型版式正副图各20幅，单面版式莺莺像（版心刊“莺莺像”）1幅[8]（见图8），为陈洪绶绘，项南洲刻。延阁刻本有多种，主人李延谟即李告辰，山阴人，尚刻有徐文长改本《四声猿》等插图书，为书肆中人。《四声猿》插图署“水月居”，或即告辰。明崇祯年间安雅堂刊本《新镌绣像西厢琵琶合刻》，西厢单面版式1幅[9]，双面20幅；琵琶双面版式37幅。西厢版心刊“像”及序号；琵琶版心刊“琵琶记”、卷次及页码。西厢卷首序署“醉香主人”，正文依次为“园林午梦”“围棋闯局”“西厢摘句骰谱”“钱塘梦”“会真记”“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琵琶卷首为“新校琵琶记始末凡例”，目录题“元本出相点板琵琶记”。正文题“琵琶记”。明黄嘉惠刊本 《董解元西厢记》，图单、双面版式，单面图“莺莺像”内右上角题“明伯虎唐寅写”。明末刊本《西厢会真记》，明吴郡盘室钱谷写，吴江汝氏文淑摹。图双面版式20双幅，单面“莺莺遗照”1幅，图内右上角题“崔娘遗照”，左上角刊“宋画院待诏陈居中摹”，版框外四周嵌有花边[10]，为香雪居本所无，但图版内容二者大体相同。

图6 项南洲刻本双文肖像

图7 闵齐伋本莺莺像

图8 李告辰本莺莺像

二、造型特征

我们今天冠以肖像画的这一称谓，古代有十几种说法，《西厢记》图内刊署“唐崔莺莺真”（真即写真）、“莺莺遗艳”“崔娘遗照”“莺莺遗像”及“双文小像” 都属肖像的范畴，尽管称谓不一，但其实是一个意思。肖像画，包括肖像版画在明清两代是繁盛的时代，举凡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仙佛圣贤等都以肖像的形式呈现。这种现象波及到戏曲小说领域里，虽然在明代不属于主流的表现形式，但是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依然能看到它的流变过程及微妙的造型意识。明刊本《西厢记》的莺莺像为半身像，属肖像画的一类，普遍认为明隆庆三年众芳书斋刊刻的2幅莺莺像是 《西厢记》版画插图的祖本，之后的一些版本或多或少参照了此本。

根据前文版本梳理，我们将崔莺莺的肖像分为4类，第1类为众芳书斋所刊的图内刊“莺莺遗艳”署“吴趋唐寅摹”的莺莺像，图内莺莺像有唐代仕女画遗韵，尽显雍容华贵之态。之后，黄鏻、黄应岳刻图本、夏缘宗刻图本、刘素明刻图本（两种）、起凤馆本及黄嘉惠本均将莺莺图像做反方向处理，而手托下颚的姿势不变。除黄嘉惠本外，其余诸本皆继承众芳书斋本的造型特征，不仅如此，起凤馆本和刘素明的两种版本在人物的服装上增添了图案，丰富了“莺莺像”内容。而刘素明两种版本在造型上的又有微弱差异，《盘迈硕人定本西厢记》 为单面狭长型版式，其“莺莺像”较之《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显得较为修长，且衣袖处理也不相同。

第2类为众芳书斋所刊的图内刊“唐崔莺莺真”署“宋画院待诏陈居中写”的莺莺像，亦为表现莺莺像的先导者，图内莺莺，身着唐代高腰绣襦，双手笼袖侧立，清丽动人。黄应光刻图本、何璧校本以及明末本 《西厢会真记》皆据众芳书斋本而来的，比较后得知，黄氏本及明末本较之众芳书斋本，其人物塑造显得娇小、修长，衣袖的刻画也稍有不同。何璧校本中莺莺抬手持花束（疑似），甚为别致。

第3类为陈洪绶绘图本，包括项南洲刻图本、西厢琵琶合刻本两种。这两种肖像的人物造型，除了在发式上稍有不同，其余没多大改变，且西厢琵琶合刻本图内左下无 “项南洲刊记”，应为翻刻本。将这两种与众芳书斋本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端庄、温柔，后者头部微微前倾，人物塑造更加精致、娇小，符合苏杭主流造型特征。

第4类为闵齐伋本和李告辰本，非以众芳书斋本为蓝本的。闵齐伋本构图中人物居右，给画面左边留出一大片空间，并刊署画家名及钤印，版框外四周环绕花纹加以点缀，在人物造型上，莺莺头部略为回望左侧，与身体形成扭转姿态，右手持纨扇，抬起的左手捏一纸片（推测为传递的信件），作者似乎在向观者传递某些信息，画面左边的空白或为引起观者的想象。作者还将人物作袒胸的描绘，这种极为大胆的处理他处少见，正如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史略》称其“半袒其肩胸，神情摇荡，意态如中酒，是最为大胆，也最为美好的杰作”，是对《西厢记》剧情的合理诠释。相较而言，李告辰本署名的莺莺像为单面版式，限制了画面的扩展，且莺莺的左肘已消失在版框外，图内无画家署名。

三、插图的主要作者

肖像画的特征之一是“肖”，要相似，要逼真，也要合理（诸如人物所携的物件、环境的渲染等）。明清两代所出现的肖像版画大都具备这些要素，要做到“肖”的依据主要来自于文字的描述，元稹《会真记》中对崔莺莺描写“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即是很好的说明。《西厢记》全剧围绕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曲本中就有许多对莺莺的描述，插图作者就是根据这些描述而再现莺莺像的。不过，通过上文的探讨可知，不同时期、不同画家对莺莺形象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

