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君 刘金林 蒙思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并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红色文化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不仅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如李维军和杨丽(2020)从明晰政治前提、夯实经济基础、标注中国底色、提升社会认知、坚守生态底线五个方面论证了红色文化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作用[1]。龙柏林，李秋梅(2020)认为红色记忆是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根基的需要、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基础的需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基石的需要[2]。除此之外，贾红霞，范建刚(2022)红色育人工作有助于凝心聚力，铸牢贵州民族地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钟海燕，贾学锋(2021)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增进情感认同是北方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4]。尽管研究内容与视角略有差异，但研究观点一致认为，红色文化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单向作用，而应是一种双向互动。即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有助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工作有助于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但现有文献鲜有从量化分析视角研究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从而无法在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建立动态关联界面，为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具靶向作用的对策建议。本文借助物理范畴的耦合概念，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为打造二者的良性互动模式提供实践指导。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一)耦合度模型

1.功效函数

设变量Si(i=1，2)是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序参量，S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其值为Xij(j=1，2，…，n)，αij、βij是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稳定临界值点上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因此，功效系数Sij可表示为：

公式1

其中Sij为指标值对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反映了各指标达到系统目标的满意程度，Sij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越趋近1表现越满意。序参量Si可通过对Sij进行线性加权求和来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公式2

其中Si表示第i个子系统对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λij为序参量内各个指标的权重。

2.耦合度函数

耦，原指两人并肩而耕，农具“耒”(犁的前身)需要两人一起进行联合操作，是古代农耕时期对农业生产的描述。耦合，是从古代农业领域借用到其他领域，最先是在物理学范畴应用，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两种或两种以上运动形式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甚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刘耀彬等，2005)[5]，即：

Cm=m*[(S1*S2*…*Sm)/(S1+S2+…+Sm)m]1/m

公式3

将公式应用于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可化简为：

C2=2[(S1*S2)/(S1+S2)2]1/2

公式4

耦合度值的取值范围为C∈[0，1]，耦合度值越趋于1，耦合度越大，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大；反之亦然。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测算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公式为：

D=(C*T)1/2，其中T=γS1+μS2+…+κSm

公式5

D为耦合协调度值，C为耦合度值，T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S1，S2…Sm为序参量，γ，μ…κ为权重系数。将该公式应用于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则T=γS1+μS2。T的取值范围为T∈(0，1)，D的取值范围为D∈(0，1)，D的值越趋于1，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越高。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选取

基于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选取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作为红色文化子系统准则层评估指标。考虑到目前对红色文化经济价值讨论最多的是红色文化旅游(杨舜清，2016)①，因此选取红色旅游收入、红色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红色旅游景点的个数和游客人次作为经济价值准则层的评估指标。在文化价值准则层，通过红色文化宣讲方面选取要素层评估指标，包括宣讲活动次数、宣讲团数量。在教育价值准则层，通过红色文化教育方面选取要素层评估指标，包括教育基地数量、教育课程数量、专业讲解人员数和受教育人次。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内涵，陈瑛和郎维伟(2020)②、郑旺全和赵晓非(2021)均认为“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6]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核心在于加强“五个认同”教育(王延中，2018)，[7]增强各民族“五个认同”(郝亚明，2019)。[8]因此，以“五个认同”作为准则层，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子系统评估指标。

基于红色文化子系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子系统选取的评估指标，构建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评估指标体系

(二)权重确定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五个认同”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共同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因此，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权重均设定为0.2。对于红色文化子系统，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Saaty，T.L.)提出，核心思想在于将复杂的多目标综合系统分解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层次，构建递进层次权重决策结构模型。将多目标决策问题按照目标、准则、方案分解为不同的结构层次，在同一层次间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方法，测算出每一层次各元素的具体权重值，从而为决策提供最优依据。与层次分析法(AHP)相比，模糊层次分析法克服了其难以保证思维一致性的问题，从而使决策方案更具精准性。模糊层次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优势为解决复杂的多目标问题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决策分析方法。根据红色文化子系统，将这一目标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各因素相互关联及隶属关系将其分为多个层次，形成一个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多层次分析模型。接着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决定二级指标即要素层对一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权重是专家经验和决策意志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多目标决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一般来说，对于层次简单、指标数量不多的评估指标体系，其权重可以通过均分法或者主观决策直接确定。但在红色文化子系统中，为了避免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偏好、主观臆断及一致性难以保证，增加多层次指标权重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合理性，特构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来确定13个指标的权重。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5位专家对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两两比较的重要程度打分，最后取5位专家打分的算术平均数构建指标间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根据专家打分法计算的红色文化子系统权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各级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

