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红艳 唐晓勇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演进中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习总书记审时度势并对民族工作科学研判，高屋建瓴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新时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和根本遵循，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华民族磅礴伟力的源泉。当前，教育部等八部门颁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指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好‘五个认同’工作机制，扩大各族青年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进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1]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特殊又重要的群体，是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易受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利益主义等影响，加之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分裂与西化，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的认同危机乃至“价值颠覆”，成为新时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聚焦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开展研究，既是新时代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义，也是坚守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事业繁荣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关涉立德树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学界直接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意义、现状、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认同措施。如郑锦阳、邓淑华(2020)、杨栋艳(2020)、肖凤伟(2020)等。郑锦阳、邓淑华(2020)从学习和把握高校思政课的核心内容、构建以“五个认同”为主题的高品质校园文化、整合社会实践资源等有效推进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培育[2]；从实证角度，主要是对部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如李从浩，汪伟平(2021)对全国29所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研，提出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认同结果有显著影响，在“五个认同”教育中要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3]。梁莹(2019) 测量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环境对民族院校大学生“五个认同”产生的影响[4]，肖瑞仙、张晓芳(2017) 把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教育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经济发展、学校与家庭教育[5]。间接研究是引入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进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一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彭尚源(2020)提出通过改善民生、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共有历史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实现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6]。周俊利(2021)提出通过文化体验和交流增强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二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顾斐泠、刘兴全(2020)提出通过铸造信仰认同、增进理论认同、激发价值认同、整合利益认同、建构话语认同、培育情感认同等路径[8]；董杰(2019)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研，从认同与行为倾向的关系出发提出相应对策[9]。三是从教育教学方法的角度。王艳、刘毅(2020)提出基于深度学习与深度体验的有机结合构建民族高校“五个认同”教育过程[10]；杜娟、许军华(2021)引入OBE理念，以“五个认同”骨干人才培育计划为例总结出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创新机制[11]。四是从其他学科理论的角度。孙琳(2020)将群际接触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与实践策略应用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的具体实践路径之中[12]。从研究广度看，现有研究阐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价值意蕴、内涵挖掘、现存问题、培育路径等，为把握“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等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现有研究多限于从外因的角度对“何以认同”和“以何认同”进行宏观阐释。从研究深度看，一方面，缺乏从内因根源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内部环境与“五个认同”的关系开展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缺乏从教育规律角度透析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生成机理和实现路径。

一、新形势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生成的理论反思与现实关照

(一)理论反思

认同属于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范畴，“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①。内嵌于实践活动的自我认同，既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其他认同的出发点，也是其他任何一种认同的归宿[13](P79)。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五个认同”的生成主体又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其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有着比一般同学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之固有的民族意识使其在双重角色下的认同过程具备更鲜明的“自我—他者”界限。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其接受的“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在多重维度交互作用的契合与张力，即“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对认同实效起关键性的机理作用。因此，新形势下如何从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视角，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生成机理进行“要我认同”和“我要认同”的本质性理论反思与现实关照，破解现实中自我认同与认同教育之间的张力，提升“五个认同”教育立德树人的实效性，培养真正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少数民族人才，是本研究的首要问题意识和目的所在。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的特点

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②他认为这种反思力量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三种力量之一，自我认同的核心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包括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个体在实践过程中与他人和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个体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达成一致的状态。这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殊性，其理想的自我认同状态应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具有经验反思性。在自我认同结构中，外界赋予的认同经验(自我认同之外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社会认同等)和自我建构的认同经验相互作用，经验反思性使得个体有意识地根据对自我实然、应然和将然的状态进行自我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反思性主要受到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长期所处的本民族生活场域中通过实践所形成的思维沉淀，为自我反思活动提供能力和素材，这是外赋性因素产生影响的内在根据；二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教育和教育场域，特别是进入到文化交融密集的高校场域后对个体认知的干预和驱动，为反思活动提供动力和参照。其次，具有连续一致性。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不仅仅是作为个体行动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被给定的东西，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持的某种东西。”②具体包括：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个体具有明确的自我导向目标意识，为个体提供人格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在环境影响因素方面表现为人与环境交往的持久互动性；沿用过去经验的同时更新认知结构保证自我发展轨道的连续性。最后，具有主观适宜性。通过自我明确的是非观和理性能力把自我价值标准与社会的外在要求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在内心产生一种包括忠诚感、自尊感和成就感在内的和谐一致的感受。可见，自我认同不仅是与自我意识、个体人格密切相关的心理现象，而是个体在社会发展中形成最基础层面的自我反思性和连续性、个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与环境进行交往互动形成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个人自我认同的和谐一致性。