陈居中，南宋画院待诏，生卒年不详，有《文姬归汉图》《四羊图》等传世作品。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云：“专工人物、蕃马……”又《画史会要》记载，陈居中曾在开禧三年（1207）为崔丽人（即崔莺莺）画像，悉知他在1207年尚任职于画院，并擅长画肖像。在《西厢记杂录》中，陈居中开创的莺莺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晚明其他画家，致使后人难以超越陈氏的模式。

汪耕，明代徽州插图名家，除绘有玩虎轩本《西厢记》外，还有武林起凤馆和金陵继志斋本，但这两种刊本署名“汪耕”绘应为伪托。玩虎轩本《西厢记》为万历早期刊行，影响力较大，但从将“莺莺像”做反方向处理，得知汪耕所绘“莺莺像”并非原创。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名插图名家的知名度，他所绘的《坐隐图》《人镜阳秋》等版画作品，足以代表晚明徽派版画鼎盛时期的成就。

钱谷和汝文淑之名见于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首图一、二页左上角署“长洲钱谷叔宝写，吴江汝氏文淑摹”。此本“崔娘遗照”署“宋画院待诏陈居中摹”，冠以陈居中名不可信，实应为钱谷所绘。对照众芳书斋本“唐崔莺莺真”，此本略显清秀。钱谷，字叔宝，号馨室，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师从文徽明，取景多江南庭园景色，画风温和稳健。编有《吴都文粹》等。钱谷尚绘有陈与郊《詅痴符》四种本，《盛明杂剧》署二、三编本，是一位插图名家。汝文淑，明代女画家，《玉台画史》作汝太君。工画，所画扇十八面，山水、草虫无不臻妙。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艺二·闺秀画》谓：“三百年中,大方名笔,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

唐寅 （1470—1524），“吴门四家”之一，其人物画师承唐代传统，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有《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传世。本文所及《西厢记考》 中，“莺莺像” 署 “明伯虎唐寅写”，较之众芳书斋本秀丽的多。陈继儒在此本跋中对钱谷和唐寅作了精准的概括：“元稹之会真记，妙极形容，遂为千古风流绝调，淑宝（钱谷）此卷，是其合作，缩万象于笔端，实幻境于片楮，足称双绝。至唐伯虎谢元，生平颇饶风韵，故画工美人。此图莺莺，真雅韵风流，意更在笔外”。

陈洪绶(1599—1652)，晚明重要的人物画家。一般而言，关于他的人物画风格，后人评价他超过唐寅、仇英是有一定道理的，美术史上将他与北方的崔子忠并称为“南陈北崔”，说明他在晚明画坛的影响力。可是如果将其一生所绘人物画做综合评判，上述评价就不够确切，他在19岁时所绘的 《九歌》，其中“屈子行吟图”的仰视造型，线条细劲，人物伟岸，象一座丰碑。在描绘《西厢记》两幅莺莺像上又融入了画家自身对形象的理解，即明末苏杭的典型精巧风格。他所绘的《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4幅作品，构图简洁，略去背景，娇娘像造型极为优美，画中娇娘手持物件，或笛、或拂尘、或羽扇等，形象顾盼有神，衣纹花饰均极为讲究，形体感很强，美不胜收，为肖像版画中难得之作。

传统版画是分工合作的产物，是画家、刻工及印工通力合作的结果，为“莺莺像”镌刻的刻工中以下的几位值得一提。

黄鏻、黄应岳和黄应光是徽州著名的黄氏家族成员，根据《虬川黄氏宗谱》记载，黄鏻为二十五世，黄应岳和黄应光为二十六世[11]。黄应岳所刻作品极少，黄鏻所刻作品虽不算太多，但品质很高，如《养正图解》《程氏墨苑》《程朱阙里志》，而黄应光所刻作品数量极多且精，尤以戏曲、小说版画为最，如《水浒传》《元曲选》《容与堂六种曲》《吴骚集》等。《黄氏宗谱》记载他“迁杭州”，与家族其他成员旅居在杭州从事剞劂业，与当地画家共同推动了版画插图的繁荣。

项南洲，武林刻工，陈洪绶所绘《西厢记》及《娇红记》都由他操刀，镌刻过《燕子笺》《白雪斋五种曲》等戏曲版画，与徽州刻工亦多有合作传世，如《吴骚合编》《人物演义》《醋葫芦》 等，所镌版画作品精丽可嘉，是一位不逊于黄氏的刻工。

刘素明，明代建安刻工，作品中常常署有“素明笔”“素明刊” 或 “刘素明”。除镌刻过两种《西厢记》外，还镌刻过《三国演义》《洒洒篇》《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禅真逸史》《麒麟记》等大量作品。从这些作品的刊行地可知，他是一位长期往来于苏杭及福建的 “能绘善刻”的“版画家”。

四、结 语

众芳书斋本《西厢记》中莺莺像的出现，造就了晚明其他书坊对这种肖像模式的接受、变革这一事实。从接受的角度来说，以此为母本稍加变化便成为一种新的造型样式，它影响了晚明插图作者及读者对崔莺莺形象的普遍认知。从变革的角度来说，插图作者在对隆庆本的接受过程中，并非一味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的手法，他们根据自己对莺莺像的理解，创作出不同特色造型。从带有唐人仕女风范的形象，到对人物着装渲染，再到精巧的造型，直至大胆、摇曳妩媚的形象塑造，可以清晰地看出莺莺像的流变过程。的确，明代戏曲版画中以肖像为主流出现版画插图并不多见，同样的，莺莺像在明代戏曲版画中并非以主流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肖像版画中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