表2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各级指标权重

三、耦合协调度分析

(一)数据来源

基于表1所构建的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评估指标体系，以百色市为例分析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协调度。关于红色文化子系统各要素层的数据，主要是从百色市文旅局、百色市宣传部、百色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收集而来，部分来自百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公开报道数据。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各要素层的数据，主要参考刘金林团队关于2019-2021年百色市那坡县、靖西市居民“五个认同”调研结果③。在“五个认同”的调研中，通过镇、街道(村)、屯、家庭户四级抽样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五个认同”两大部分。“五个认同”分为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合计四十九个评价指标。为验证抽样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s alpha)一致性系数α进行检验，计算方式如公式6所示；问卷的效度检验采用KMO检验(因子分析的统计检验)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性检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五个认同”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表4 “五个认同”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结果

公式6

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α的取值范围为(0，1)，当α<0.7时，问卷内部的一致性信度不足；当0.7≤α<0.8时，表示问卷内部具有一定的信度；当0.8≤α<1时，表示问卷内部的一致性信度非常好。KMO统计量取值范围为(0，1)，当所有统计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接近1；KMO值越接近于1，意味着统计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反之亦然。一般地，当KMO值大于0.6、Bartlett球性检验的P值小于0.05时，说明调查问卷具有结构效度。因此，由表5和表6可知，2019-2021年“五个认同”调查问卷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都大于0.8，KMO值分别为0.784、0.801、0.818，相应的P值都是0.000，说明2019-2021年关于百色市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调查问卷数据具有非常好的信度和效度。

(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不同的评估指标之间，数据的计量单位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消除不同量纲和量纲单位之间的影响，方便不同评估指标间的比较。运用极差变换法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Lij=(Xij-βij)/(αij-βij)

公式7

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αij、βij分别表示i年间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红色文化子系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各评估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如表5所示。

表5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各指标标准化数据

(三)耦合度分析

1.综合序参量

首先，按照功效系数公式(公式1)计算出要素层指标的功效系数。对于功效系数公式中的αij、βij值，每一个指标的上下限，分别取表5中三组数据(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次，根据各指标权重以及功效系数，按照序参量公式(公式2)，计算出红色文化子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的综合序参量值(详见表6)。红色文化子系统在2019-2021年的序参量值分别为0.363、0.191、0.88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在2019-2021年的序参量值分别为0.324、0.451、0.645，表示2019-2021年这两个子系统对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有序度的贡献分别为0.363、0.324；0.191、0.451；0.888、0.645。序参量结果表明，红色文化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波动幅度大，2020年出现下降后，在2021年直线上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则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其数值仅有2020年高于红色文化子系统。

表6 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序参量

2.耦合度

根据表6的两个子系统综合序参量值，按照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耦合度公式(公式4)，可计算出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2019-2021年的耦合度分别为0.998、0.914、0.987。

耦合度值的取值范围为C∈[0，1]，关于耦合度作用层级的划分，刘耀彬等(2005)[5]、周正柱和汪俊龙(2020)在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时，[9]蒋辉和刘兆阳(2016)在研究贫困地区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的耦合度时，[10]均将0

(四)耦合协调度分析

按照耦合协调度公式(公式5)，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中，T=γS1+μS2。权重系数γ、μ的值，取决于红色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鉴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中的主线地位，参考张荣天和焦华富(2015)、蒋辉和刘兆阳(2016)、金钰莹和叶广宇(2019)、张帅等(2021)按元素重要程度赋值的研究成果，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子系统的系数μ设定为0.8，将红色文化子系统的系数γ设定为0.2。据此可计算得2019-2021年系统综合评价指数T的值分别为0.332、0.399、0.693，2019-2021年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耦合协调度D的值分别为0.578、0.604、0.827(详见表7)。

表7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D的取值范围为D∈(0，1)，在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上，郭俊华等(2020)在研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同性时，将0

表8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由表8可知，2019-2021年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别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阶段(详见表9)。这表明近三年来，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协调程度逐步增强，二者的良性互动已显现效果。尤其是2021年，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处于良好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值较2020年增加了0.223。究其原因，从原始数据来看，这主要是红色文化子系统各项指标数值2021年较2020年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红色文化旅游收入增长75.85%、红色文化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49.73%、游客人次增长59.17%、红色宣讲活动次数增长78.53%、受红色教育人次增长27.21%、红色教育课程数量增长53.33%。