二、生成机理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逻辑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交互达致与认同生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共同体意识”是对“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14]，而“五个认同”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统领性的要素和最具本质属性的核心内容[15]，“五个认同”能否生成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铸牢”。“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意识观念要经历复杂的“移入改造”过程才能形成反映与确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机理分为因应性机理、感应性机理、思想场机理。作为“五个认同”生成的主体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本文选取符合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内部环境规律的因应性机理，用联系、发展、全面的眼光把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视作具有内在逻辑的完整体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动力因、压力因、激励因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对认同实效起关键性机理作用。两者交互达致，意味着积极的自我认同与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功能形成了良性循环。

1.动力因。动力因是指促成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或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类社会的动因，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是人的需要。需要作为人的本性，是“基于人与环境不平衡而产生趋于平衡的一种自觉倾向”④，“不为满足自身需要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无法忍受的活动，个人离开其需要去从事某种活动是不可思议的”④。“五个认同”的生成的逻辑起点就在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满足自我与社会的本体功能间的交互作用。其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建构和社会教育塑造互动的过程和产物。马克思很早就看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③。自我认同的起点是个体通过向内的反思性认识来建构的，进行个体反思性的实践活动是自我认同实现的前提，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对“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功能，从而形成“反思性理解的参照系”。“五个认同”内涵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和价值观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精神层面的核心，决定着其自我认同结构的面貌、性质和方向，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促使其不断反思自我生命与精神世界的联系，协调其适应和认同客观外部世界，在情感与理性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其二，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本民族生活环境进入高校，有强烈的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集体身份认同的需要，而这正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其提供塑造自我、反思与选择能力的互动过程。广泛而深入的“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是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这种反思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方式。通过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内部参照系统”，能够帮助其认识自己作为改造物质世界和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从而提高其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在其意义世界建构过程中完成从自然属性提升到社会属性的“超越性存在”，从对自身发展和完善的个人层面的自我实现需要，升华为渴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社会层面的自我实现需要。

2.压力因。压力因是接受“五个认同”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内部环境之外的强制性力量。压力，从教育学角度理解则是规范、要求与约束。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有本民族成员的族属身份，意味着要接受与其处于同一群体、同样地位的各个社会生活成员间形成的约定性、既成性、体现该群体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同时又是国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培养的高校大学生，意味要遵守、接受并符合国家、社会、学校对一名合格大学生应具备的思想素质要求。其一，从内容而言，“五个认同”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规约性。确保坚定的政治方向、具备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目标要求的政治素养和思想品德素养，是成为一名合格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首要标准。在这个层面的压力因实质，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必须接受高校对其施加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引导、行为规范、人格塑造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操作层面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列为必修课、思想政治素质“一票否决”等制度规范性强制力。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及规律来看，“五个认同”的内容属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品德结构中居于内核的思想系统，主体在过去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品德可称为内部品德环境，即原有思想状态。有学者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思想受到启发，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关于认同中华民族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15]。从自在到自觉，体现了原有思想状态与社会新要求的思想状态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即“内部品德状态-外部教育影响—主体通过活动和交往接受外部影响—思想矛盾运动—形成新的内部品德环境”。其二，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的经验反思性、连续性、一致性和主观适应性所包含的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倾向等心理要素，构成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结构中的心理子系统，成为“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发端、条件和动力，同时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发展、塑造个体人格的归宿。少数民族大学生内部自我认同与外部教育塑造之间要不断趋向一致才能保证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压力因才能转为动力因。从发展规律来看，人的思想品德是在主体社会实践基础上，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客观规律并在客观外部环境影响与主观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和主体内在思想矛盾运动转化的过程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的。

3.激励因。激励因主要指激励性功能和激励性环境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教育生成的推动作用。其一，激励因离不开动力因，即满足需要才能激发认同动机。“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渗透性的激发精神动力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合理的物质激励和有效的精神激励，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追求自我认同过程中维持主观适宜性的需要。具体而言，一是用榜样激励法树立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榜样，通过典型事迹的公开宣传示范，激励其他少数民族大学生提升自我，创优争先。二是用情感激励法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情感需要，特别是要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密切相关，通过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差异、关心学习生活、理解融入落差、信任个体品德、满足现实需要等有效手段激励其实现“理想自我”。三是用奖惩激励法正向强化其积极动机和正确行为或者警示其不良动机或错误行为。通过各类激励，促使少数民族大学以自我明确的是非观和理性能力，把来自本民族的自我价值标准与社会教育要求进行整合，再经过自我调整、自我适应，最终在内心产生来自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忠诚感、自尊感和成就感，这是产生并保持认同稳定性的重要心理条件。其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接受“五个认同”教育的过程离不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众传播等宏观环境，以及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和同辈群体等微观环境。若把自我认同和“五个认同”的生成视为主观环境，宏微观环境便是客观社会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经过社会实践使以国家观、民族观、政治观、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品德诸因素不断平衡发展，知与行从旧质到新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最终形成“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思想倾向和行为习惯。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交互冲突与认同危机

根据美国学者凯尔曼提出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④，围绕本文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可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划分为自在-依从、依从-接受、接受-认同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表1 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生成的不同阶段

理想状态下“五个认同”生成的三阶段，遵循因应性生成机理接续发展、不断循环、螺旋上升，最终从自在到自觉，形成最坚决、最稳定、最可靠的“五个认同”。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过程中，随着自我认知构建，受教育者可能会产生对教育价值认知的偏离、对教育内容认知的不一致、对教育方法的抵触等情感、态度，在教育过程中出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不学”，教师要求的“做”与学生的“不做”的现象，这些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均是思想冲突的具体表现[16]。根据交互规律，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交互冲突的原因有两个“未能”，导致交互闭环“断链”，认同阶段“中断”，因应性生成机理“失能”。其一，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建构失败，未能形成“五个认同”思想品德形成的发端、条件和动力。积极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和社会进行能动性互动，个体通过内在参照体系形成自我反思，使思想和行为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态。与此相反，消极的自我认同源于脱离社会实践塑造的自我建构，单凭自我意识在封闭的个体状态下无法萌生存在感和意义感，缺乏对自我反思性参照系的需要和动机，导致对内无法生成定位感、方向感等完整的自我感，继而无法形成稳定的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一切又是对外生成个人与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基础和形成积极自我认同的根本动力因。其二，“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足，未能发挥对自我建构的塑造功能。主要表现在“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因内容、方法、载体、环境等滞后导致原有的个体性生存、发展、满足功能失效，未能满足少数民族大学自我认同发展的需要。此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形成向内的自我反思能力和条件，自我认同停滞在“自在-依从”阶段，其发展过程与“五个认同”的教育塑造过程出现不一致而渐行渐远，影响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和主观适宜性生成，少数民族大学生无法在社会群体中获得信仰系统来应对社会意识形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无法在群际中获得价值感和归属感以及个体参与的动力。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无所不在地构筑、贯穿、交织在个体自我认同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是增大了交互冲突的可能性。当外界出现的多元价值与“五个认同”所主导的价值观，在特定场域、特定时空情境下产生巨大张力时，少数民族大学生往往因缺乏经验反思性和参照系统，无法根据自我实然、应然和将然的状态进行建构式选择，会对“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价值和行为规范产生极大逆反心理，拒绝承担大学生角色和使命从而陷入认同障碍、认同矛盾、认同危机乃至认同解离。其中，认同解离是历时性最长、最严重的后果，指个体原本认同的价值观念在外界影响及他人作用下所发生的使原有价值认同消散或结构的过程[17]。交互冲突不仅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在思想与情感上陷入混乱、痛苦，更阻碍了“五个认同”主导价值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自然传播与植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刚刚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进入新的陌生环境，尚处于“五个认同”的“自在-依从”阶段，先前的经验和意识观念加之新的社会影响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的价值观内化产生“路障作用”的可能性较大，影响认同进程，甚至产生安全稳定的隐患。