表9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

四、提升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耦合协调度水平的路径

基于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耦合，已形成良性互动模式。耦合度结果表明，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促进作用显著。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与“五个认同”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促进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宣讲、红色文化教育有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而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度的增强，又有利于促进红色文化旅游、开展红色文化宣讲、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其二，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调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实证结果来看，2019-2021年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别为勉强协调(0.578)、初步协调(0.604)、良好协调(0.827)，二者已形成良性互动，在实现自身平稳发展的同时，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逐渐增强。即百色市通过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又保护和传承了红色文化。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距离优质协调阶段(0.9≤D<1)，还有一些差距。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进一步铸牢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证分析表明，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耦合，已形成良性互动模式，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深入分析百色市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21年百色市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宣讲、红色文化教育各项指标数值较2020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时，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协调度值增加0.223，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从初步协调跃过中级协调阶段达到良好协调。由此可见，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推进红色文化宣讲、强化红色文化教育是提升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耦合协调度水平的重要路径。

(一)推动红色文化进产业，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1.高质量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推动红色文化走进旅游产业，发展红色旅游，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是红色文化经济价值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之一。并且，红色文化旅游会通过旅游体验-红色情感-认同的方式提升旅游者的国家认同(刘润佳等，2021)⑧[12]。也会作为一种互动仪式活动传承红色记忆(李卫飞等，2021)⑨[13]。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一是加强红色文化保护利用，落实责任人制度，开展革命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和定期排查，对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事件等建档立卡，分内容、分类型建立红色文化明细清单及数据库，全面摸清区域内红色文化的家底和保护需求，并加强革命老区重大纪念设施项目建设管理，定期按质对红色文物进行检测保修，为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提供素材和内容。二是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在加大对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具体目标等，分区域、分内容、分类型对红色文化进行整合，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类型，设计精品旅游线路，使同一主题的红色文化贯穿成一线，打造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游生态，增强旅游效果。同时，通过对红色文化的整合，凸显核心红色文化旅游主题，树立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扩大知名度。

2.大力发展红色文化影视产业

影视产业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二者结合而成的红色文化影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价值实体，其本质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郝英杰等，2008)[14]。以红色革命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影视作品，已逐渐成为当下影视产业的热门，在弘扬红色精神、激发人们爱国主义情绪的同时，获得了表现不俗的经济效益。如庆祝我国建党100周年优秀电视剧《觉醒年代》，火爆“出圈”，收益率为1.459%、收视份额为5.259%、播放量超3亿，受到了超高关注和评价；抗美援朝题材战争电影《长津湖》，票房收入超56.94亿元，位居2021年全球电影票房榜榜首、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红色影视产业具有宽阔前景，推动红色文化进影视产业，亟需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影视化建构式改编和重构式改编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红色文化影视改编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既通晓红色历史又擅长剧本创作的人才，为红色影视产业提供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与高等院校、培训机构等合作建立教育基地，对现有影视改编队伍进行红色文化相关知识普及和培训，提高其对红色文化相关故事人物的理解和感悟能力。通过红色文化影视化建构式改编和重构式改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生动形象的样本和事例。

3.积极发展红色文化创意产业

推动红色文化与文创产业相结合，推出以红色文化为题材和对象所开发的文创产品，是焕发红色文化生命力和魅力的有效途径。发展红色文创产业，将红色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注重提升红色文创产品设计者的创意能力和叙事能力。深入挖掘每一个红色故事、人物、物件等背后的故事结构，充分了解每一个红色文化符号、红色人物形象、红色历史图案背后蕴涵的意义，通过抽象、演绎、归纳、叠加等艺术表达方式创造新的红色文化图案和符号，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素，如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标记等，使所设计的红色文创产品成为红色故事及人物情感链接的节点，赋予新设计的红色文创产品时尚、流行且富有生命感的艺术设计灵性的同时，强化每一个红色文创产品背后承载的情感逻辑和时空意义，将红色文创产品从单纯的承载红色文化的物品转化为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蕴和情感价值的文化消费品。

(二)推动红色文化进社区，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

1.深入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

第一，注重宣讲话语的代际转换。切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目标，把红色文化宣讲话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转换。将历史发生存在的红色遗迹、红色建筑、红色器物、红色文艺等实现与现代生活对接，减少红色文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感。切勿“为宣讲而宣讲”，变成一种单向度的灌输行为而失去了红色文化原有的光辉，适当加入情感元素，使得红色文化宣讲在群众身上真正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第二，加强红色文化展示建设。在有条件的城乡社区，特别是具有红色文化的社区，建设“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长廊、文化广场等红色文化宣传设施，增强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宣传效果。