三、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实现向路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生成与接受“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想状态是两者交互达致认同生成，但现实中交互冲突不可避免。毛泽东指出，要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⑤。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直面问题，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交互达致与交互冲突的内在逻辑关系，结合实际透析并合理利用因应性生成机理，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内生性制约和转化。

(一)激发动力因：透析“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

动力因源于需要以及对需要的满足程度。“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做通人的认同工作，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激发动力因的核心是明确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结构和现有认同素养水平，包涵了超越知识与能力二元对立而凸显情感、态度、价值观，特别是人的反省思考，在知识、态度、能力、行为之整合与特定情境间的因应互动体系，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工作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现实基础。要在两个层面开展研究：

其一，多维度分析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五个认同”教育的特殊性。一是生源差异性。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因素的作用，不同民族的地域经济文化差距较大，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二是易受影响性。因地缘接壤、族属同源易受到接壤国家的思想渗透和政治分化；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民众朴素的宗教感情煽动宗教狂热企图分裂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为其培植分裂势力的重点对象。三是需求现实性。由于学习背景、经历和难易程度与汉族同学有较大差异，进入高校后少数民族同学面临的学业困难尤为突出，加之生活习惯等差异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有着强烈的顺利完成学业、融入集体生活、渴望人际交往等现实需求，能否及时化解负面情绪、有效满足其现实需要，关涉“五个认同”认同生成和安全稳定。

其二，利用认同测量工具深入开展实证研究。基于“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在测量的不同维度呈现出不同的认同特点，其生成逻辑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密切相关”这样的研究假设，主要从国内外民族认同理论与测量工具、本土化问卷的编制与测量、差异性分析和关联性分析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测量的实证研究不多，此处所指的实证研究在问卷测量内容方面要包涵自我认同的相关内容，以此为前提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测量工具进行“五个认同”本土化的定量与定性问卷编制，框架图中“五个认同”的具体测量内容借鉴了李从浩，汪伟平[3]对29所高校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

(二)转化压力因：把握“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特点

“当思想政治教育从说教走向对话，从真理的化身走向时刻面对现实的自省，从无可置疑的理论权威走向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源泉”[17]。“五个认同”教育把握时代特点因时而进，才能促使学生从“要我认同”向“我要认同”和“我能认同”转变。立足新时代少数民族大生的特殊性和认同规律，重点围绕新媒体时代对认同教育的挑战提出相应策略。

当前，新媒体已成为“时代标识”。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多样化发展的深入，“互联网+”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新媒体成为传播各种思想文化的重要媒介途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新媒体产品具有满足青年好奇心的优势，西方利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输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虚拟教会和网络宗教组织应运而生，纷繁复杂的思想浪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内容的本质性理解与认知，同时对以传统思政课程为主渠道的“五个认同”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课程载体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的中介，它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对社会成员进行一定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成员认同民族、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重要渠道”[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要清醒认识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我认同和“五个认同”的双向建构需要比一般同学更为强烈，崇尚自由和渴望现代美好学习生活，本身就是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建构自我认同的现实需要。在“五个认同”教育过程中，要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以何种问题逻辑来实现深度融合，突出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的研发和广泛共享，通过建造数据挖掘技术支持的数据集成中心系统，研究信息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学设计、学习方式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新模式，将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与网络化学习优势相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性与教育融合，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伟大祖国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的生动印证和鲜活视窗，比如VR(虚拟现实技术)等有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浸润式”学习中深切体会到“五个认同”的理论魅力、思想活力、精神穿透力和现实感召力，赋予其作为时代新人应兼具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力量。因此，以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推动“五个认同”教育创新，实质是把握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关系，以符合时代特点和学生认知规律的模式，真正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单一独白向双向互动转化，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性的精神导向与对个体的思维塑造、主体激励将结合，坚持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动人，才能赋予新时代思政课富有生命与情感的“可盐可甜”、立体生动以及无可替代的价值吸引力。

(三)创设激励因：创新“五个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五个认同”教育必须善于创新方式方法，才能将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知识及对新事物的追求整合成求真、求善、求美的社会理性需求，激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追求真知、追求理想中将自我建构与自我实现提升到投身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境界上来。

其一，多维建立“五个认同”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基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需要和认同素养，建立考核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主体协调一致的科学合理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既可衡量“五个认同”教育实效性，又可促使思政课质量提升，更是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过程中提供向内反省和选择的重要“自省参照系统”。对比传统根据教学目标设置知识考核的“强调共性”方式，在考核内容上要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行为展开多元评价；考试方式上“以学生的课堂表现为主实施课堂考核，侧重评估学生的情感态度；以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和日常行为表现等为主实施行为考核，侧重评估学生内化理论、践行“五个认同”的状况；以知识考核为主实施试卷考核，侧重评估学生对“五个认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论分析运用能力”[19]；考核主体上，突破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评价转为教师-学生双主体评价，广泛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等多向互动的考核方法，增强考核评价的激励目的。据此，可从知识、态度、能力、行为设计“四维十项”评价表(见表2)。[19]295

表2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表

其二，系统创新“五个认同”场域式教育方法。当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教育尚处于“自在-依从”或“依从-接受”的交互阶段，需要特别关注其双重认同特征：一方面作为受教育的客体，容易对显性的、直接的、目的性很强的认同教育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另一方面作为认同主体，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和社会环境的左右。柯尔伯格曾指出，利用隐性课程和日常活动进行道德教育，比显性的教育方法更有效⑦。因此，选择以场域构建的方式使工作意图不明显的场域式教育方法，是符合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和认同特点、促使认同生成的有效路径。“场域”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提出，是“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20]，是环境以一种功能性情境和氛围出现的形态意蕴。据此概念结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发展与认同密切相关的“心理场”“学习场”“网络场”和“社交场”等，其中“心理场域”是实现自我理解与反思、自我构建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与“五个认同”教育交互达致的关键。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提出“心理场”是贯穿情感、智力等多元成分、要素的复杂关系网络，用以考察人的心理和行为，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都指向心理上相互接受、相互信服、相互认可的状态形成。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构建期待与信赖的心理场域，重点在形成并维护“心理契约”、运用理解与对话的方法、展现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能够有助于双方形成共同的观念、情感、思想及体验，促进施加教育者和接受教育方在精神、情感、态度、思维和价值观方面的直接交流。[21]

其三，打造特色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教育工作法。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打造特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工作法，是认同从理论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目前部分院校的特色工作法极具推广价值，注重系统谋划，将教育跨度“关口前移”到预科阶段再接续延伸到大学阶段，覆盖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学习场域、网络场域和社交场域，搭建理论实践、情感嵌入、职业规划、文化育人四大平台，将思想政治教育阶段划分为以集体主义等基本理念学习为主的预科阶段、以道德和法律基础知识学习为主的大一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为主的大二阶段、以专业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主的大三阶段、以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为主的大四阶段等五个阶段⑦。

四、结语

积极的自我认同是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的充分实现，是个体在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层面的高度统一。“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把人的个性发展看作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尺度，是塑造自我建构、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否实现生机勃勃、健康积极的自我认同，也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标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既是“五个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端、条件和动力，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根本目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思想指导下，经由社会实践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健康的心理品质，促使其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实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自我认同，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较为稳定的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理认同、思想倾向和行为习惯的总和。当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思想品德结构稳定生成，少数民族大学生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论，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自我认同的“理想自我”得以实现，继而形成新一轮的自我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达致作用。由此，自我认同过程中的个体知情意信行诸因素辩证发展、从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样的循环往复，继而实现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思想品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的矛盾运动的循环。

注释：

①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224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④马芳、黎翔：《教育心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04 页。

⑥Power，C&Kolbe，L：Using a Hidden Curriculum for Moral Education，The Edeucation Digest，Vol.IIINo.9.May，1987.

⑦参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工作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程园学工”《辅导员特色工作法》，2022-01-29.