2.广泛开展红色文化艺术活动

在社区开展以“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的文化艺术活动，以红色人物、故事为题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载体，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心入脑。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根据不同的红色文化主题，排练不同的演艺活动。如广西结合壮族的民族文化，以百色起义为演出主题，制作了壮剧形式的《百色起义》；以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为人物主题，制作了大型民族歌剧《拔哥》。整合现有的红色文化演艺节目，并分批次、分类型推动这些红色文化演艺节目下沉到社区，在群众“家门口”举办红色文化演艺活动，通过红色历史事件、红色人物、红色歌曲等将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的历史刻在村(居)民脑海中。

(三)推动红色文化进学校，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1.将红色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

根据红色文化划分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类型，将校园文化建设分为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统一规划学校的红色文化建筑布局，借助红色文化建筑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一是局部规划红色文化建筑，可利用学校步道，沿线打造主题教育文化长廊，如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打造“奋进百年路”红色文化教育长廊。二是整校规划红色文化建筑，根据学校发展历史及学校所在地的红色文化概况，将整个学校的基础设施规划为红色文化建筑。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一是通过标语、横幅、海报、手册等宣传资料，将红色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宣传。二是以重大纪念日、节庆日为契机，制定红色文化教育主题，通过专题展览、舞台晚会、演讲报告、研讨论坛等活动形式，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

2.推动红色文化进课堂

推动红色文化进课堂，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各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编写红色文化教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根据红色革命历史编写大中小系列红色文化教材，包括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中专)、大学(含高职高专)。在编写内容和形式上，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突出趣味性、实践性和差异性，通过生动活泼的图文风格、清新流畅的语言文字，以讲故事的形式，使学生懂道理、会做人、能接班。除此之外，也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现有的思政教材，实现思政教材的一书两用。第二，开设红色文化课程。各级各类学校、机构应该根据教学情况，利用微课堂、线上课堂等形式开设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红色文化课程，如百色学院开设的“红色经典微型选修课”、如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开设的《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红色文化精品课程。第三，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开展革命历史现场教学的最佳场所，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学校、机构组织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专题研学活动，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以现场讲解、实地观看、交流感悟等方式，培育广大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注释：

①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各地掀起了对红色文化经济价值的研究热潮。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红色文化旅游的研究。详见杨舜清：《国内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研究综述》，《新西部》(理论版)2016年第2期。

②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承载本体，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和政党认同同为政治认同。其中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认同，体现了爱国情怀；政党认同和制度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现实选择，代表了人民的共同意愿。详见陈瑛、郎维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再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③关于“五个认同”的调研数据，部分已公开发表。详见刘金林、马静：《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

④详见唐晓华、张欣珏、李阳：《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协调发展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53卷，2018年6月。

⑤郭俊华和王阳在研究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关系时，将耦合协调度等级细分为10种：极度失调(0.0，0.1)、严重失调(0.1，0.2)、中度失调(0.2，0.3)、轻度失调(0.3，0.4)、濒临失调(0.4，0.5)、勉强协调(0.5，0.6)、初级协调(0.6，0.7)、中级协调(0.7，0.8)、良好协调(0.8，0.9)、优质协调(0.9，1)。详见郭俊华、王阳：《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关系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⑥刘安乐等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度等级细分为7种：重度失调(0，0.15)、中度失调(0.15，0.25)、轻度失调(0.25，0.45)、失调-过度阶段(0.45，0.55)、初步协调(0.55，0.75)、良好协调(0.75，0.85)、优质协调(0.85，1)。详见刘安乐等：《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经济地理》第40卷第6期，2020年6月。

⑦廖重斌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等级划分为10种：极度失调(0～0.09)、严重失调(0.10～0.19)、中度失调(0.20～0.29)、轻度失调(0.30～0.39)、濒临失调(0.40～0.49)、勉强协调(0.50～0.59)、初级协调(0.60～0.69)、中级协调(0.70～0.79)、良好协调(0.80～0.89)、优质协调(0.90～1)。详见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热带地理》1999年第2期。

⑧刘润佳等在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红色旅游情感作为中介变量，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研究案例地，分析红色旅游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作用机制。详见刘润佳等：《红色旅游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第36卷第7期，2021年7月。

⑨因此，红色旅游的专有仪式情景是仪式展开的必要条件，仪式情景中的软记忆和硬记忆共同构成了一个记忆之场，如何实现二者互动融合，是红色旅游规划开发实践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详见李卫飞等，《红色旅游传承红色记忆的理论逻辑与动态过程》，《自然资源学报》第36卷第11期，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